大槐树，槐树槐，槐树树下搭戏台，人家的闺女都来了，我家的姑娘还没来，套上车，抱上孩，马玲儿声响叫了来 我光着屁股的孩童时期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长大的。因为喜欢唱儿歌，村上的老人们都喜欢我，见了不给他们唱上一段就别想走过去，唱完了，他们常常说：“这孩子长大了会是个文才。”“说不定是个文艺作家呢。”“”总是一番夸奖。 我们村小，小学学校是复式班，一、二、三年级都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二年级的学生刘长生读课文，他本来就是有些磕巴，有的字还不认识，读起来磕磕绊绊，老师一生气就说：“你念书都念到哪里去了，让一年级的同学给你念念听听。”老师说着就转到一年级这边，老师把他手里的课本递给我说：“刘天亮，你读一下第一段给他听听。”我接过二年级的课本，我就没有学过，看着有些陌生的文字，老师既然让我读可能就差不多吧，我就大着胆子读起来：“刘胡兰十三岁，参加革命游击队”嗨，别说，还真的没有难住我。结果我是自讨苦吃，我跳了一级，和三年级的留级生一起上了三年级。那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学习吃力，就是个头小，体育课、劳动课都跟不上去，到了初中我的年龄最小，我便成了坐在最前排的小不点。 由于特别喜欢数学，往往是学到了课程前边去，我的同桌，每次都是抄我的作业，教数学的邵老师批评他说：“你不要把同桌当成活神仙，升学考试的时候，是一个人一张桌子的。”结果邵老师无意中的一句戏言，给我取了一个“活神仙”的绰号。 教语文的黄老师是个女的，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她知道后就特别关注我的学习。有一次语文课讲的《武松打虎》，不是重点课文，预习了一节课后，黄老师在班上询问：“能讲出课文大意来的举手。”我一下子举起了手，我坐在最前排看不到后边的同学有几个举手的，老师讲：“除了刘天亮之外，全部把这篇课文背过，下节课检查背诵课文。下课！”课后，周围的同学都羡慕我能逃过背诵课文这一关，我也没有当回事。 又到了上语文课了，老师说：“还背不过课文的举手！”我很诚实的举起了手。我回头一看，就我一个人举着手。老实说：“刘天亮请放下手。其他的都背过课文了？”没有人回答，老师开始抽查：“刘晋俊，你背诵一下第一段。”这个平时数学倒数第一的同桌很流利的背诵了下来，老师又分别抽查了几个，还好，都能背过了。 老师走下讲台，走到我的跟前，突然说：“刘天亮，上讲台上去，讲一下课文的大意。”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抽查弄得头都大了。我壮了壮胆子，走上讲台，我没有按照课文的顺序，而是按照我曾经听过的一段评书《武松打虎》讲起了故事，我曾经被那次听评书感动过，记忆犹新，我讲了有十几分钟，把故事讲完，博得了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老师高兴的说：“好，讲到这样，比背过都有效果。” 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听故事和讲故事，那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所向无敌》阅读课本就成了我的学习材料，这书本有近四百页，全部是英雄人物的事迹，黄继光为了部队冲锋，用胸膛舍命堵住敌人碉堡的机枪眼；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欧阳海舍命推开战马救列车，刘英俊为了救儿童舍命拦惊马；雷锋、王杰、麦贤德、杜凤瑞、门合、年四旺、邱少云、李文忠、焦裕禄等等，都是现代英雄人物，学习他们的事迹，也学习文章的写作方法，那时候的记叙文，不是写一个好事就是写一个好人，老师讲过写一个人要用一件大事和几件小事来论述这个人的一贯作风的好坏，初中的作文要求300至500字，我一写就是五六页，每次礼拜五下午讲评作文，总是要有我的一篇被讲评。有很多同学问你哪来的写作素材，我只能告诉他都是我瞎编的，老师说这不能叫瞎编，这是塑造，创作也就是需要塑造典型。 当时我写了一篇《为人救火反赔钱》就是塑造了一位穿绿军装的退伍兵，在为生产队赶集买播种机的路上，路过一座很大的土冢，上面居住着一个老人家，房屋意外失火，退伍兵毫不犹豫的冲上去，为老人救火，救火过程中打破了一个泥瓦罐，那是老人唯一的提水用的容器，退伍兵就留给老人五元钱作为损坏东西的赔偿。由于是编的故事，怕读者不相信，就在结尾加了一段议论：“同志，当你读到这里，你大概不相信，还会有这么好的人吧？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中国大地，英雄辈出的现代社会里，这样的好人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当时这篇作文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评价。 记得我初升高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了我们村党支部带领全村村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在土地爷头上动土，向“风水”岭开膛破肚，剥皮抽筋（就是把熟土分开，把生土挖出来，运到涝洼处，埋到熟土底下。）改造土壤，筑造梯田，兴修水利。讴歌了劳动人民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后来知道我的入学成绩是新班第六名，这篇文章也为我的总成绩添了不少分。 到了高中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他叫戴国栋，他是青岛胶县人，有四十岁左右，个子有些矮，正如他的笔名“箫速”快速灵活，非常活泼。总是把课堂的气氛搞得十分活跃，他善于讲文学典故，他教过的成语故事，刻舟求剑，焦头烂额，塞翁失马等等，让我们记忆很深，学生往往是因为对教师的印象对待学科的，到了高中，我不喜欢代数、化学，偏科到语文和物理上去了，我从小很少看小人书，长篇小说也没有看过，就是因为受到戴老师的影响，开始了读课外文学，当时学校里有一份《中国青年》杂志，从那上边读到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 1973年冬天，解放军到我们那里拉练，就住在高中所在的村子里，我们学校里也住进了一个连，拥军爱民的故事接连不断，学校就用这个机会让学生锻炼写作水平。语文课上，戴老师向我们讲述故事的素材让学生自由选择文章题材，写出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的都有，各班筛选评出优秀作品，同年级的八个班进行评选，把学校优秀作品送往青州市（原益都县）的小报和广播站，那时候谁的文章被选中，在县里广播站广播比发个奖状都荣耀。 当时，我写的《十元钱》讲述的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给无保护老人挑水，看老人日子太艰难，就悄悄的留给老人十元钱，那十元钱是一个战士几个月的军贴，我们一个学年的学费才五元钱，老大娘发现后送回连队，连队也不收，后来经过排查才知道是一个班长做的好事不留名。这个故事，我是用倒叙的写法，先从大娘委托学生写“诉状”表扬信写起，部队首长接到“报案”进行“侦破”一一排查后找到“元凶”，并且运用了老大娘讲述，当年国民党军队在村里横行霸道祸害乡民的情形，做一对比，把解放军守纪律爱人民的好作风衬托的淋漓尽致。这篇文章在学校评比中获得第一名，被登上了拥军爱民的墙报，在县广播站广播了。当时我高兴的跟我娘都说过。 我毕业后在县农业学大寨指挥部做了政工宣传员，在那里入伍参加了梦寐以求的解放军。 在部队上我是连队的文书，给前卫报和解放军报当过义务通讯员，当时我写的《大衣对号》的故事，写的就是在野营训练中，早晨起床后发现身上盖的大衣不是自己的，原来是我到班里查铺看到班长的大衣盖在了新战士（新战士还没有发大衣）的身上，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盖到了班长身上，我醒后发现指导员的大衣盖到了我的身上，第二天起床后，几个人相互换大衣，这个军人相互关爱的小故事被连队传为佳话，也登上了前卫报和解放军文艺。 我退役后，经常给山东民兵，烟台日报写豆腐块小文章。多年后有了网络，我的写做梦又发芽开花，作品经常被亮在刊物上，老了老了又迷上了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