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海师共筑梦 在大学里，在理科生和文科生之间，文科生总是多一点幽默感。海师也是这样。 有一次，学校在课外活动时间安排各班到大操场拔草。很多班级拔得很快，三下二去一，几分钟就解决问题。可是中文系77级却不是那样，劳动委员把地分成几块，一组一块，一组人排成一队，一根一根地拔，拔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一根杂草都不留，一班人足足拔了一个多钟头，才算是完成了任务。其实这个劳动只需要三五个人，十几分钟就能搞定，这是有意无意还是无可奈何地浪费时间。当时有人问77级的班长：“你们为什么这样做？”班长笑着说：“不为什么。如果学校嫌我们学生的时间太多，它可以另外安排我们的工作，为什么要我们几十个人来拔这几根草，这不是有意浪费我们的时间吗？况且在此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做什么都要争分夺秒，我们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呀！” 郑某某是班里最老实的一位同学，他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在一天下午的劳动中，班里安排去拣牛大粪，下午四五点钟，同学们都挑了满满的一担牛大粪回来，他却挑个空担子，什么都没有。劳动委员问他：“同学们都完成了任务，就是你一个人没有，为什么？”他面有难色：“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牛大粪，但大粪堆上都插上一条棍子，那肯定是养牛人做了记号，这是人家的东西，我不敢拣回来。”同学们都笑着说：“如果你把大粪上的棍子都丢掉，你再插上另外一条棍子，那大粪不就是你的啦！”他的脸红了起来。 林某某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海口人，老三届。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交际面很广，对集体的事非常热心，经常为同学排忧解难。但他对学习却不太认真，常无故旷课。他曾对我说过：“我将来不想当老师，当老师很辛苦，人家也看不起。”我问他：“那你读海师干什么？这不白白浪费你三年的时间。”他说：“读大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了金字招牌，干什么都容易。”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有一次考文艺理论，是正式考试，成绩要计入学生档案里面。在课堂上，试题上很多问题他都答不出来，他干脆不答卷了，把试卷放在口袋里，在交卷时，他不把试卷交上去，却跟同学们一起离开了教室。课后他找来几个成绩很好的同学帮他答卷，然后用自己的笔迹把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在试卷上。第二天他去找文艺理论的老师说：“老师，昨天交卷太匆忙，我忘记交了试卷，现在补交好不好？”那老师居然相信了他的话：“那你现在就交上来。”这次考试他竟考了很高的分数：95分。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没有一个同学去揭发他的成为。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班级也出现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都要开追悼会，奏哀乐。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更是哀乐不断，整个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总是和悲痛、泪水和哀乐连在一起的。如果广播里响起哀乐，人们就知道，可能是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了。 哀乐，是葬礼上播放的音乐，专门用于丧葬或追悼会仪式的悲哀乐曲。1936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毛主席在悲痛中，要求边区文艺工作者创作一首葬礼音乐。著名音乐家马可和其他音乐工作者，结合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稍加修改，将速度降为“极慢”，成为一首凄楚动人的管乐曲，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乐。 中文77级的陈文川、潘志昂、温成、王威非常喜欢音乐，特别擅长演奏各种各样的管乐曲。潘某吹大号，温某奏双簧管，王某弹吉它，陈某担任指挥，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奏各种乐曲，如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等，曲调优美，委婉动听。最近以来，他们却连续几天演奏起哀乐来，而且是绕着排球场一边走一边演奏，声调悲壮哀婉，吸引了不少观众，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中央又有什么大人物逝世了，却不知道是他们几个搞的恶作剧。 我在海师读书期间，正值四人帮刚被粉碎，百废待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当时城乡烂仔横行，公安打击无力，社会治安恶化。一些人为了自保，便“住馆学功”，社会上掀起了一场“练功”热。这股风也吹进了我们学校。我班同学陈自强，自小习武，功夫相当了得，许多同学都向他请教，连班长也赶来凑热闹，成了他的门徒。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什么都能学，偏偏武术就学不了，学了好几天，连一个动作也学不成，自知成不了器，便退了“学功”。 我虽然学不了功夫，但却成了他的好朋友。我非常崇拜他，到处吹捧他的功夫，说如何如何，我不但在班里吹，也在各个系里吹，却恼出了一个人。他叫王宏吉，是体育系78级武术班的学生，澄迈人，长得牛高马大，力大过人，他从小也习武，功夫也很不错。他看到我在体育系里吹，非常不服气：“你们中文系都是秀才，哪里有人懂功夫？”我故意惹他：“我们班里就有一个，你敢不敢跟他比试比试？”他恶狠狠地说：“比就比！是骡是马拉出来才知道，我还怕他不行？你跟他说，我要跟他公开比武！” 一天，一张战书下到了我们班，战书里写道：“我要跟你班的某某公开比武，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商定。但比武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伤害，你敢不敢应战。体育系王宏吉。”本来我是开个玩笑，结果惹出了大事。同学们纷纷指责我惹事生非，说出了大事我要负全部责任。我感到非常害怕，公开向大家做了检讨。在我和同学们的规劝下，陈自强同学答应不参加这次比武。 过了几天，王宏吉怒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宿舍，在外面大喊大叫：“陈自强，你出来！我们今天要公开比武。”他满口酒味：“你怎么讲话不算数，成了缩头乌龟？”陈自强听了大怒：“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今天要教训你一下！”说着要冲出来跟王宏吉决斗，同学们极力把他拦住了。 我赶快跑出来劝王宏吉：“那天我讲错了话，我不该讲要比武的话，我向你赔不是，我们中文系和体育系一向关系很好，是一家人，不要伤了和气！”体育系的同学也纷纷跑出来劝王宏吉，他才离开了现场。 说也奇怪，真是不打不相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俩却成了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切差功夫上的事。 中文系的同学总是太多事，就是在看电影上也要想出一些歪道道来。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文娱生活相当贫乏，能够看到一场电影就是一次大享受。当时，虽然有一些影片被解放出来，但远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府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有时连票都不容易买到。这时，解放军给我们雪中送炭，附近的一八七医院每个星期都放一场电影，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地方上还没有放过的电影，部队却先放了出来。如印度的【流浪者】，日本的【追捕】，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影片，我们看了大开了眼界，大声叫好。 有一次，我们道听途说，说一八七医院放电影，晚饭后便抬着凳子胡涂糊里地赶往一八七医院去。到了八点钟，电影还没开演，连放映机都没有搬出来，我们感觉到有点不对头，便问医院里的人：“医生，都八点了，怎么电影还没开始？”他们都看着我们直笑：“放什么电影？怎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受骗了，灰溜溜地赶回了学校。 我们窝了一肚子火，决心要报复一下。几天后，中午在饭堂吃饭的时候，我们假装神秘地说：“今晚一八七要放电影，片名还不知道，估计是内部片。”同学们相互传说，连其他班级也知道一八七医院要放映电影的消息。 晚饭后，我们抬着凳子，分别到各班去叫我们的朋友【预先约好】：“快去一八七看电影！内部片！”然后大模大样地从学校围墙的缺口里跳下去，直往一八七医院的方向奔去，然后七拐八拐的躲在树林子里。天色将晚，我们从树丛里看到各班的同学一拔一拔地向一八七医院走去，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绕着围墙走了一圈，从小路又拐进了学校。 一会儿，去一八七医院的同学回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大骂：中文系的那帮疯子把我们给骗了！” 1980年是我读海师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高兴的心情和紧张的情绪经常在我身上交替出现。我高兴的是，我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后马上就有了铁饭碗【国家分配】，家庭中的窘迫状况立刻可以改变。同大多数的老三届生一样，我上学前就结了婚，两个小孩已经上了学，爱人在家务农，单靠她一个人一点点的工分钱来养家糊口，还要支持我上学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好了，我可以攒钱了，而且是铁饭碗，我一想到这里，就高兴万分，心里多了几分自信。 可是，毕业分配是个大问题。我们读的是师范类，将来都要当老师，哪个地方缺老师，就分你到哪里去，这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一想到班里的情况，心里就冷了半截。海口和文昌的学生最多，各八个人，差不多占了班里人数的一半【大陆生除外】。琼山、琼海、乐东各三个人，万宁、东方各两个人，定安、儋县、临高各一个人，其他的县如昌江、白沙、保亭、琼中、三亚、屯昌、澄迈却一个人都没有，而这些地方又是教育落后、最缺乏教师的山区。如果分到那里当老师，你一辈子就不要想调出来。邓公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却又为我们这一代人多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我真的分到了那个地方，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爱人又怎么办？几年后我从文昌中学调往农场工作，就是考虑了这个问题。 老三届生，是一个被新时代选中的群体，是中国大学生中最具有传奇故事的一群人。通过高考、大学学习改变了个人命运，实现了个人梦想，他们的经历既是一代人命运的转折，也是一个时代、国家发生巨大变革的的缩影。 在最后的一个学年里，我们的学习生活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课程不多，学习很轻松。课后我照样打球、看电影，星期天我照样去摸鱼和打鸟。 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我却有点“轻松”不起来了，因为这个学期不但有几个科目要考试，还要进行一次教育实习。对于我们来说，教育实习是最大的考试，教育实习不过关，你就没有资格当教师。教育实习实际上是我们的“毕业考试”。虽说我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教学实践，但这一次教育实习跟以往当民师上课有天壤之差。每一个学生的教育实习成绩的评定，都要由几位教师经过充分的讨论，共同决定。学生的教案、说课直至最后的授课，都要经过他们的严格考核。另外，每个同学还要经过当班主任的考核。 教育实习定于十月份，时间为一个月，两个组去琼海加积，剩下三个组在海口，我们组的运气最好，在海中，就在学校旁边，另外两个组一个在琼山中学，一个在海南侨中，他们要早出晚归，比较辛苦，我们比他们舒服得多。 李广海老师是海中组的指导老师。我们这个组又分三个小组，我和“造反派”、赵大姐在初二【1】班实习。在这个班里，“造反派”没当过教师，赵大姐入学前在医院工作，我比他们两个人占有优势。其他同学在初一年级实习。海中不让我们在高中班和初三班实习，怕影响他们的教学计划。 在正式实习的那天，李老师把我们带往海中，跟海中的三个班主任见面，然后再跟学生们见面。我实习的那个班的班主任竟是我在文中读书时的老同学何瞿生！何同学七十年代初被保送上了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海中当了老师，我跟他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好事连连，有他在这里当我的“保镖”，大大有利于我在海中的实习。 在准备进入教室同学生见面的途中，班主任何老师简单向我们介绍了该班的情况：“这个班的一部分学生不是考进来的，他们是部队和行政区领导的子女，比较骄气，你们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太严格”。在介绍实习老师的情况时，何老师特别指着我说：“这是黄老师，我在文昌中学的老同学。”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 实习的第一个星期是听课和学习当班主任。每天早上，我们准时来到海中，跟学生们一块到操场去跑步，做早操，接着，听海中老师的课，学习他们怎么样上课。下午，我们留在学校，各人制作自己的实习计划，看书写教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又回到海中，同学生们一起活动，或者是打扫卫生。晚修的时候，我们也来到教室，看看他们的晚修学习，或者辅导他们做功课。总之，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跟平时大不一样。 我特别注意听海中老师的课，觉得他们上课时讲得很少，学生做练习的时间多，这叫精讲多练。因为海中的学生素质比较高，他们的教学方法跟别的学校大不一样。但我决定不采用他们的教学方法，而另搞一套。我们的大学老师是满堂灌，四节课从头讲到尾，我也应该这样做，跟我们的老师保持一致，实践证明我的作法是对的。 在何老师这个班里，有好几个一八七医院军人的子女，他们的学习基础很差，成绩也不理想，但他们很好学，每天晚修都学习很晚了才回家去。这些学生成了我们辅导的主要对象，当时社会治安不太好，府城一带流氓烂仔很多，我们怕路上不安全，每天晚上都是我们陪送他们回家去，结果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实习的第二周，我全力以赴地钻研教材，编写教案，为实习课做好准备。我接受的课题是【在烈日和暴雨下】，它是初二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文，是著名作家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章节。这篇课文要用两个教时，但我只能上第一个教时。为了上好这一节课，我反复阅读了这篇课文，弄清楚了这篇课文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过程，精心地编写了教案，力求完整和全面。在教案里，我把这一节课所要传授的知识点都写在教案里面。李老师看到我的教案感到非常满意。 第三周全组同学都留在学校里试讲，我第一个试讲，李老师和全组同学都感到满意。“造反派”和赵大姐由于以前没有当过教师，试讲时感到非常紧张，讲得比较乱，没有完成教学任务，在组里没通过，后来在李老师和全组同学的帮助下，结果也通过了。 实习课是师范类院校一次最大的考试，这场考试如果不过关，你就别想去当教师，因此每个同学都感到非常紧张，个别同学晚上都睡不了觉。 在实习最后一周的星期三第四节课，轮到我上实习课。虽然我当了七年的民办教师，也上过不少公开课，但是是那个时代的“上课”，我只不过是滥以充数而已。这一次是新时代的“上课”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节课，心中不免有点紧张。上课钟打响以后，我的心窝中仍然“扑扑扑”地跳个不停，但我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管他呢，他们听他们的，我上我的。 我很快地进入了常态，非常自然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从板书到教材的分析，从语言的发挥和教态的自然，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学生们也非常地配合，积极回答我的提问，整个课堂气氛热烈有序。下课钟一打响，我的教学任务也就圆满地完成了。 李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对我这节课感到满意，给了我一个很高的评价：良好。这个周我们过得非常紧张，几乎每一天要听二至三位同学的实习课【我们组共有十二位同学】，课后还要进行讲评。另外，还要同学生们一起参加早操、晚修和课外活动，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但是，当我们得知所有的同学在实习课都过了关时，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班主任何老师对我们三位同学的班主任工作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临走时，我们对何老师和其他科任老师都表示了感谢，然后静悄悄地撤出了学校。 十一月底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的科目考试，我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政治经济学：86分，当代文学：85分，古代文学：80分，外国文学：80分，教材教法：87分。心理学和逻辑：及格【考查成绩采用及格、不及格两级计分法】。这样，我圆满地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任务。 十二月底，学校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几天后，我被分配到了文昌县。就这样，我的这个土饭碗终于变成了铁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