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的蹉跎岁月（第十章：明天还会出太阳吗）

　　转眼间1976年的秋天就要到了。也是从那年开始，我们青年点有了自己经营管理的试验田，我们种的粮食品种多着呢！我记得有：高粱、玉米、黄豆、谷子，还有小杂粮，像什么豇豆、小豆、黏黍子，也就是包豆包用的。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俨然就是一个生产小队。
　　说到生产队，要种地就离不开种地拉车的牲畜，像什么马驴牛啥的，不然就啥也干不了。饲养员是大队派给我们的，据说跟张队长是同一个村的。姓牛，当时六十多岁。饲养牲口是把好手，那些牲口让他调教的服服帖帖，喂得更是膘肥体壮的。可他就是有个认死理的毛病，只听张队长一个人的，别人的话无论对错他都不听。那时候国家边防形势紧，县上都到各公社搞民兵训练。
　　有一天训练的民兵从后梅林皋通过时，拉大炮的车陷进泥坑里出不来了，就找到饲养员借几匹马帮助拉大炮，当时青年点的人都在地里劳动，家里就一个老饲养员和两匹老马。来的人说明用意后，就要拉着马走，饲养员一看不让了，上前一把拉住马缰绳说：
　　“我的马不外借。”
　　这时候进来个当官的，尖着嗓子喊道：
　　“快，把马拉走。”
　　饲养员也大声喊：
　　“不能拉走，马是我的。”
　　当官的用手指着他厉声问：
　　“大胆，你是谁？连你都是国家的”
　　饲养员一拍胸脯说：“我是老牛，这是青年点。”
　　当官的一听笑着说：“知识青年更应该为国家出力嘛。”随后，用手一指饲养员吩咐他的手下：“连牛带马一块拉走。”
　　“不，不。”饲养员吓得连声说：“我不是牛，我是饲养员啊，队长。”
　　“你他娘的管谁叫队长呢？”当官的骂道：“我是他娘的团长。”
　　“是，是，团长，我是饲养员。”
　　可不管团长怎么骂，饲养员就是不借马。团长脸都气青了，手不停地往腰上摸。正这么个时候张队长回来了，他赶紧过去给团长行礼，从饲养员手里夺过马缰绳送给团长，陪着笑说：
　　“团长别生气，我是队长。”
　　团长一抖手，大声说：“少说废话，拉大炮去。”
　　队长冲饲养员说：“还不快去。”
　　就看团长一回头用手指着队长说：“你也去。”
　　团长这招可厉害，饲养员听队长的，那两匹马就听饲养员的。把大炮从泥坑里拽出来那天，团长上去拍拍队长的肩膀笑笑说：
　　“这回你立功了。”
　　队长不明白他说的是啥，回头喊着饲养员快走。就见团长又过来，对他们俩说：
　　“你们俩今个可立大功啦，这大炮里装着两发炮弹，一发打给台湾蒋介石老家；一发打给越南人的老家河内。”
　　到后来公社倒是真来人表扬了我们青年点，还送来了一面红旗。这件事过去了，我们问队长：
　　“张队长，当时想立功的事了吗？”
　　队长四外看看没有别人，就小声说：
　　“还想立功呢？那个团长的手总在摸枪，没被枪毙就是万幸啦。”
　　我们又问饲养员：
　　“牛大爷，你当时想啥啦？害怕了吗？”
　　他说：“我就想别把我当牛，开始没怕，后来队长来了害怕了。”
　　我们一想，他还是就听张队长一个人的。
　　那年庄稼长得也好，快要到秋天的时候，远远望去金灿灿、黄澄澄一片。我现在还能想起我们青年点的才子、“四眼”宋唐波为那个丰收景象所作的顺口溜：
　　高粱晒红了脸谷子笑弯了腰大豆咧开了嘴玉米哈哈笑豇小绿豆颗粒满芝麻开花节节高知青田里结硕果一年更比一年好。
　　每年在秋收之前，也就是收割之前，当地农民叫“开镰”，就是要动镰刀割庄稼了，公社都要召开有小队、大队和公社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安排和部署与秋收有关的事项。我们青年点作为一个有七十多人的单位，理所当然有领导去参加会议。
　　记得那天去开会的是张素荣和李荣学，还没到中午呢，他们俩就回来了，刚进院子就走进厨房，冲我和孙桂芝说：
　　“不用忙，今天中午下班先开会，后吃饭。”
　　我们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领导严肃的表情好像有大事。果然，当干活的知青们陆续回来还没正式开会呢，院子里那棵树上的大广播喇叭就响起了沉痛的哀乐，随后，男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都傻了，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领导把毛主席遗像挂在前面，发给每个人一枚白花和一块黑纱之后，我们相信这是真的了。当时会场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可等到录音机再次响起那催人泪下的哀乐之后，会场里顿时哭声一片，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弯腰鞠躬，低头哀思，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那个中午我们都没吃饭，整个下午直到后来几天人们都情绪低落，少言寡语的，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我现在对你一点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就觉得前途没了。我们甚至对明天出不出太阳都产生了怀疑。
　　当天晚上我喝了一碗稀粥就早早地睡觉了，可心里有事也睡不踏实，就悄悄地捅了一下尹桂琴说：
　　“你说明天还会出太阳吗？”
　　她闭着眼睛说：
　　“现在不好说，明天早晨就知道了！”
　　我现在说这话，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认为我在撒谎，很荒唐，是在瞎掰，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是真实表露，其实也不光我那么想，相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那么想过。因为，我们是唱着《东方红》歌曲长大的，毛主席就是永远不落的太阳。可如今他老人家逝世了，也就代表太阳落了。所以担心太阳明天是不是还会出来。
　　担心明天会不会出太阳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其实还与我们队长说的一番话有关。
　　想想那年，我们国家真的是多灾多难。刚开始是周总理和朱老总逝世；然后是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我们而去。那年广播里三天两头就有那揪心的曲子传出来，每回听着那曲子，我们心里头都会咯噔一下子，一想到又有领导人逝世了，最害怕听那曲子啦，滋滋啦啦的，撕人的肠子似的。还有就是害怕，感觉天要塌下来啦。其实也难怪人们那么想，我和我们青年点的人，上至书记队长，下到普通青年，当时就那么想。队长是个大老粗，平时就少言寡语，冷冰冰的。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他一个眼泪疙瘩没掉，还安慰大伙说：
　　“伤心归伤心，可活还得干呀！”
　　有的人斜楞眼睛看他，说：
　　“对毛主席没感情，铁石心肠，就知道干。”
　　也有的人说：“一个斗大字不识的老粗，懂啥叫感情啊！”
　　其实都说错了，开追悼会的当天晚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就听队部值班室有人哭，我和任秀梅、俞媛媛过去一看，就见队长双腿跪在毛主席像前呜呜地哭，嘴里还叨咕着：
　　“主席啊，你撇下我们这些贫下中农不管拉！”
　　我们几个也憋住哭上啦，他看我们哭了，就自己先止住不哭了。随后问我们几个：
　　“前阵子我就觉得不好，从天上掉下石头来了，听说了吗？”
　　俞媛媛说：“听说了，说是掉在吉林什么地方了，有一块最大，还有两个稍小一点的。”就看他把烟斗装满点着，冒出一口烟肯定地说：
　　“那块大石头就是毛主席，小一点的，一块是周总理，一块是朱老总。”
　　我们三个互相看看谁也没说话。就听他又说：
　　“人头上都顶着一颗星星，人死了，头上的星星就会掉下来。毛主席顶着的就是最大的那颗，也就是太阳。”
　　听队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又是咯噔一下，心里想：“刚才跟尹桂琴在被窝说的话可能要变成真的了，那大石头就是毛主席，如今毛主席逝世了，大石头也掉下来了，明天还那有太阳出啊？”
　　毛主席的逝世，还有一个事令我们非常担心。那就是会去当工人的希望没了。因为最初是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来的，现如今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们对以后的日子没有了信心。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当时好多人都那样，都担心今后的日子撑不下去。
　　【作者自述】
　　说到1976年，用天灾人锅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我们不妨翻开新中国历史长卷，找到那一页，看看那一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以后，阖然长逝。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了我们。
　　共和国的几位开创者，竟然都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真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的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1976年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比美国1948年2月发生的“诺顿”陨石还要大，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还有地裂。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遭到损失，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两个月后的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地震中的唐山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39度38’，东京118度11’，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8公里。
　　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影响区域极大。地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井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距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摘自《百度文库》1976年中国大事记
　　阅读了上述的资料，我们对1976年就有了清楚的认识，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多灾多难的年份。对于讲述者当时的悲观和背痛乃至悲伤，也就不难理解。即便是我，虽然我不是知青，但作为知青的同龄人，当时也同样经历过那样的悲伤，也同样感觉到要天塌地陷了，与讲述者一样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太阳可能就不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