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岸（13）

　　十三、虚张声势吓烂仔
　　80年代初，“治安问题”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当时，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恶性事件不断，老百姓的安全感很成问题。
　　在文昌县城里，我经常看见流氓烂仔们成群结队的出现在街巷和闹市中，他们或长发披肩，或戴着黑墨镜，或穿着大喇叭裤，大摇大把地走在大街上，招摇若市。这些小混混的年龄一般在在十多岁到二十多岁，此外还有很多缀学的未成年人，他们结帮拉派，组成各种各样的团伙，在城乡偷鸡摸狗，拦路抢劫，甚至兹事斗殴，造成流血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恐慌。
　　有一次，我在文城街道上，看见有七八个烂仔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一位老伯的香蕉，老伯要找他们评理，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掴了老伯几巴掌，并说：“我们是公司的，要钱到公司去要！”然后扬长而去。八十年代很多人办公司做生意，“公司”成了时髦名词。
　　我路见不平，欲赶去制止，我的同事吧我拦住：“你不要惹他们，他们都是一伙打架不要命的烂仔，派出所都管治不了他们！”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社会治安良好，那时很少发生什么大案，虽然谈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整个社会治安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据陕西省的一位老公安说，他所在的公安局，曾经在一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接到一件刑事案件的报案。
　　我六十年代在文中读书，那时虽然物质紧张，生活艰难，但在社会上和校园里的治安秩序很好，很少发生盗窃抢劫和兹事斗殴的现象。
　　四人帮被粉碎后，大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城市，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城镇的待业青年达到了2000多万，其中绝大部分青年选择等待分配工作，或者干脆前往沿海地区闯天下，就业问题相当严峻。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饱受文革动乱之苦的社会又面临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这些回城知青成了待业青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逐渐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如菜刀队、白鞋队、斧头队等犯罪团伙陆续出现。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据查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的数量，逐年上涨。1979年，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和刑事案件总计50万多件，1981年达到89万多件，1982年案件数量虽少，但大案要案超过了1981年。进入83年，许多省份和地区陆续发生了一些重大案件，如东北二王案件，内蒙古呼伦贝尔“6、16”案件，骇人听闻，触目惊心，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混乱，震惊了全国。
　　在80年代初期，年轻女孩晚上不敢出门，白天出门不敢穿暴露的衣服。在那些背街小巷，经常有一些犯罪团伙作案。
　　1982年春节过后，学校在教学大楼左侧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从此我也有了一间象样的宿舍。我跟吴校长同住一个楼层，两人经常来往。吴校长六十年代师范学校毕业，被分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文革中跟我一样参加了井系旗派，后落实政策到文中当了副校长。
　　吴校长喜欢打猎，他有三支猎枪，他看到我爱玩枪，胆子大，就送了我一支枪，并教我怎样打猎枪。此后，只要有空，我就跟他去打猎，两个人志同道合，成了亲密的朋友。
　　跟社会上一样，文中校园也不是真空地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县城和附近农村，突然冒出了一大帮流氓烂仔，他们经常一拔一拔的，在夜色的掩护下，闯进校园里，大肆搞打砸抢，他们不是拦路抢劫、偷东西，就是打人伤人，甚至连老师的鸡鸭和衣服，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邹校长大伤脑筋，寝食不安。
　　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使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领导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学校的治安问题。邹校长亲自到县城找县公安局和文城派出所的领导，要求他们出面帮助学校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他们以公安部门要办大案和要案为由，推三辞四，要求学校自己解决校内治安问题。
　　有一次，我跟随邹校长去找县公安局局长，局长林某以正在开会为由，没有出来接见邹校长。邹校长大发其火，大闹了一场。結果公安局政委不得不出来圆场：“邹校长，不要发火嘛，学校的治安问题，我们要研究，要研究。”
　　邹校长顶了他一句：“学校不是生产单位，不重要。我告诉你，学校要出了大问题，你们公安部门要负责任！”
　　路上，邹校长对我们叹了口气：“我们学校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回校后，学校领导继续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决定成立护校队，由护校队配合校警，共同维护学校的治安。会后，邹校长对吴副校长说：“老吴，在管理治安方面，你比我行，你多想点办法吧！”
　　有一天，吴副校长召开有部分教师参加的会议，共同研究搞好学校治安问题，要求老师多出点子，多想办法，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我突然想起了六十年代我在文中读书时，我们学校有十多条枪，每天夜里都有一些同学持枪【不配子弹】在校园里巡逻放哨，假日学校秘书有时在晚上也打了几枪。那时社会治安也有点乱，但从来没有流氓烂仔敢来骚扰学校。文革开始后，武装部就把学校的枪收了回去。
　　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给吴副校长，他眼睛一亮：“好哇，实的搞不了，我们弄点虚的，晚上打几枪，也吓唬吓唬他们一下！”
　　礼拜六晚上，吴副校长把我找来，告诉我：“你把我那支猎枪拿去，等天黑的时候，看到不明真象的人来学校，就在教学大楼的走廊里开几枪。”
　　我拿着枪上了教学大楼。校园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儿都没有。九点钟左右，我看见有一伙人鬼鬼祟祟的进入了学校大门，我知道是流氓烂仔上来了，就朝着走廊顶上开了几枪【只装火药，不装铁沙】，这几枪打得很响，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
　　接着，护校队员们便大喊起来：“抓小偷呀！打烂仔呀！”那帮烂仔吓得四处逃窜，其中有一个竟撞上了排球网，被我们活抓了。
　　他惊魂未定地问我们：“你们学校也有枪？”我们便唬他：“我们不但有步枪，而且还有冲锋枪和机关枪，下次你们再来，我们便用机关枪扫你们，往死里打！”
　　在护校队和校警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治安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1978年夏天，邓小平到秦皇岛避暑办公，他的车队路途径唐山市，在前面开路的警车遭到唐山菜刀队的围攻，两名警察被打死，警车被砸烂。邓小平的车也被冲击达半个钟头。后来唐山市公安局长带大批警察赶到现场，菜刀队才撤走。
　　1983年6月1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贵图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凶杀案，27名无辜群众被几个烂仔杀害。这个案件惊动了中央领导，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策。7月19日，他在北戴河向公安部发出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1983年全国范围的第一次严打就是从唐山菜刀队开始的。到85年，中央进行了三次严打。文昌县也判决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我在小学教过的学生潘某也给枪毙了。经过严打，文昌县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老百姓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