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岸（18）

　　十八、我们是亲密战友
　　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这个职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苑”。从教几十年来，我并不觉得教师有多么“伟大”，多么“高尚”。我只觉得，跟各个行业一样，教师也是一种职业。做为一名教师，我们要敬岗爱业，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社会，起码不要“误人子弟”，“污辱斯文”。
　　在新时期，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学生不再是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我们教师也不应因循守旧，固封自步，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做一个学者型的合格教育者。
　　文中在文革前有大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大陆，主要原因是57年部分教师受反右影响，被发配边疆海南，他们学历高，思想素质好，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成为文中教师队伍的主力军，对文中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文中受到巨大的冲击，相当部分教师受到批判，其中有11位教师被打成黒帮，受尽凌辱折磨。在文革派斗中，竟有两位教师死于非命。革委会成立后，不少教师或被打发到五七干校，或被发配到下面学校，精英教师三成走了二成。在文革十年中，文中教育的发展举步不前，辉煌不再。
　　1972年9月，邹福如调入文中任28任校长。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大动乱已经过去，武斗虽然停止了，但派性仍然存在。侨中停办，大部分师生并入文中，教师、学生还在贴大字报，搞大辩论。工宣队进驻学校，只有小学程度的工宣队长抓阶级斗争有一套，但治乱水平一点都没有。校园里伤痕累累，满目沧痍。学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无心读书，学校被要求抓开门办学，搞校办农场。但邹校长坚持超过一半时间上课，几年来文中从来没有受过上级的表扬。
　　邹校长重拳治乱，消除派性，经过四年的努力，文中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77年8月，邹校长到海口参加海南教育工作，得知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非常高兴，回来后立即召集教师会议，布署高考工作。
　　10月21日，国家正式公布了高考的消息，让邹校长吃了定心原：“中断十年，高考正式恢复，这就象一束闪亮的光照进来。”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从1966年到1977年，共有12届学生参加高考，考生多，素质参差不齐，教材不足，邹校长带领老师想办法，安排文革前抓高考的教师对学生进行突击辅导，桌椅不够，就用木板拼成临时桌椅。
　　1977年恢复高考，文中有200多人考上了大中专学校，1人考上北大。邹校长为文中拾了第一桶“金”，文中开始腾飞。
　　我是在文中刚刚起飞的时候来文中工作的，邹校长的“治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邹福如当过琼文中学、文中、海中三所学校的校长，他每到一个新学校，都会先提前摸清情况，找出原因，对症下药。他始终把关爱教工放在第一位，在抓好思想、教学工作的同时，想尽办法改善教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调动广大教工的积极性。在文中，他四年治乱，八年抓高考，成绩显著。他给洗得霖、符敦克平反，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五位教师开追悼会。他安排教师家属就业，为大陆教师解决调离文中的困难
　　改革开放后，文中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制约了文中教育事业的发展。邹校长亲自到教育局做工作，把在文革中被打发到各校中的教师尖子都“挖”了出来，落实政策，全部调回文中，这些人都成了文中教师队伍中的骨干。
　　邹校长治校很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对年轻教师的管理很严。我初到文中，比较任性，有自由散漫思想，每次都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和帮助。有一次晚修我和体校老师在体育馆里打排球，当时电力不足，教室里半明不暗，影响了学生的自习，邹校长亲自来体育馆下闸。他走后我们照打不休，邹校长又来下闸，并警告我们不要再打了，当场我很不服气，差点儿跟他吵了起来。过后邹校长平心和气地跟我谈话，指出我的缺点错误，我做了自我批评。
　　八十年代初，文中的学生多了，教工也多了，住房非常紧张。邹校长跟普通教师一样，全家人住在校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面。邹校长平易近人，跟老师的关系很融洽，有一次我竟跟他开了个玩笑：
　　“邹校长，你的卧室里有鬼！十多年前我们曾把两个死人抬到你的房子里面，他俩在地板上躺了一天一夜！”
　　“不会吧！好多年来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怎么会有鬼呢？”他不相信。
　　“不信你问其他老师！这是真的。”我进一步说。
　　几天后，邹校长搬到另一个房间。
　　我说的是实话。十多年前，文昌县发生了一场荒唐的“紫贝岭保卫战”，井系旗派在攻打椰子厂的战斗中死了两个民兵，我们把他们拉回文中，先放在校长办公室里，后来觉得不安全，就把他俩搬到隔壁的房子里面，第二天才把他们埋掉了。邹校长正好住在这间房子里。
　　后来邹校长对我说：“你说的是真话，谢谢你！”
　　我在文中工作一年后，潘正结教导也升了官，由教导主任升任副校长，主管学校的教学工作。我来文中是向他报到的，因此可以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文中同事。他个子很高，背有点驼，白哲的脸上总是堆满着笑容，嗓音很响亮。由于他的爱人和我的堂姐在同一个卫生院里工作，我和潘校长接触的时间较多，关系很密切。潘校长中山大学毕业，化学专业，有很高的教育教学水平。他非常关心我的成长，多次听我的课，并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帮我解决了不少难题。
　　八十年代初期物质馈乏，市场上很少有猪肉出卖，在学校饭堂里天天吃大陆运来的冰冻猪肉，口都吃腻了。后来我和林老师打猎解馋，每次吃鸟肉总是忘不了他，邱教导和吴校长也在场。打了狗的时候，我们聚餐的机会就更多了，每次他来总是带来一瓶花生油。不过有时也有例外，潘校长跟吴校长有过纠葛，吃饭时有过争吵，气氛不太融洽，后来我们有了新约定，请吴校长时不请潘校长，请潘校长不请吴校长。
　　有一个晚上我们打了狗，吴校长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决定不请潘校长。第二天早上潘校长对我说：“昨晚的枪很响啊！”意思是说我们又打了狗。我说：“昨晚我们没有出动，是体校那帮人打的。”我第一次骗了他。
　　有一次我们打了一只大鸟【大雁】，我爱人杀了有半脸盆多的鸟肉，我们请潘校长连吃了两顿。几十年来他总是忘不了那顿鸟肉。有一次吃饭时他跟我谈了当时吃鸟肉的情景：“电哥，那一次的鸟肉真香！”我附和他：“可是，潘校长，我们再也吃不到那种鸟肉了【禁猎】！”
　　潘正结是文中当校长时间最长的校长【18年】，对文中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0年，他在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退休后他喜欢研究彩票，当开奖的时候，人们问他：“校长，中不？”他大笑：“够吃！够吃【海南话，指不输也不赢】！”后来人给了他一个浑号“够吃校长”。
　　邱金山教导二十多年前是我的老师，教我语文课，现在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同事，两人在同一个备课组里备课，接触的机会很多。他对我关爱有加，帮助我解决了不少教学上的难题，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府城人，身材匀称，头长卷发，脸色红润，说话带有浓厚的海口音。他常说自己是邱公【古代海南著名的五公】的后人，显得有点自负。他是不是邱公的后人，我无法考究，是也好，不是也罢，反正他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有时我跟他开了玩笑：“邱公，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他听罢大笑。
　　邱教导跟吴校长、潘校长的关系都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一次他同我们一起喝酒，高兴至极，竟抱着潘校长大笑，我大声说：“邱公，你同潘校长搞同性恋，这是不允许的！”
　　有一天晚上，夜已深了，我刚要入睡，邱教导匆匆忙忙来找我：“黄老师，我出事了！我的女儿小梅不见了！”
　　邱教导的爱人是文昌文教人，也算是半个文昌老乡。他的女儿有癔症，有时会发病，东走西逛。
　　我问明了真相，决定同他一起去寻找：“邱教导，不要急！她不会跑到哪里去，我们会找到的！”
　　文中只有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跑得又慢又颠，当我们到达府城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到杏花村【邱教导的老家】，结果大失所望，邱教导的家人告诉我们：小梅没有来过。
　　在府城我们没有停留，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文昌去，第二个目标是：邱教导的娘家文教公社某村，一到那里毫无结果，小梅也没来过。
　　小梅去哪里呢？邱教导急得欲哭，我们只得安慰他，回到学校去再想办法。三更半夜，我们叫醒了几位老师，每人打着手电筒，找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还是一无所有。天快亮了，邱教导叫我同他一起赶往学校两个水井去，我骂了他一声：“你傻啊！”这时，邱教导家里传来了好消息：小梅回来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呢！
　　我们奔波了一整夜，个个筋疲力尽，邱教导叫我去吃早餐，我回他一声：“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睡觉！”
　　在我们的“团伙”中，又增加了一位新人，他就是我们学校的秘书朱后光老师。朱老师也是井系旗派，我在文革时期就跟他相识。七十年代他在东郊公社农中当校长，曾带一批老师到建华山小学我搞的校办农场里参观，他同我进行了交谈，我向他介绍了校办农场的经验。我来文中后，住在他隔壁的宿舍里，我们的交往频繁，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朱老师的家在县城，他的口才很好，善于交际，关系网也很广，邹校长正是看中了他这优点，把他调来文中当秘书，打通学校同各方面的关系。
　　朱秘书擅长把他的所见所闻，一些小道消息添油加馊，然后编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听他讲笑话，我感觉是一种享受。
　　朱秘书除了担任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外，还参加了县高招办的工作，每年都到广州参加省的高招工作会议，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故事。这一次他竟给我们讲开了：
　　“上午会议结束后，我们一群人在宾馆的会客厅里休息，有几位大学老教授跟我们坐在一起，天气很热，恰好没有电，空调开不起来，大家只得忍着，因为吃饭的时间还没到。坐在教授对面的有海南xx县高招办的一位女同志忍不住热，竟把她的裙子掀起来扇风，坐在她对面的几个教授赶快把头扭过一边，其中一个差点昏到下来。哈哈！你知道那几位教授为什么那么难堪？他们发现了一个大密秘，原来那位女同志没有穿底裤，哈哈”大家一齐笑了起来，我也差点把口里的饭菜喷了出来。
　　1982年10月25日，在文昌中学教工会议室里，灯光明亮，座不虚席。会场主席台上只坐着县委科教办主任一个人，只见他红光满面，深度眼镜上闪着白光，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老师们，同志们：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县委和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教育阵线形势一片大好，广大教育者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办学成绩硕果累累。自1977年恢复高考，我县已有数千名考生考上了全国各类大中专学校，高考成绩仅次于海口市，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他们的汗水浇出了教育之花”
　　多么熟悉的身影啊！十多年前的那场惊涛骇浪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不已。他是谁？他是万晓耕！十多年前，他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被分到我县检察院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成了造反派。在紫贝岭上，在文城街道，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到处都有他的声音，我们跟他辩论过，跟他争斗过，他成了联总派的头头，上了井系旗派的黑名单。现在，他竟成了县委科教办主任，掌握了全县教育阵线的生杀大权，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非常关心教师的待遇问题，为他们排忧解难。最近，上级拨来一批提升一级工资的指标，县委县政府决定，全部安排给教育阵线。经科教办讨论，拨一个指标给文昌中学，人员是文中三位领导中产生，邹校长高风亮节，不要这个指标，剩下吴校长和潘校长，由你们学校全体教职员工来决定，谁获这个指标”
　　“一个指标太少了，为什么不给全体教职员工都提升一级工资呢？”人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引起全场一片笑声。
　　“领导有份，那教师有没有份？我们可是好多年都没有调一级工资了！”又一个声音出现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会场乱了。万主任有点恼火，但又不好发作。他停止了讲话，把眼镜摘了下来，用手巾擦了又擦，他在稳定情绪。
　　这时，会场更乱了，教师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提问：
　　“万主任，你说县委县政府为老师排忧解难，表现在哪里？”
　　“文中那么大的学校，才给一个指标，我们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增加一级工资？”
　　“万主任，上面拨来那么指标，你安排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份？”
　　万晓耕站了起来，他打算走了，文中是虎狼之地，很多教师都当过井系旗派，跟他有过纠葛，弄不好火烧大了，他很难脱身。
　　会场里一片“呼”声，有人还在拍椅子，有个老师更大胆：
　　“万主任，你以前是造反派，你是怎么当上科教办主任的？”
　　邹校长看到事闹大了，弄不好很难收场，赶快上台去跟万晓耕耳语几句，万点点头，收好公文袋，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一消息很快就被传了出去，“万主任在文中被逐”成为轰动县城的一大新闻。
　　我在1981年初被分到文中后，以后的连续几年，一拨又一拨的师范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也被分来文中，其中大部分是文中的老同学，为文中的教师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文中教育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称之为“青年近卫军”。在此之前，由于邹校长的努力，以前在文中工作过的老师，象黎辉仁、张裕卓等老师，也先后调回文中，我们称之为“老近卫军”。如此一来，文中教师的实力，大为增强。
　　在“老近卫军”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黎辉仁老师。他是琼海县人，文革前在华师大毕业，后来分到文中当语文教师。
　　黎辉仁老师知识淵博，特别擅长古文教学，上课深受学生欢迎。他还能写一手好文章，散文、论说文特别拿手。他的黑板字也写得非常飘亮。他曾告诉我：“当语文老师要注意写黑板字，字写得好是语文教学成功的一半。”
　　也许是书读得太多的缘故，他在生活中不拘小节，有时显得太“古板”，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来。
　　在文革初期，黎辉仁老师曾同我们一起骑自行车进行环岛串连。我记得有一次住进万宁接待站时，有一位同学跟他开了玩笑：“黎老师，人走很远的路，脚就会发生毛病，休息时要用热水烫脚，这样第二天才好上路。自行车也是这样，我们骑了那么远的路，轮胎也会发生问题，也得用热水烫烫才行。”
　　黎老师大悟：“你不讲我还不注意，是应该用热水烫烫轮胎才行。”说毕，他竟认真的到厨房打来一桶热水。同学们看到他真的打来一桶热水，不禁捧肚大笑。
　　在文革进入高潮时期，黎辉仁老师也卷入了派性斗争，成了文中井岗山兵团的一员。由于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头头们把他编入宣传组，专事抄写大字报。
　　有一天，我看见他全神贯注地抄写一张大字报，他一边写一边自叹：“现在这么乱，许多商店都关门了，连烟也买不到。”
　　抄完了大字报，他自个卷起了“喇叭烟”，并递给我一支：“小将，你也来一支，再这样搞下去，我连烟丝也抽不成了。”
　　革委会成立后，局势趁于稳定，学校也复课闹革命，黎辉仁老师由于站错了队，被贬到公社中学当老师。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教育系统拨乱反正，黎辉仁老师又被调进文昌中学，并且担任了语文教研组组长。
　　198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中当语文教师，成了黎辉仁老师的同事。由于曾经是同一派的缘故，黎老师对我格外关心，从备课到上课，他都细心的指导我，努力提高我的业务水平。他多次听我的课，并亲自修改我的教案，耐心的鼓励、开导和点拨我。可以说，我在教学上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他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
　　在八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生机，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许多商品都要走后门才能买到。黎老师的烟瘾很重，每天一两包烟是家常便饭，但香烟是紧销商品，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黎辉仁老师的交际面很窄，要他走后门办不到。黎老师有时断了烟，感到很难受，于是他叫我想办法，当时我村里有个弟弟在烟酒公司当个副经理，我便叫他每月给黎老师供应四条香烟，基本上解决了黎老师的抽烟问题。
　　我调往农场后，黎老师多次给我来信，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每封信的后面都写着：
　　你最亲密的战友黎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