潦倒

　　初冬的一个下午，浓云笼罩着北大荒；断断绝绝飞扬的雪花，伴着小粒的冰晶，撒落在知青们的身上；从西北方向吹来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塑风呼啸，草木残败，开始了一个多月的秋收，在严寒到来之前，眼看着就要结束了。
　　大田里一片忙碌：拖拉机轰隆着在农田里翻耕；知青们把连皮掰下来的苞米棒，用麻袋灌满，装到UT的拖斗里。UT不停地在场院和农田之间，来来往往地奔跑着；马车忙着把秸秆匆匆地拉走，将腾出来的苞米地，交给拖拉机耕作。
　　1973年的秋收，我特别繁忙。排长杜爱和请假回哈尔滨办事去了，农工一排的担子，压在了我这个副排长的身上。那时候，知青的思想比较混乱：最早到北大荒的知青，来了五年多了；我们舟山知青，也到来三年半了。知青们返城无望；读书无望；想要当兵去也无望。失落的情绪弥漫在心里。
　　当年的红卫兵，怀揣着满腔的革命豪情，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用青春和热血写下了人生的豪言壮语；将希望在前进的脚步中不断地延伸。一些人进步了；一些人落伍了；更多的人感到前途渺茫。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不正之风蔓延。有些腐败分子，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这些阴暗面，造成了极坏影响。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中发（1973）21号文件；中发（1973）30号文件。全国开始检查和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并使一批侵犯知青人身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战斗在一线的知青们，劳动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冲击。面对这种情况，排除干扰，完成秋收任务，至关重要。我带着一个排的兵团战士，天天在农田里收割苞米大豆。我希望用埋头苦干，去影响他们早日完成秋收。
　　浓云密布的那个初冬的下午，是阳历十月二十四日，我们在苞米地里装车。车旁边四个知青，把装得满满的苞米袋，每人抓一个麻袋角抬起，我钻到麻袋底下用肩膀扛着，送到拖车的顶端；站在车顶的知青，把麻袋接过去叠齐码好。那天我感到特别的累。
　　当年仲秋，我们原来住着的大宿舍坍塌，我搬到了旧草房。我们八个人住一间，全是南方的知青。那天晚上，同宿舍的人，有去鱼亮子打鱼的，有回家探亲的，宿舍里只有我和陈成寿。白天干活太累，我睡下了。约十一点半，感觉一股咸腥味从喉咙喷出来，我就伏在炕沿边大口吐着。陈成寿听到动静打开电灯，看到地上有一滩鲜血，才知道我咳血了。
　　他立刻起床，叫来连队卫生室高医生，为我打了止血针。我不停地咳嗽，高医生嘱咐我喝点水，陈成寿倒了一茶缸热开水给我。快喝完的时候，高医生突然说：“你不能喝太热的水”。我才知道，咳血的人，喝了过热的水，血管扩张，有大咯血危险。
　　为了确诊病情，第二天我就去团部医院作了肺部检查，医生给我的结论是：“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有了医生的确诊，我放心地回到了连队。但我天天不停地剧烈咳嗽，咳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似乎要把肺也咳出来。这种难耐的痛苦，至今记忆犹新。
　　检查不出毛病，我不能请病假休息。秋收结束，我们转入到场院去扬场、入仓、灌麻袋、给汽车装粮，忙得脚打后脑勺。我每天低烧；干咳；胸痛；全身乏力；晚上严重盗汗。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半，十二月八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坐着连队去拉煤的UT车，到团部医院再次去捡查。检查完毕，医生马上为我办了住院手续，并说还要作进一步的检查。这就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住院。
　　团部医院在双柳河，相当于一级医院的规模。安排我住到内科，同一个病房里，还住着一个舟山知青庄岳夫。他是值班三连的战士，得的是肾盂肾炎。有舟山老乡与我住在一起，就有了很多话题，减少了病房中的寂寞。
　　住院以后，医生发现我肺部有很大问题，但不肯告诉我得了什么病。医院决定派护士带着急救药品，陪送我去哈尔滨兵团总医院检查治疗。动身前一天晚上，西北风呼啸着卷起雪片，掀开厚重的门帘，扑进住院部走廊，使我感到特别寒冷。很多人通过病房玻璃口张望着看我，这让我精神很紧张。
　　第二天早上，汽车送我走的时候，庄岳夫把我送到了车上，嘱咐我配合医生好好治病。陪送我的护士带着我，先去红兴隆兵团第三师的医院，经X光胸透，医院随即出具了送哈尔滨的手续。我与护送的护士一起坐上火车，次日上午来到了王岗的兵团总医院。
　　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很多是现役军人。我挂了呼吸科的号，一个姓黄的主任看了我带去的病历和X光胸片，他对护士说道：“这病人最好会诊一下，但现在没有病床，你们回去吧。”我听了他们的对话，知道自己毛病很重，于是忧虑地说道：“如果回去，路上万一咳血，风险会很大，无论如何请安排一张病床。”黄主任面对我说道：“如果你死了，是否还要我们负责。”听了他的话，我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那个陪送我去的护士，也束手无策。但她的公公是我们团的副团长，是部队退下来的老干部。护士把我的情况向她公公反映了，通过她公公的关系，联系上了他的老战友，我很快住上了医院，就住在呼吸科传染病房。
　　医院对我身体重新进行了检查，黄主任把我的胸片拿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会诊，教授们排除了我肺部的癌变，最终的结论是“浸润型肺结核，3x3。5（厘米）厚壁空洞。”医生对我作抗结核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我天天大咳血，还并发了急性肺炎。我庆幸没有回去，如果住不上院，在路上大咳血，一定会命赴黄泉。
　　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总结了生病原因：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才形成了肺结核。那时只知道埋头苦干；晚上政治学习完了还要看书；在食堂就餐营养单一。几种原因加一起，才使我生了病。而医院的误诊，加重了我的病情。
　　得了重病，我心情很不好。于是我提笔写了《自题小像》：豪情空悬心旷达，壮志未酬神恍惚。忆昔少壮苦为乐，抚今莫展唯嗟叹。吾非猿意心不韧，曾历常年睏盹中。夜半宵宵无有音，残烛相伴到天明。十年苦读无人顾，恨卧床榻走绝路。我悲叹起人生命运不济了！
　　我病房的王医生，是现役军人。他根据我的病情，给我开了小灶。我每天点黄花菜炒肉片，吃了一个多月，人长胖了，也不咳血不咳嗽了。食堂炊事员提意见：“那是什么病号，天天吃黄花菜炒肉片。”王医生只得为我停了小灶。当年物质奇缺，我没有营养品来调理身体，吃黄花菜炒肉片，还有人提了意见，感到很不开心。
　　在我精神快很痛苦的时候，有四个人到医院来看我，这令我非常感动。第一个来的是顾大男，一前一后背着两只沉重的旅行袋。他是探亲回舟山过春节去的，特地在哈尔滨下车来看我。当时见到他，我喜出望外，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身体似乎好了许多。
　　第二个和第三个来的是崔淑云姐妹俩。她们是哈尔滨人，给我带来了白糖，奶粉罐头；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安慰。春节探亲后，崔淑云回北大荒连队去了，她委托她的妹妹又来看过我一次，还带来了一些营养品。我无以回报，心里总感到内疚。
　　第四个来的是虞康年，他是专程从十九团到哈尔滨来看我的。那天是1974年的立春日，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其中有一罐可可奶粉，我省着吃了一段时间，一直印在我脑海里。他看见我非常动情，令我很感动。我们两个人站在传染科楼下天井里，看着立春这天，白雪融化的情景，地上流出了雪水，感慨时令的准确性。
　　老战友老同学雪中送炭，以及对我心灵的安慰，使我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我开始振作精神，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走出病魔的阴影；我勉励自己，要继往开来，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202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