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关庆从天天盼过年到天天像过年，这年味。。。

　　转眼之间，又到了过年时。现在过年越来越没味道，我也不怎么盼着过年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我正年少，那时几乎是掰着指头数日子，天天盼过年。
　　过年时，有好吃的。
　　如今过年，有肉可吃，不仅没啥了不得，反倒令人生厌。而在我记忆中，小时候的餐桌上是很难见到荤腥的，只有到了过年，才能甩开肚皮吃肉。腊月二十七，宰猪又杀鸡。杀鸡杀的是不下蛋的公鸡，下蛋的草鸡是不舍得杀掉的。杀鸡前要先抓鸡，追着鸡满院子跑，现在想起来那鸡飞狗跳的情景，感觉很好笑。
　　杀猪时，需要找来几个有力气的邻居帮忙把猪放倒，用麻绳捆了四肢。在土地上挖一坑，把做饭的大铁锅放到坑上，锅里灌上多半锅清水，锅下燃上柴火，把水煮沸。杀猪要请来专业的杀猪把式，他用刀在猪的脖颈处给猪放血，然后，把大铁锅里的开水浇到猪身上，再用一种铁片制成的东西，迅速的去刮掉猪毛。刮净猪毛，掏出肠子下水什么的，就把猪抬到案几上大卸八块了。小锅里炖鸡，大锅里煮大块的猪肉，那肉香味四处漂溢，让人馋涎欲滴。
　　现在，人们很少养猪喂鸡了，更没有人自己在家宰猪杀鸡了，过年的热闹劲儿就少了许多。
　　除了宰猪杀鸡，人们还用大石磨磨黄豆做豆腐，用小米面摊煎饼。豆腐做好一大块，放到阴冷的地方，慢慢享用。煎饼里有放馅的有不放馅的，煎饼馅是用红萝卜、豆腐、细粉等切碎用油炒熟了做成的。放馅的煎饼很是美味，我总是吃不够。家庭的主妇们，蒸馒头、蒸枣糕、蒸菜包子，一锅又一锅，似乎是要把积攒了一年的白面都用完才罢休。摊好的煎饼，蒸好的馒头等，放在一个大箩筐里，用干净的包袱盖在箩筐上，把箩筐抬放到高处，或是桌子上，或是大水瓮上，或是粮囤上。主妇们年前忙活这几天，年后几乎整个正月都不用为做食物费心了。后来，说不清是在哪一年开始，主妇们过年不准备那么多吃食了。如果现在还有人为过年做很多的吃食，人们或许会怀疑她是外星人啦。
　　过年时，有新衣穿。
　　即使不做新棉衣，棉衣外面也要套上新做的单衣单裤，浑身上下一团新，整个人都精神许多。我记得有一年年集，我拉着奶奶到集上给我买新皮帽，买回皮帽后，我在皮帽上用别针别了一颗红五星，戴在头上，感觉自己就像一名解放军战士，神气了好几天。
　　过年时，可以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农村电视还不普及，一个村庄里有电视的没有几家，想看电视的话，你得到别人家看，或者到公社啊工商所啊那些公家单位去看。我忘记第一次看春晚是八几年了，只记得是在一个邻居家看的，虽说是冬天，夜风凉似水，邻居依旧把电视机支在了院子里，以方便村人观看。那时，我还小，不知道三十晚上看的节目是春晚，只是觉得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电视很热闹。后来，年复一年，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但每年和家人一起收看春晚，已经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大年三十晚上，大江南北、黄河内外，家家户户喜团圆，吃着饺子看春晚，也许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新民俗。
　　过年时，能开开心心放鞭炮。
　　过年放鞭炮，是男孩子们的专利。我记得，在我老家的年集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卖鞭炮的地方。卖鞭炮的商贩为了吸引人，在大冬天凛冽的寒风里，竟会脱去上衣，赤膊站在一个大木桌上，先是喊一通：“泰山不是人垒的，火车不是人推的，牛皮不是人吹的，我家的鞭炮不响不要钱啊！”喊完了，就把挑在长竹竿上的鞭炮点燃，噼里啪啦，鞭炮放完后，地上到处是纸屑，小孩子们便一轰而上，去找那没有燃响的炮竹。这边刚放完鞭炮，那边又喊上了，吆喝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初五、十五，在吃饺子前，人们都燃放鞭炮。在元宵节的晚上，还会燃放“两响”（二踢脚）和“起火”（我不知道这两个字对不对），两响是在地上响一声，又飞到天上响一声；点起火时，要把起火轻轻捏在手中，点燃后会“嗖“的一声飞到天上去，然后炸响（倘若捏太紧了，起火飞不上天，就在手中炸响了）。我胆子小，不敢放起火，也不敢放两响，但我会津津有味地欣赏别人燃放。
　　如今，为了保护环境，为了拥有碧水蓝天，从城市到农村都禁止燃放烟花炮竹了。对禁燃的政策，我理解，也赞成，但在内心里终究还是有那么一丝遗憾，感觉这年过得缺少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诗意。
　　现在，有不少人感叹这年味越来越淡了，提起过年觉得没意思，就连春晚也不好看了。实际上，这很正常，因为现在这日子天天都像过年一样了。天天都过年，岂有不厌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