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明史观错误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买来一读，却觉得虽然视角比较独特，写法比较新颖，但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苟同。此后，媒体对它仍好评如潮，三联书店还把它列入“黄仁宇作品系列”于年再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使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最近又从书架上取下这部著作，重新研读。反复揣摩的结果，不仅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还发现此书虽然在总设计上属于“大历史”的范畴，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却是“以论带史”的老套路，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受某些人的热捧。何谓“大历史”？黄仁宇自己从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学术界的表述也是歧异迭出，令人莫衷一是。不过，综合黄仁宇在不同场合的有关论述，人们还是可以大体把握其要领的，这就是：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强调抓“大环节”，通过透视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众运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综合归纳和技术分析即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理分析。黄仁宇所提倡的这些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如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似乎就脱胎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又不及司马迁深邃；强调对社会组织结构及群众运动的考察，则源自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不过，将这些研究方法综合加以运用，并冠以“大历史”之名，确是出自黄仁宇的创意。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己所用，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好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历史观不科学，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不能违背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这就是必须先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起，弄清事实真相，然后以之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有生命力。否则，违背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以论带史，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方法也是白搭。
　　《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先说历史观的问题。黄仁宇年入读南开大学，抗战时入伍，年负笈海外，在美国攻读历史专业，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教育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历史观特别是对明清历史的看法，自然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黄仁宇在谈到其“大历史”观的形成时，曾提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他的启示和影响，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世纪年代，亚当斯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斯密还运用近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的原因：一，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二，对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的轻视；三，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极限。斯密的这些观点，成为此后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格局形成时，西方中心论者的中国“停滞论”的理论的源头。马克斯韦伯在世纪初，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将中国“停滞论”加以理论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认为欧洲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西欧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合理的、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西方近代所独有；中国儒教的道德观中缺乏“与世界发生紧张状态”的思想，因而不能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韦伯还为资本主义设计出一套理想的范式，再以之观照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受儒教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所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此后这种中国“停滞论”长期盛行于西方史学界，尽管花样不断翻新，本质却始终未变。
　　黄仁宇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之下开始从事明史研究的。他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下简称《财政与税收》），就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提出所谓明代“倒退论”的观点的。书中说：“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和条件。”“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这种“僵化”、“倒退”，不仅为清王朝所承袭，而且还影响到今天，“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世纪”。这部著作所得出的论断，奠定了黄仁宇明史观的基础，成为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指导思想。
　　再说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程序问题。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写道：“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事实上，在《万历十五年》写作之前，作者已先有结论即《财政与税收》书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得的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断。此书就是用这些论断来剪裁历史，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加以印证而写成的。也就是说，《财政与税收》的论断，既是《万历十五年》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论带史的做法。无怪乎《万历十五年》的若干结论，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竟与《财政与税收》的论断如此惊人地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