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世凯的评价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定论”。单从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书名，就不难看出上述作者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近几年，一些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是好事，只是时下对袁世凯等人的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
　　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框框，也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污点。否则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就难免有为其翻案的嫌疑。
　　告密：袁世凯是否是元凶
　　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学术界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扎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据思想保守且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后，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一结论。
　　这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记载，1898年9月18日，林旭将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交给康有为后，康有为即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决定派谭嗣同到袁世凯住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于是，谭嗣同当天深夜带着两道密诏到法华寺见袁世凯，袁世凯对谭嗣同的请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不想袁世凯在9月20日一赶回天津就将维新派的计划告诉荣禄。荣禄即刻进京向慈禧汇报。第二天清早，慈禧从颐和园赶到皇宫，立即囚禁光绪，临朝亲政，下令搜捕维新党人。由于维新派和封建顽固势力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虽然在袁世凯告密是否直接导致变法失败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分歧，但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毋庸争辩的史实。对这一点，即便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根据档案资料“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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