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芭芭拉塔奇曼
　　关于中国近代史，多位历史学家均有著述，我读过的有徐中约、郭廷以和蒋廷黻的三部，三部中我最为推崇蒋版。
　　这部仅五万字的著作是蒋廷黻在1938年利用等待赴任行政院职位时的短暂空闲，在武汉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当时是为一部丛书完成约稿。蒋当时手头并无多少研究资料可参考，基本靠长期研究、思考的功力一气呵成，著作的结构是他在清华历史系时就搭建的，所以下笔如有神，笔下的内容是一种思考的自然表达，文字也看得出来是行云流水。蒋一贯提倡大历史观，朝代、人物和事件都要放到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研究，看历史着重在整体和趋势分析，而这正是20、30年代的史学界所缺乏的（老先生们多是断代史专家或古籍专家，真知灼见在于版本和训诂）。所以这部著作看到的是以专题或主题的形式将近代中国发生的事件叙述和分析出来。这种方法也反映出他的教育背景，青年出国学习，壮年回国任事，其思想及治学思路及方法深受西方史学影响。
　　蒋是个传奇人物，我对他最佩服的一点就是，弃教从政后凡三十余年，只为一个政府服务，只忠于一个领导，但却不与这位领导同党。当然这位领导也着实应当让人佩服。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位领导也被时人评价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见无论成为真正的独裁者还是真正的民主践行者都是很不容易的，而开创一国之民主道路的人当是何其伟大哉！
　　蒋骨子里是个书生，退休后想做的也是完成年轻时治学的愿望，可惜天不留人，很快地因病故去，难了心愿，包括这部书稿，因为依他的原意，这部书稿是个近代史的提纲，30年代起忙碌于公务，无暇展开论述充实，等到退休却也没有机会完成了。
　　本书尽管只是个提纲，与我读来却毫无干巴巴的感觉，反而觉得妙趣横生，结构清晰，点评到位。因为是提纲，所以细节展现并不多，但处处是精辟的观点，第一遍读下来几乎满书就被划得像笔记本，第二遍边注加多后，书页就更加花哨，铅笔小字蜿蜒旖旎伸展于空白处，留下我当时的思考和感叹。
　　这部书我现存有两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买入的是2007年4月第2次印本；二是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买入的是2012年6月第1次印本。前一版是出版社《世纪文库》丛书的其中一部，包括著名的沈渭滨的前言和蒋的总论（即正文全文），注释规范，排版规整，封面设计极简。购于当当网。后一版是我在民族宫对面三味书屋看到的，吸引我的是“未删节版”这几个字。内容包括总论、附录一“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和附录二“琦善与鸦片战争”，整体装帧设计素雅，更具商业气息。其实在这两版中间我还买过一版，应当是中州古籍版，（这册书我送了人）。印象中也收录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篇。现在蒋氏的《中国近代史》网上一查十几个版本，可见是大热了。
　　读蒋氏此书我收获最大的几点：1、新的视角和逻辑解释历史事件；2、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3、新观点。
　　蒋是专门治外交史的，外交史这门学问当时只能在国外学到，而且蒋确实是在外国学到的。蒋十几岁就去美国读书，知识和头脑基本上都是西化的，虽然他也有幼时古文的基础，回国任教后也特别注意学习古典，自己有意识补上这个课。
　　他分析历史事件的视角和逻辑与其价值观及其西方训练出来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视角方面的特点就是扩展到全球层面，一件中国发生的事，会告诉你其时的国际背景及其这个背景与事件的关联；逻辑方面就是引入了更加丰富的经济逻辑和社会变革的脉络。下面以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叙述和分析为例进行说明。
　　1。1为什么是鸦片？
　　之前学过的历史直接从鸦片战争说起，其中也提到过西方对中国通商的努力，但并没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著名的马尔嘎尼见乾隆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英人领教了大清朝的傲慢但并没有明白这个王朝的文化和统治者的逻辑，当然，大清朝也没有真正明白英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想得到什么？双方的交往是不成功的，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外交。乾隆之后，双方这个结还是没有打开，互不理解。但是英国人随着殖民战略的全球实施，通商已经成为定式。正常的开放口岸进行贸易做不到，又必须执行战略，所以英国人通过实践找到了一种商品打开了通路，这个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来自于一种功能叫上瘾。手中握有令人上瘾的产品或商品是所有生意人的梦想，为了吸食鸦片卖妻卖子、倾家荡产的故事流传了不知多少年。一种没有道德的令人上瘾的商品成为了英国人正常渠道寻求通商失败后而寻找到的旁门左道。这条路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英国人似乎忘记这一点，不，也许是他们都信奉资本从诞生就滴着肮脏的血，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鸦片贸易进展得还算顺利，原因主要两点：一是吸食者的需求强烈而持续；二是海关及地方官员的腐败。从乾隆到道光，没有不宣令禁烟、限烟的，但法令这种东西用到贸易里就是门槛，就是寻租的依凭。所谓“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所以限制和禁止都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起始于乾隆初年的鸦片贸易历经嘉庆朝到了道光十五年进口量已达三万箱，每箱约百斤，价值1800万两。其时，英人已经将其殖民的触角深入亚洲腹地，印度为其控制，国有控股企业东印度公司设立，作为英国人在亚洲通商经营的主体。英国人在印度奖励种植鸦片，统一收购加工后销往中国。鸦片贸易的收入已经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1。2战争
　　首先是战争的定性。我们一直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西方列强为了殖民中国而挑起的侵略战争；英国人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掠夺者，中国是受害方，被侵略、被掠夺。那么英国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呢？他们认为是通商战争，是为了争取正当通商权利而进行的反击。我觉得英国人的理由基本站不住，因为单凭他们贩卖的是鸦片这种不道德的商品，他们就没资格谈什么正义性。但我们是不是那么无辜？我觉得也未必。如果英国人以外交之礼申请与大清朝正常平等交往时皇上不是那么傲慢，整个天朝不是那么闭塞自大而不知世界潮流，何至于英国人煞费苦心选了鸦片来叩天朝的门？
　　其次是战争的起因。简单说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和销烟。话说道光帝痛恨鸦片之害民害国，下决心禁烟。讨论时有两类主张：一是广东士绅认为鸦片之所以越禁越多，“利”是关键。利有外国商人贩卖之利，还有国内官员贪腐之利。绝商人之利，可依靠国货对冲进口货，鼓励国内种植，用国产鸦片的供应抵消进口鸦片的进入，逐渐销蚀外商利润，使其无利可图，达到不再贩运进口的目的。绝官员之利，不能使用严刑峻法，因为法令是官吏贪污的依凭，就是今日所讲的门槛制造寻租，权力制造贪腐。所以，看得出作为鸦片进口主要门户地的广东士绅的办法是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逐步禁烟。但这种主张只是私下得势，无人敢公开提倡。为什么？因为与道统不符。谁提谁会被清议揪住猛打。第二种路径是严惩。其中根据惩治对象又分为两派。一是惩治吸食者。理由是无人吸食就无人贩卖。黄爵滋上书给一年戒烟期，期限过后仍然不断瘾者重刑处罚。另外一派是惩治贩卖者。理由是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众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这两种惩治办法因为符合道统都有大臣公开上书。以现在的观念分析两种路径，第一类主张是用国产化逐渐替代进口，用商业的手段对付商业手段，用英人认可的规则制服他。第二类主张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法律来对付英人，所以聪明的英国商人就想办法把鸦片贸易上升为英国国家利益，挑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段叙述林则徐禁烟时再谈细节）。
　　百家争鸣式讨论完毕，那么道光帝什么意见呢？他的意见是两者都禁都罚。上峰意思明确后，大臣们自然都逢迎，于是举荐人把皇上的圣意贯彻下去。林则徐当时是朝廷里公认的能任事成事的干吏，且为人刚正不阿，也是儒家道统的忠实维护者。于是林被委以禁烟专任，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林雷厉风行出告示要求外国商人缴出鸦片并承诺再不贩运进口，起初外国人以为他不过虚张声势，骨子里也是一贪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回遇到一个杠头。因为林把他们围困到十三行的院子里，以断粮威胁令其缴出鸦片，于是上面说到的那段关于英国商人的聪明和懂政治就显现出来了，商人的头领义律（CaptainCharlesElliot）命令商人们不要直接上缴鸦片给林则徐而是统一汇缴给义律，他以大英帝国派驻广州商业监督的身份写收据给各英商，从而把英国商人的鸦片变为了大英帝国的鸦片。之后英人看到林玩真的在虎门海滩挖洞引沟用化学之法将收缴鸦片销得涓滴不剩时，义律给英国政府写信求救，英国政府派来了军队。
　　再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军队是由政府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GeorgeElliot挺逗的，两个英人的首领同姓，中国人也会巧翻译）率领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的主张索鸦片赔款，索军费赔款（来打你还由你来掏钱！），取消通商限制和其他一切邦交之不平等。根据这样的主张英国的军队避开广东直接往北边跑，仗着船坚炮利拿下定海，接着围住了大沽口（天津港），他们的目的是找皇上。道光帝急调内陆各省的兵到沿海，调兵就要由朝廷给各省拨饷，于是厌恶花钱的皇上急了，骂林则徐惹事，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人交涉。琦善一直被我学过的历史描述为软骨头的投降派，专门跟洋人妥协，出卖我国的权益和领土。其实，有脑筋的人想一想，历朝历代，即使是昏庸的帝王在位，哪个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主是完全的酒囊饭袋？看蒋氏的本书及蒋的另一篇专门的论文《琦善与鸦片战争》才对这位人物有了另一番的认识（此处不展开）。琦善接受任务后，先派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回来琦善这样描述英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说英人的炮“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而山海关的炮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且“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对比完毕，琦善大人又拿出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的外交书信，发现前半段在控诉林则徐，后半段在提要求，琦善就觉得这是一张状纸，递给皇上让他主持公道给英人伸冤（天朝人真是自信又心大）。经过综合判断，琦善决定抚夷，就是安抚英国人。结果英国人还真让他给哄回广州等信儿去了。于是道光发现活泛的琦善比孟浪的林则徐事办得好，还省钱，下令撤了兵回内陆防卫，还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去接了任。呜呼，遇上这样的皇上，说他什么好？！话说那英国人哪儿是那么好糊弄的，看不到实质进展，人家在广州就进攻上了，大角沙角失守后，琦善擅自做主与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割香港，给英国平等待遇（其实大清朝可以以委托人超越代理权限而不认这个条约的，搞不清楚是琦善偷偷盖了大清的印还是怎么着，这个条约就生效了，香港一走就是一百年）。道光得报后大骂琦善卖国，革职抄家，调兵摆开阵势准备再大干。没想到英国人也不满意，继续增兵。从道光十九年正月打到二十二年夏天，一仗一仗，清军节节败退，英军快要攻下南京，道光帝终于答应了所有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
　　1。3战争的反思及林则徐
　　蒋氏对于鸦片战争的反思并无特别之处，跟多数史家认为的原因一样落伍和不觉悟（即顽固）。但蒋氏分析当中的一个点颇为有新意，这就是关于林则徐。
　　提起林则徐，形象是民族英雄、干吏、正直的政治家；事迹是虎门销烟、前后出任多地封疆大吏、流放新疆、病亡。同样的史实在蒋氏的分析下又有另外一种形象。首先，讨论禁烟路径时林力挺激进的黄爵滋，并比之还严厉，主张吸食者与贩卖者均严加禁止和惩罚，最终皇上接受了林的方法并派其去广东钦办。蒋认为林在提出上述主张时并不是完全根据实际情况，有唱高调的嫌疑（我倒认为林并未有唱高调之意，毕竟派去任禁烟之事的就是他本人，他若是讨论时唱高调，大可推掉这份差事）；其次，蒋认为林在经办禁烟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全面落伍，其中包括文化的落伍，林不只是购置洋枪洋船，还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书籍，魏源的很多资料是林给他的，但林只是默默办事，并不像他每次打仗之后那样，每每写了充满自信的奏折递上去。蒋认为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清议的指摘，是过于爱惜名声，是缺乏独立精神和真正的大无畏精神的反映。蒋这样评论：“他（林）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历史上林则徐是否始终如蒋氏所述默而不言，留待史家去研究，我想说的是，如果林果真如此，蒋的批评倒是一针见血地戳到中国士大夫或者更广一些叫知识分子的痛楚。环顾左右，当今社会像林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他们有见识但缺胆识，他们洞察世事，比大多数人看得清、看得远，但他们只是在私人朋友内发发议论，他们会顾忌自己党的身份，他们会顾忌在各自机构的安稳职业生涯，他们会顾忌这个还有那个，总之，他们连林则徐都不如，林只是看重自己的读书人的清誉，他们看重的东西更物质。他们当中也包括我。
　　以上是鸦片战争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件，比如对英国人戈登的分析。我们上学时学习历史，对于戈登这个人的介绍是帝国主义侵略先锋，英军的头领，除了恶还是恶。来看看蒋如何评价这个人，首先说“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这个评价来自于戈登回复李鸿章关于与俄国人战与和的意见时。其时光绪初年中俄伊犁冲突，李鸿章看到朝里又有一帮士大夫在唱高调，准备使用所谓的古法战争手段去与俄国人对抗送士兵之命、送国家之命，李请来戈登作军事顾问，为什么请他做顾问？“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戈登）曾带所谓的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从以上这些话中可以对戈登这个人得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名称职的职业军人，这名军人在履职过程中在雇佣方树立了威望，赢得了信任。那么他值不值得这番信任呢？他回复李的意见也体现了一个专业军人的眼光，李听从了他的意见决意劝皇上讲和。这个意见后来证明是明智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懂也不接受外国职业从业者的概念，包括军人、官员（比如给清朝管海关48年的英国人赫德）等，总是要主观地先把他们归成类，贴上政治的标签，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难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歪曲历史。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作怪，还有就是长期对西方契约精神的缺乏理解，不懂得契约在西方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关于循环套理论
　　蒋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一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旧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认识“循环套理论”。即每朝一般开国后一段时期内政昌明、吏治澄清，而后天下太平，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同时统治阶级欲望提高，贪腐抬头，百姓所受压榨加重，如此一朝一朝逐渐发展到低点，而后内政不稳，各类反叛力量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个循环套理论认为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而内政的关键是吏治。关于吏治的重要，他进而指出了旧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官的阶层对社会资源的通吃。因为旧社会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不像近现代工农商学兵行行可以名利两全，所以官这个阶层对社会各类活动都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并且直接、间接地掌控了各类资源。蒋有句评论“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旧社会的官吏知识结构是有很大缺陷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它的公平合理性，但只考四书五经类的文科理论，不了解科技知识，不懂得外部世界和外交，使得官吏的视野及识见都受到局限，思想封闭的同时还盲目自大，这个缺陷到了近代遭遇西方一套完整而全新的体系冲击时就成倍被放大，导致一系列应对之策的错误或滞后，一步一步使中国落后挨打。不过，清朝晚期吏治虽然有大问题，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还是涌现了一批能够提前觉醒的官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蒋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革新守旧同时举行，是他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蒋认为旧文化中的固有美德约束着官员的腐化行为，也为兴办新兴的产业、事业提供了支持，但旧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湘军充满了宗族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这种精神以后传给淮军，再传给北洋军，造成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国是祸害。
　　关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我的理解是近代化的产物，因对其他国家、种族的掠夺和侵略而产生，是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我的这种理解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即帝国主义对外国外族的控制和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资源的掠夺。但是蒋在谈及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时把中国也包含进去。他所认为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从版图的角度，因为“我们的版图除本部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因此把中国也列为帝国主义。但是中国对附属国非常宽松，基本不主动干涉其内政，对于经济方面更无主张。至于中国祖先为什么费力维系这些属地，蒋分析是希望它们代守门户，成为国防的前线。这样的解释颇为新颖，也言之有理。蒋结合近代化的背景进而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西方侵略模式（直接进攻本土）说明，这些附属国已经很难起到国防前线的作用（其实现在的朝鲜我们是当国防前线来看待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容忍金家的倒行逆施），应当支持它们取得独立，不做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傀儡，他还举了列宁放弃帝俄的例子。对于蒋的这番见地我以为在他写作当时的大背景下是一种有远见和实用的考虑，但把中国归为帝国主义我还是认为有所牵强，中国既没有军事侵略也没有经济掠夺，文化殖民也没有发生（文化影响倒是有的），跟近代西方那些典型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于保路运动
　　中学时学历史讲到“保路运动”，定性是人民反抗清廷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这场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蒋的论述说明导火索这点没有争议，但保路运动没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相反它是一场闹剧兼悲剧。此事大的背景是清廷准备修建粤汉、川汉铁路，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本，初始组织了民营铁路公司，四川、湖北、湖南人民均有参与入股，如此资金仍然不够，且民营公司的经营者也有劫公济私的行为。于是盛宣怀奏请清廷借外债修路，两条铁路也收归国有。听说出主意且主办的人是盛宣怀，股民们认为一定会让他们吃亏，加之革命党的煽风点火，本来清廷的一项良策最后成了埋葬自己的第一锹土！我认为蒋的分析给后人的教训有：1、触及大众经济利益之事，应方案周全、分步实施，各方利益均沾；2、好方案需有德信威望的好人来做，光有能力没有德也不行；3、名声、信誉很重要，失了信什么也做不成，说的好话也成了坏话。
　　近代史的研究在大陆近年颇为活跃。从出版物的角度主要分三类：官方、民间和海外。官方出版物的阅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其他官方机构；民间和海外出版物则是市场的主力，而且越是禁书越热。蒋氏出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并未形成大的影响，到台湾后五十年代初期的再版受人关注，国内此书得以出版又过了半个世纪，就是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小册子依然让今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大受启发，其魅力的成因我认为是研究者的功力、视野和价值观。蒋是少年时代即领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他的分析体系是西方价值观及其视角，在他所处的年代其视野是独特和开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视角在今天仍然引人注目，所以说，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在30年间日新月异，但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敏感的近现代史研究依然处于低水平，个中原因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