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八十七）

　　摘自2015年第五期《炎黄春秋》
　　新春联谊会发言稿摘登
　　本刊今年的新春联谊会未能办成。一些应邀与会者认真准备了发言稿。现节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不怕错主义”
　　周有光（110岁）：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现错误，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依赖于对错误的不断克服而后做出改进。我盼望得到各位的批评。
　　《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1页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
　　杜光（87岁）：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虚无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读历史，对待历史，把历史真相“虚无”掉了，而把“虚无”的假象塞进历史。《炎黄春秋》自创办以来，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例如，有的文章通过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个案，评价政治运动的是非得失；有的文章描述本地区本部门的历史事件，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动态；有的文章回顾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节点的实际过程，引申出宏观的结论。。。。。。如此等等，都是本着揭示历史真相、吸取教训的精神，求真去伪，求实去虚，发挥了启蒙开智的良好开端。
　　同上，第3页
　　周群自述在文革中被杀经过
　　1967年8月，（湖南省）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儿，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喝水，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来！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周群口述陈秉安整理：幸存者自述，《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1718页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三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
　　李锐：九九感怀，《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24页
　　文革中内蒙“挖肃”运动打击面之宽实在惊人
　　仅有200人的军区政治部，就揪出182个“内人党”党员，其中10人被迫害致死。在自治区公安厅系统，不仅挖出12个“内人党”支部200名“内人党”党员，还挖出“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和苏修情报部。据“寡妇上访团”的统计，这次“挖肃”运动全区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刑讯致残约14万，致死4万人之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二书记廷懋，在198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内蒙古在‘文革’中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中死2万多人，伤残17万人，被株连的上百万人。”不管哪个数字，都是骇人听闻的。
　　。。。。。。“内人党”到1947年5月以后就不存在了。
　　但文革中却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以乌兰夫为首的“新内人党”组织。
　　汪钦：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26页
　　极端民粹主义者波尔布特的所作所为
　　（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在外力的支援下夺取了全国政权。然而，进入首都金边的第二天，他们就以躲避美国飞机轰炸为由，以欺骗和暴力手段，迫使市民统统撤离金边，使金边成为一座空城。
　　紧接着的第二个动作，就让全世界神志正常的人们目瞪口呆。他们宣布：取消商品、市场、货币、贸易。。。。。。取消邮政、银行、医院、学校。。。。。。甚至取消家庭和城市。。。。。。其理由是：这些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旧东西、旧事物，要统统地消灭，要为他们建设一个新世界扫清障碍。
　　他们是怎样建设新世界的呢？他们把全体国民统统赶到农村，以性别、年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来编组，实行集中住宿和集体劳动，吃公共食堂，统一穿黑色服装，一齐唱革命歌曲。在他们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无父无母无夫无妻无儿无女。他们宣布知识为罪恶，因为那都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他们要痛加改造，方法是强迫知识分子进行重体力劳动，不服从者杀掉。对于现代生活消费品如电视、冰箱、家具、服装、书报等，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统统清除，不服从者杀掉。他们不设公检法，不设监狱，不设有期徒刑，劳动不好者警告三次，再不好则杀掉。对于自己人内部，即党内、军内，他们更不客气，不间断地一遍遍地清洗。通过严刑拷打，他们把一切屈打成招的“叛徒、特务、病菌”统统杀掉。在杀掉上述这些人的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要用木棒敲碎头颅，或用斧子劈开脑袋。乃至短短几年，700万人口的柬埔寨，被直接杀死或因病饿等原因致死的，竟达200万人之众。更加可怕的是，他们毫无负罪感。在他们看来，促进社会变革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称为“旧人”的人们统统杀掉，使柬埔寨人统统成为新人。
　　民粹主义的革命观，与邪教无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野蛮与凶残，超出一般恶人的野蛮与凶残，因为他们以一种荒唐的信仰为支撑。为此，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波尔布特的帮凶后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说：“我不是在杀人，我是在战斗。”
　　在大规模杀人的同时，波尔布特宣布要在柬埔寨实行”超大跃进”中国的“大跃进”，在他们看来是不够的。他们要通过10年到15年的“超大跃进”，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为全世界特别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们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至于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争取明年（1977年），每人每星期两个水果。后年，每人每两天一个水果。大后年，每人每天一个水果。”
　　1975年6月，波尔布特等人前来中国访问时，周恩来曾经批评他们：“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理智，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害。”又说：“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达到共产主义。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周恩来的话实为惨痛的教训之谈，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另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肯定和鼓励。结果，只有三年零几个月，波尔布特政权便灰飞烟灭。
　　吴若增：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4142页
　　民粹主义“祖师爷”涅卡耶夫
　　涅卡耶夫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革命家，他的自我评价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涅卡耶夫为了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放弃了家庭，放弃了爱情，放弃了亲属和子女，放弃了普通人理应具有的一切。他甚至没有真的朋友，因为不管是谁，一旦被他发现背叛了革命，甚至是革命意志不坚定，他都要毫不犹豫地杀掉。他个人穷困潦倒却毫不在意，对革命可谓赤胆忠心，一往无前。为此，他得到了当时许多青年的崇拜。
　　涅卡耶夫著有《革命者教义问答》一书，十月革命后，列宁发现了这本小册子，十分欣赏，曾经打算大量出版发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斯大林在读到第二页时就被迷住了。之后，斯大林下令封存，不允许任何人再读此书。不过，可以在斯大林的大清洗、大屠杀中，清晰地看到涅卡耶夫的影子。此外，斯大林有一句名言与涅卡耶夫的语言相似。斯大林的名言是：“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革命者教义问答》虽没有流行于世，但人们还是能够从一些文件的引述中得知，在涅卡耶夫看来，革命至高无上，并且是革命者唯一的生活目的，舍此再无其他。因此，革命就是毁灭，就是要毁灭一切，毁灭亲情、友情、爱情，毁灭道德、法律、文明。并且，绝不能容忍任何同情之心、怜悯之心、恻隐之心。涅卡耶夫说：“毒药、刀子、绳索，是革命的圣物。”又说：“如果革命需要，应不惜与魔鬼结盟。”杀掉敌人毫不留情。那么，对人民怎么办呢？涅卡耶夫说：“如果饥饿和灾难能够促进革命，那么，就让我们欢迎饥荒和灾难吧。如果人民不觉悟，那么，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以促其起义。”一旦革命成功，涅卡耶夫说：“那就要杀掉大多数旧人，以免他们妨碍一代新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
　　也许是民粹主义看起来太登不了大雅之堂，就连涅卡耶夫都不认为自己是民粹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由此可以发现：近现代民粹主义的特点是，它从不自己出面，而是隐藏在别的主义的体内去发挥作用。由于民粹主义看起来像是社会主义，近现代民粹主义就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行民粹主义之实。
　　更加可怕的在于：某些人把民粹主义误解为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故意要行民粹主义，只是误解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实在是难以区分的当然，更加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其实是民粹主义者！对于这一点，也许他们自知，也许他们不自知！
　　不幸的是，中国的这块土地有着肥沃的民粹主义土壤，这是由闭锁式农业自给自足型经济决定的，又使朴素的土生土长的民粹主义染上了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
　　出于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急切目的，民粹主义也不可能去批判封建主义那不就要发展资本主义了吗？要实现社会主义，当然就得去批判资本主义。何况，在中国人普遍地还不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批判起资本主义来实在是一个很便当的事，只要你宣布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就行了。
　　当然，许多人早已经把深入骨髓里边的民粹主义意识当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宽容地说，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的，他们是误解了社会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太像社会主义了！
　　同上，4243页
　　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典型的全国性的民粹主义运动
　　1949年以后，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典型的全国性的民粹主义运动，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另外一次是十年文革。正是这一类民粹主义的动作，对于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构成了最大的干扰和破坏。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是正直的善良的有教养有道德的一种主义，不应该是暴力的邪恶的没教养没道德的什么东西！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卑鄙的构陷、无耻的背叛、下流的告密以及野蛮、残忍和仗势欺人一类取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是因为放弃了那些隐藏在社会主义旗号下的民粹主义思维与做法。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对新加坡和日本进行考察后，曾经在飞机上感慨地说过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也明白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有信心有决心来实施改革开放的。那时他说：“我明白什么是现代化了。”是的，这才有了邓小平以后的一系列决策和举措。
　　至于邓小平1992年的深圳之行，则完全是对于那些民粹主义责难的坚定拒绝。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冲破民粹主义极“左”势力的阻挠和反抗，继续前行。
　　当然，30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成就的辉煌，失误也未能幸免，令人痛心，比方权力与金钱的暗中勾结致使权贵阶层产生，对于官员们的监督严重缺失致使贪污泛滥，市场机制的泛化致使社会财富分配失度，民生艰难，等等。但是，在我看来，有可能毁掉改革开放的，却仍然是民粹主义的回潮。互联网上，不少人公开地诋毁改革开放，为四人帮一类人物唱赞歌，企图复辟十年文革，再次掀起内斗和内乱，就是明证。所以今天，要坚持改革开放并使其深化，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民粹主义！
　　同上，43页
　　绝对的信仰、信念类似于宗教统治
　　大跃进的许多经验层面和事实层面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大跃进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后面有“三面红旗”撑腰，而为“三面红旗”撑腰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必然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发达、更合乎生产力的要求，等等。
　　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虽然以科学知识体系的面目出现，却成为类似宗教的绝对信念。既然是绝对信念，就是不能反思、不能怀疑的“第一前提”，它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即使所有的事实经验都表明这个前提错了，也不能怀疑，因此，与这个前提相反的经验事实再多，也奈何不了它。“信仰”的主要特点就是不能通过经验加以检验。而知识的前提如果被经验事实否定，是可以放弃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反思大跃进的失误就不可能是彻底的。
　　即使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了惨重的结果，即使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纠左，反浮夸，但也不能怀疑“三面红旗”，不能得出“三面红旗”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信仰这个“第一前提”，只能说“好的路线方针”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否定了第一前提就等于改变社会主义的信仰本质而把它还原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检验的知识，而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就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做不到，更不要说毛泽东。这个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先确定一个不可怀疑的前提，然后环环相扣地进行逻辑推理。只要承认了其前提的绝对正确和不可怀疑，那就不得不被它牵着鼻子跟着它走。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很多人自己承认不了解社会主义。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回忆说：“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6页）那么，如此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会像基督徒捍卫上帝信仰那样捍卫社会主义呢？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在当时不是知识，不必通过深入研究并反复检验之后才能被信为“真理”。这与很多宗教徒并不怎么了解宗教经典，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徒相似；而一旦成为信徒之后，怀疑和反思就更加不可能了。
　　陶东风：1962年对大跃进的反思为什么不能彻底，《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44、45页
　　“银发尖兵”群体的一般共性
　　（一）他们具有高度的文化素质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既接受过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入世理念，又深受五四运动以来近代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并把这些贯彻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改革社会的实践之中，经受过艰难的革命考验。
　　（二）他们大都以不同的方式，坚定地和蒋介石独裁专制进行过抗争，曾经信赖共产党当年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承诺，倾向或支持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共产党，有不少人还直接投身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遭受过国民党的种种政治迫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革命圣地”和“解放区”，成为坚信马列主义的革命者。
　　（三）他们兴高采烈地跳着秧歌舞，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迎来共和国的建立；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中国将实行有别于国民党的民主政治充满信心和期待。因此，他们都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勇于建言献策，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新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四）他们真诚地参加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不断检讨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被列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肃。当年很多正直的共产党人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现在却被共产党扣上各种罪名关进了新中国的监狱；他们身边一些亲友与熟识的好人，遭到无辜枪杀或被迫自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岁月，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新中国让一个人“神”一般地“站起来了”，全中国的人都趴在他的脚下了。同时，他们的血泪也养肥了一批“左派”，他们靠整人起家，至今仍念念不忘用文革的语言、逻辑和风格为文革招魂，掩盖和抹杀很多铁的事实。
　　（五）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让“自我”渐渐苏醒过来，重新审视他们长期信奉的“金科玉律”，思考几十年所走过的路。怀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忧国忧民的胸襟，希望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以兑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的承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政治改革遭遇到来自享有特权的统治营垒的“铜墙铁壁”。经济领域虽然取得了应予肯定的成绩，但也造成了祸害子孙的生态灾难，养肥了以政治权势为基础牟取暴利的权贵，贪污腐败充斥官场，贫富之间差距巨大，“仇富仇官”情绪蔓延，民间积怨增长，常常引发激烈的群体冲突事件。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生态，“银发尖兵”们进行了艰苦的理性批判，表现了追求真理的胆识，启发了许多在“瞒与骗”中生活的人，受到良心未泯者的尊重和敬佩。
　　这就是“银发尖兵”群体走过的心路历程。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诉求都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不合国情的舶来品。且不说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价值本无所谓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外来之分，仅就上述对“银发尖兵”的一般共性的分析来看，他们纯属土生土长，从咀嚼自身的苦难经验中升华出思想结晶，是痛定思痛后的理性批判产物。有人常常用“体制内”来称呼这些“离经叛道”的老共产党人，我觉得还不如说他们是从旧营垒冲破思想束缚的改革者。鲁迅认为，改革中会有人对旧事物有所警觉，从而喊出新的声音；又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死命。丁弘在《老年人的燃烧》一文中，引用李锐老的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裹过脚”的，“裹过脚”的人才懂得裹脚的痛苦，思想受过禁锢的人才深感其危害，所以他们从旧营垒反戈一击，就格外切中要害。
　　杨教：丁弘：银发尖兵中的一员，《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