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读书活动述评

　　近来媒体消息说：目前世界上按照人均阅读数量而言，中国人是人均读书数量比较低，可能在倒数名次。于是就有不少文化人断言，作为具有一个盛产“诗书礼仪”文化传统的国度而蒙羞。还有的人诊断了读书少的原因，开出了一些“治疗”的法子。
　　在我看来，这是正常的，并且正是对阅读的疏离、拒斥，恰恰是在阅读中理性、敏识和价值的回归而显示出中国读者的健康和进步。阅读是一项对文化的接受活动，而接受的程度或者热情取决于被阅读作品质量，包括一系列的价值、吸引、趣味等等，如果读者对作品不感兴趣，拒绝阅读，那么责任又在谁呢？
　　中华民族5000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儒道释”三学文化精髓，博大精深，培育了一代代“修齐治平”的圣人，这是事实。但也出现过像孔乙己、鲁四老爷这些文化废料；至于说道教，最早的经典说的是“道德经”，也具有相当价值，但后来逐渐被沦落为民间宗教，还有从事修炼飞檐走壁的武功或者坠入走火入魔的炼丹这类科学。至于说华夏民族一段时间内那种一定规模的阅读活动，也是事实。另方面，中国从秦代以后疆域很大，人口也不少，但这两者只是构造阅读的一些条件，却不能说国家面积大了或者人口多人阅读量就大、就多。
　　在久远的古代，即便国家人口具备一定规模，但读书的不可能很多，因为那时的教育普及程度还处在非常原始落后阶段，绝大多数子民的生存方式主要还是谋取生活资料，不可能有识字读书的闲暇。像《周易》这本书即便对于作专门研究的文化人也有很多阅读障碍，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作不同的解读，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百姓读它作甚？就是《诗经》这类诗歌，虽通俗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也不是轻易理解的知识，如此也就是当时有文化知识的贵族创作出来而自乐自娱的一种很小范围的文化消费。所以春秋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肯定是一个文化荒漠时代。
　　中国的“读书热”表象是出现在隋唐科举制以后，史料记载阅读中的“悬梁刺股”或“凿壁偷光”之类对肉身自虐或在阅读困境中求知技术，被后人赞赏有加，但也不能说这是“读书热”的有效证据。科举制是当时朝廷选拔官吏过程的遴选制度，又由于当时对官吏生存待遇设置的太丰厚，对当时全部儒生的极大吸引力产生了极其广泛的效应，无数文化人为了考取功名，在其一生里皓首从经，苦读寒窗，为的就是这最后的放手一搏。从隋唐到清代末期的1000多年，是文化人热衷阅读“圣贤书”的时代，但读来读去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儒生，对于普天下百姓而言阅读数量并不多。
　　像古代科举制除了很少为科举苦读寒窗的学子一样，当今的中小学生也是为了将来能够考取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而拼搏，还不到10几岁的孩子就背起了沉重的书包，从教室到卧室夜以继日，其实现在读书的主体也就是中小学生，一般到了大学读书热情开始降温，就业的压力，而是反复琢磨怎样找个好工作。所谓“全民阅读”热很难激发出来。
　　正如生命有机体被遭受重创后必须通过对外界的隔绝而疗伤一样，当因“自我”被伤害后，也有一段自我修复的时间。因阅读而发觉误入歧途就进入反思。由于过去一些时期，因阅读被欺骗、被伤害，人们就选择了一些具备治疗心灵的思想文化以“疗伤”，上世纪80年代，读者从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到尼采的生命哲学；从柏格森的意识流到罗素的语言分析；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从马尔库塞的“西马”到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到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正是从这些极具人文价值的思想大餐中，培育出中国新一代的思想文化精英。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基本接受了我国哲学家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观念和实践性美学。在这个思想文化的长廊里，中吸取了其他人文科学知识。
　　从以上对读书现象简要的回顾里，可以看出读书就像衣食住行一样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组成，就像吃饭是维持肉体生命的必须一样，阅读这种对精神食粮的接受也是构造文化人格不可或缺的价值，也是根据其口味的不同自行选择。读书是件很私人化的事情，读什么或不读什么无需“引领”。现今除了学生为了高考拼命读书外，如果读书不多的话，一方面说明读者具备了识别“文本”的能力；另方面也说明可供阅读的有相当价值的书不多，在书店里，大量书籍长期在书架上陈列而无人问津，也就表征其质量的低劣。稍稍吸引读者的就是那些“商场如何打败对手”或者“人事关系中的厚黑”和“投资发财”之类，有价值的书实在不多。如果没有大量书籍可读，把读书时间置换为思考反思时间岂不更好？
　　就连传统比较看好的文学艺术书籍阅读的也不多。去年当作家莫言获取文学诺贝尔奖的时候，都看好他的作品会引发一次读书热潮。但当时莫言很冷静地说：最多有二个月的小热闹，很多就会过去趋向以往。莫言很明智，他的“红高粱家族”文化，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热过，作为文学艺术死灰复燃现象其实并不多。
　　现今中国文学的现场，我国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曾有这样的敏锐：
　　“第一，80年代以来活跃的前线作家，大多进入了衰退周期，而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成熟，断裂变得不可避免。第二，重商主义对文学的影响，市场占有率成为衡量作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种普遍的金钱焦虑，严重腐蚀了文学的灵魂和原创力，导致整个文坛垃圾丛生。第三，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等媒体的兴起，压缩了传统文学的生长空间，迫使它走向死亡。”
　　但是，没多久，朱先生就否定了以上的看法，以上还不是衰退的真正原因，还是一些附着现象。衰退的是人类及前来并只是一直延续而没有改革的那种“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当另一些具备同一表达功能并优越于传统的工具出现后，衰败既不可避免，也无法挽回。他又认为：
　　“我最近才意识到，以上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文学的衰败只有一个主因，那就是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兴盛期之后，注定要在21世纪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新媒体首先摧毁了文学的阅读者，把他们从文学那里推开，进而摧毁了作家的信念，把文学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物”。”
　　在我们对如何描述和表达世界工具的认知中，好像只有“平面印刷的字符”是最可靠的，人类社会几千年我们认识对象的工具就是这些以笔画组合的一个个符号，它比起在场说话的有声语言优越，可以把不在场的对象以字符替代，并且通过解释还能发现更多的价值。尤其是在我们华夏文明体系里，有一种叫做“文人”的社群，以字纸为生，垄断了书写和阅读权力，据此掌控者农业时代很有限资讯（包括叙事、记忆和知识），制造和传播着对世界秩序的把握。于是传统就是以这样的定势造成了所有人对知识文化的误认，只要苦读“圣贤书”就能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文化人”，所以就把获得知识的来源视为“阅读”。
　　读书受骗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也是对传统阅读观一次有力的回击，并非所有的阅读都能获取知识，并且还因不正确的阅读而消解和剥夺知识，现今学生阅读中的背诵、记忆名人和年号，划分段落、寻找中心思想等等，大都需要反思。
　　只有在彻底消解传统阅读误区的基础上，才能开辟追求知识的道路。德里达敏锐发现，在文化人知识结构中那些僵硬的“二元对立”，那些对“逻各斯”中心的迷恋，都与这种传统阅读有关，总是在阅读中寻求什么所指的“意义、价值”，这是被平面印刷字符所束缚。所以他正确预见到传统的认知方式包括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书写都已经过时，进一步认识世界知识依靠这几类工具已经不可能了。
　　德里达的这种对传统阅读写作的“死刑宣告”并非危言耸听，看看当今图书馆、学校和书店里的荒漠化大概就知道传统阅读包括写作面临的深刻危机。当阅读转向电视、电影、互联网和其他方面的图像、声音时，我也可以预言：即便是能够再写出像《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等这样的中外名作，也很难激发发出过去的阅读欲望，还有字符写作，也一同与传统阅读逐渐衰竭。对此，也就没有必要为传统文化消歇而担心，强制性的挽救和说服这是启蒙时代引发的错乱，那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在这条旧河里饮水，否则，只能走向自闭和衰败的结局。
　　至于不远将来的文化创造样式，主要是文化借助新媒体脱胎换骨，作为文学而言，朱大可先生描述为这样场景：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维系着旧文学的灵巧的叙事特征，却拥有更优良的视听品质。它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可以密切互动的数码艺术，结果它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抨击严酷的社会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形态力量。新媒体文学甚至借用商业资源，把那个最强大的敌人，转变成养育自身的摇篮。文学正在像蝴蝶一样蜕变，它丢弃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方式重返文化现场。。。。。。。”
　　这是极具价值的洞见，不知诸位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