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生日，他最大的智慧是什么？

　　金庸：域外的中华造梦者
　　徐瑾首发FT专栏
　　武侠小说家金庸在2018年10月30日去世，一时之间，互联网世界正如金庸小说中形容的一般，“瞬间哭丧着脸如丧考妣”。
　　为什么武侠热已经过去多时，我们还是如此沉浸其中？享年94岁的金庸，以一支笔，在香港一隅，只身重建了一个想象的武侠世界，而这或许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
　　1：
　　查良镛的外交官之梦
　　金庸有多重身份，一个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大侠，恣意书写着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一个是成功的报人或者说企业家查良镛，步步为营地在政治商业之间精确平衡。
　　两个身份之间重叠紧张，共同构成了金庸的人生底色，只谈其中一面，断然并非全貌。
　　当然，金庸自己看中的或许还有另一个身份，也是他毕生遗憾最大的学者身份，为此到耄耋晚年仍旧不惜奔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写武侠小说，并非查良镛的从小志业。当金庸还叫查良镛的时候，他的家族是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佼佼者。
　　查姓起源于周代姬姓，海宁查家这一支原籍江西婺源，从明清之际就是望族，康熙曾亲笔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据说当地有谚语说“查祝许董周，陈杨在后头”，将查家排在第一，可见其地位。
　　金庸祖父查文清光绪年间在丹阳任知县，因为保护教案中农民而去职。世人熟知的学者查慎行诗人穆旦，均出自查家，徐志摩琼瑶钱学森与金庸都有亲戚关系。
　　出生在这样绵延上千年的家族，如果早生二十年时候，查良镛的梦想路径恐怕还是维新派士大夫，不过当查良镛出生的时候，中国民国已经建立十二年。
　　动荡中国裹挟于世界潮流之中，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逐一从列强手中索取新生中国的权益，力图重新定位中国在远东秩序的地位，那个时代是顾维钧这样人物最耀眼的时代。他此刻的志向也自然而然是成为外交官。
　　查良镛十三岁成为流亡学生，从江南来到西南，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外交，一切看起来都是为了外交官在做准备。
　　不过，随着时局急转直下，查良镛被学校劝退，其人生道路也中途转折，他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
　　1947年，当时名重天下的《大公报》招聘翻译，查良镛以第一名入选，这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的一份报纸。当时《大公报》不仅影响大，待遇也不错。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因为原来同事新婚，查良镛被临时暂派前往香港，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最初几年，查良镛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官梦想。在外交部顾问也就是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赏识之下，查良镛一度回到北京，谋求在外交部发展。
　　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出身在新时代并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于是他重新回到香港，他的父亲在老家被镇压，彻底断绝了查良镛的回头之路。
　　2：
　　金庸的诞生
　　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有变化，但离后来东方明珠的地位还有距离。过去的内地人从上海去香港，多少还是带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但变化已经在发生。
　　四十年代末后，涌入香港的人口据统计就有75万，香港人口在当时就超过了250万。因为移民的涌入，香港变得更为热闹，为随后60、70年代经济起飞奠定基础，新的文化需求也在蠢蠢欲动。
　　在谋生搵食的熙攘人潮中，有各种劳动力需要市民趣味的消遣，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文化群体，很多来自内地，也被称为“南来文人”，不少栖身报业。
　　二者的结合，诞生了有别于传统武侠与公案小说的新派武侠。
　　1952年，太极派和白鹤派爆发门派之争，当时还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在朋友鼓励下，在比武后数天趁热推出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
　　受到梁羽生案例的鼓励，查良镛在1955年开始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世人知道了金庸。
　　五十年代末，借助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与积累，查良镛脱离《大公报》，开办《明报》，从此一手以查良镛本名写社论，一手继续以金庸为名写武侠。
　　《明报》兼顾了大众文化与时政新闻，定位在左右之间，在60年代报道率先报道逃港等新闻，销量稳步上升，鼎盛时刻影响中外，也收获了极大商业价值，从资本10万元起家，90年代上市，市值近9亿。
　　千古文人侠客梦，金庸与查良镛的合奏如此成功，不仅使得其查良镛名列香港富豪榜，金庸也蜚声海外华人界。
　　文革之后，金庸名声传回大陆，不仅受到要人接见，而且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3：
　　金庸的武侠世界
　　那么多年前过去了，我始终无法忘记少年第一次听到金庸小说时的刺激。
　　说的是《射雕英雄传》第一节。牛家村中，郭啸天和杨铁心上一刻还在对酒谈心，立志以岳飞为志向精忠报国，与游侠道士丘处机一见如故；转瞬之间却飞来横祸，异族铁骑呼啸而来，导致两个家族灭门，留下两个孩子作为漫长传奇的线索。
　　单单这一节，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意，意境类似林冲“风雪山神庙”，各种“无巧不成书”的设定更是脱胎于古典话本痕迹，也有西洋小说的写实，埋下的复仇桥段隐然有基督山伯爵的气魄。
　　某种意义上，这种看似中国实则东西结合的模式，是金庸成功的关键。
　　新派武侠三大家，世人首推金庸古龙梁羽生。梁羽生出道第一，古龙去世最早，倒是金庸始终盛名不衰。
　　如果从人物刻画而言，古龙无疑更得人心，更有西方的戏剧性，从历史文化而言，梁羽生更为中规中矩，颇得中国名士派头，金庸的长处，其实更在于兼容并包。
　　梁羽生去世时候，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点评过三人：梁羽生小说可谓武林世家，翩翩有礼，格调有度，古龙则堪称江湖奇侠，将金庸小说中有所节制的西化与情节发挥到极致，爱之者与憎之者皆众。
　　一般人常以金庸为武林盟主，也并非浪得虚名，但是金庸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背后，不仅仅存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金庸文本适应潮流的超凡表现力。
　　曾经拍过电影的金庸其小说本身就具备很好剧本潜质与触觉，在“金学”长长的食物链上，少不了学院媒体的微言考据、林青霞翁美玲的如花笑靥、王家卫张纪中的插科打诨。
　　金庸数量对比其他武侠小说家，并不算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基本涵盖了他的主要作品。
　　但金庸小说流传之广，可以说凡有华人处，必有金庸迷，尤其在各类影视作品迭代演绎之下，金庸作品已经超越金庸本人的定义，成为多数华人的集体梦境。
　　金庸以细致雄浑的想象力构建的这个造梦空间，华人读者们自可以各需所需，家国情怀、儿女情长、侠义忠奸，都被编织于从蒙古草原到燕京风云的历史解读之中，完美地满足了华人读者们的各类心理需求。
　　金庸小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华人读者能够拥有的对中华文明最惬意的想象世界。唯一的遗憾只是这一想象的世界也早已远去，而唯其遗憾，才可供人沉浸其中。
　　金庸迷的构成主体复杂，但从年龄来看，中青年为主。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和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倒是真诚地表示看不下去金庸小说，因为文字隔膜，也不够精细这种表态不难理解，我成年后多次打算重读金庸作品，却发现再也难以下咽。
　　各种差异，不仅仅反映年龄偏好，更是映衬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
　　对于文化断裂的一两代人而言，金庸小说提供不仅仅是娱乐，更是现实的教诲，他们对于武侠的认同不仅在于情节人物，更在于精神世界的共鸣，武侠的世界不仅是成人童话的投射，更是历史理想的投射。
　　金庸自己曾经谦虚地说，“金学”的说法不敢当，“金学”不值得研究。
　　我过去常常认为金庸小说是通俗小说，其思想文学性无法比拟类似的《魔戒》作品，历史与想象力难以比肩《权力的游戏》等作品，但是越加思考，其实越发现，无论如何评价金庸小说文学价值高低，但从影响而言，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文化的域外传薪者，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金庸无意让他的作品充当这一角色。
　　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但是新派武侠的诞生流行其实与时代也息息相关。
　　在连梦想都丧失的年代，金庸作品的意义也在于重新以想象的美好建构国人的自信，即使这种美好可能是虚假而简单的自我安慰。
　　历史一直类似中国人的宗教，而好的小说无需说教就完成了其道德教诲，因此披着历史外衣的武侠小说其实在娱乐之余，已经伸张了其道德诉求。
　　金庸曾经总结其小说价值在于“强调是非观念，做人强调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
　　这些价值看起来简单，在特定时代却堪称弥足珍贵的道德教诲，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其实部分填补了时代的空白与扭曲。
　　4：
　　边缘的传奇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庸生活于香港，精神世界却一直在大陆；当年查良镛去香港，原计划只是暂时，最终这里却成就了自己的太平绅士传奇。
　　他对此心知肚明，写诗说“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香港，成就了金庸与查良镛，在一个别处完成对故国的想象。然而，为什么偏偏是是当时的香港，成就了新派武侠与金庸？
　　今天看来，对比内地与台湾，香港看起来或许是文化沙漠，事实上或许是中国文化最后的劫余。不独金庸，国学家钱穆文人刘以鬯张爱玲等人也不约而同栖居此间。
　　作为边缘的香港，原本是劣势，却因为政治变化，将边缘变为优势，远离了各类运动的中心，保留了一寸空间，无论是经济腾飞还是市民社会，新派武侠还是古典文化，甚至文人报业。
　　当机会重新来临，边缘地带的生机，往往扮演了中心地带的反哺角色，亦如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观察到的，中国改革成功源自边缘地带的革命。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富裕过程，不仅也对应着企业家查良镛的资本积累，而香港作为多重势力的飞地，也给予了报人查良镛可能的博弈空间。至于小说家金庸，也成就于香港当年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香港，那么金庸小说的地位也很清晰了。
　　张爱玲曾经谓香港“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一鳞半爪”看起来是贬，其实却是沧海遗珠的感慨，金庸小说作为这一鳞半爪的衍生产品，也足以慰藉真正的沙漠众生。
　　也正因此，金庸小说中虽然心念念江南塞外，但核心要素却隐约闪现着香港的投射，无论是郭靖死守襄阳城的意象，还是韦小宝逃遁的“通吃岛”
　　在时代变迁中，孤岛香港是最后的堡垒，是小资教主张爱玲所谓的边城，香港本土小说家西西所谓的浮城。
　　香港的边缘或者“沦落”，成就了金庸的传奇，查良镛收获了完美的人生，而香港却徘徊于命运的路口。金庸的作品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是他意料之外的产物；等到香港回到中心，查良镛随之也达到生命的巅峰。
　　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使命也共同走到了终途。急流勇退，一向是金庸推崇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