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红楼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舒芜先生1987年给《红楼梦》写前言，开篇就说：“《红楼梦》是了不起的，它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空前未有的东西，就是把女人当人，对女性尊重。”这几句话，要是在今天说，会被女权主义者骂死。把女人当人，尊重女性，难道不应该是的天经地义的吗，还用得着这么出劲的肯定？
　　倘若《红楼梦》的了不起，只体现在今人以为的“女权主义”上，这本小说，完全可以扔进垃圾堆里。曹雪芹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想着要把女性当人，尊重女性，都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谁也不能穿越到他那个时代问他是否果真有此想法。后代读者读出这个意义和价值，往好里说，是再创造，往差里说，是曲解了作者。而舒芜先生开篇就肯定《红楼梦》把女人当人，尊重女性，这决不是他个人的看法，是时代对《红楼梦》的认识，借他的口说出来而已。
　　那么，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公认的“红学大家”，他们各自对《红楼梦》的理解，就都能get到曹雪芹的点？也未必。否则《红楼梦》就没有再继续研究下去的必要了。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都对《红楼梦》某方面的深读，做过开创性的工作，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借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名言“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红楼梦》也一样，正是几代慧眼如炬的读者，才将一本小说的解读，变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
　　这些《红楼梦》的研究大家，是把这门学问当成自己的理想目标来看待的，不管其研究成果能不能为后世所接受，但他们的态度，都极其认真诚恳。不像今天评说《红楼梦》的各路名家，只是把这部书当成了揽钱的工具，不过是借《红楼梦》来撑起自己讲说世事人情所编出的那套说辞。“商场红楼梦”、“办公室红楼梦”、“家族红楼梦”，但确实也营造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氛围。
　　像《红楼梦》这种顶级文学作品，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好谈论，甚至是没办法谈论，因为肯定它的某一方面，就必然掩盖了其他方面。评论者费尽力气挖掘出他所理解所喜欢的那一部分，认为曹雪芹在书里的微言大义，就他一个人是曹氏的隔代知音，再意兴神飞地不断向周边时代现实里延伸，直至把一部小说，最后穿凿附会成他一个人想象的产物，还非要读者都认同，就有点可笑了。但这丝毫不影响《红楼梦》本身的伟大。
　　文学作品欣赏的麻烦在于它根本就是读者个人的事。读者能明白，就不需要他人的啰嗦，不能读明白，别人说了一箩筐，还是别人的。这就像有些作者，在自己新出版的书上印着把这本书献给谁的字样，但最终这本书还是自己的，那个接受者不过是空担了名分而已。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一定都是结合了自身所受的文化教育、人生经历和兴趣所在，这些不具有共性，因而也就无法把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拿出来共享，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欣赏同时代的文学作品，除了某些隐晦的表达，如诗歌运用意向、象征等手法，有点麻烦，小说、散文，理解起来，都没有太大的难度。文言作品和古典诗歌，今人读它们，有三个难以逾越的坎，一是文字，二是时代背景，三是作者身世。文字这一关并不好过，文言的过度简练和文字的古奥，没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很难准确地理解古人的意图。今天有不少到处开讲座的文化大家，在文字上栽跟头的实例，多的是。了解古典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身世，唯有多读历史和作者身世材料，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红楼梦》的成书是在清代中期，距离我们还不算太远，且清代的史料相对前面的朝代来说，要更为丰富完备。《红楼梦》的文字，也比较浅显，中学生就着字典便能读下去。尽管曹雪芹的身世依然迷雾重重，但大抵上也有点头绪，比英国人眼里的莎士比亚要清晰得多。今天的年轻读者理解《红楼梦》，不是小说本身有多大难度，而是被当前各种版本的《红楼梦》解说，弄得晕头转向，不把这些解读都读过一遍，都不敢开口说自己也读过《红楼梦》，生怕书里的某个影射没看出来，而被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