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七讲》读书笔记

　　经典的光芒《〈人间词话〉七讲》读书笔记5000字
　　（一）词学大师葉嘉瑩先生以深入浅出和典雅细腻的文字，讲述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著名的“境界说”，词与诗的美感特质的区别，及历代著名词家词作。
　　虽然这本书对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进行了大篇幅的讲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先生开篇所言的王国维之思想。人总是会死去，唯有思想是不朽的，无论历史的车轮怎样抹杀一个人的痕迹，但是伟大的思想却不因为人的死去而光辉渐逝。而王国维先生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思想，“思想而不自由者，毋宁死而”，先生所秉承的自由之思想，不仅体现在自己的著述中，而且也表现在他人的评价中，“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光，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在写给王国维的碑文中就高度赞扬了王国维先生思想。王国维先生的这样一种思想，正是我们现下大学教育所需要的一种思想，钱理群曾说道，现在大学培养的是高度的利己主义者，而这样的大学生可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吗？为着真理而进行孜孜不倦地奋斗，为着学术而进行不计代价地研究，为着理想而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即使有这样的人，然而真的能不被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所排挤吗？这是王国维先生的自由之思想带给我的思考，已经觉得被这个社会所同化的我，依然在光辉的思想面前像黑泽明所言的“站在镜子前的蛤蟆”，面对自己的丑陋依然颤抖得不能自已。而唯有秉承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心无杂念地研究学问，“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至于“境界说”，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讲述，但是我认为即使是这种讲述也无法完全地讲述王国维先生所提出来的“境界”一词。“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为利根人就是思想非常敏锐的人所说，你只要点到，他就明白了。所以古人谈诗论词常常没有一种逻辑四边的模式，写出来都是比较零乱的诗话，词话”，葉嘉瑩先生在书中就言明了中国文论的特点，不像西方文论那样逻辑条理非常地清晰谨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境界”是无法言明的。而这种不能言明，绝不是我们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言不尽，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说的无法用清晰的逻辑条理来明确地道出这一境界的含义。自中国五四运动解放思想，大肆引进西方文论开始，向西方学习已经是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无法用西方理论所解释的东西，大略是无法被很容易地理解和接受。自然而然地，学习古典文学知识，就变成了我们的难题。而运用古典文学知识去解释古代文学问题更是成为现在学习的一大难题。那么既然无法言明是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好的问题，谁又能说明人是怎样存在的呢？但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命题。而“境界”这一问题，只能在中国的文论里找到与之相像的文章中所谓的“气”的问题。孟子所言“养浩然之气”，曹丕所言“文以气为主”，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何为“气”，但是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看出一篇文章有没有一种所谓的“气”存在，并且能够论说文章是如何有这种“气”的存在，就像“境界”一样。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首词里面对于听雨感受地描写，所呈现的是三种不同的境界，我们能言明他所塑造了三种不同的境界，却无法言明什么是境界。在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一直在追问美是什么，即使到现在，西方美学也一直在追问美是什么，我们都无法言明美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是什么使物品所具有的美，可能是优美的曲线，绚丽的颜色，但是却无法因此就认为绚丽的颜色就是美，就像我们无法认为“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所塑造的开阔的境界就认为就是境界自身的意义。绘事后素的意义就在于此，由此即彼的联想。境界的意味也在于此，由此可以想象出一个更高远的存在，即为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者。
　　即使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很多首优秀的词作，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像西方文论定义文学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那样来定义境界，但是先生以学贯中西的文学素养，带领我走进词的世界，学会从欣赏一首词的手法到欣赏词的境界再到鉴别一首词优秀与否。而这种文学素养就在先生深入浅出的文学熏陶中，得到提高。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之说。不论是西方文论，还是古代文论，要完全地阐释一种文学形式，往往只从内部看，或者从外部看都是片面的。钱钟书先生博学多识，中西文学都有涉猎，最终写成一部集大成的《管锥篇》，就证明了这一点。先生在这本书，结合中西文论，提出“创造性背离”和“断章取义”的观点，我认为对于境界的理解是十分有帮助的。自从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法”开始，文字符号学发展得愈发迅猛，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个问题提供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而对于“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个问题，我却认为先生在这本书所说的，陈曾寿的《浣溪沙》的幽微曲折的感情适用于词而不适用于诗，这种论调对于词与诗的区别仍不能完全地道出。自孔子收集十五国风，整理成册，《诗经》所代表的诗的文学传统就为士大夫规定了诗歌的文学样式，诗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等士大夫心中的文学之道之外的无法排解的情感就适合用词的文学形式来表达。即使是李商隐的一系列“无题”诗歌，也左不过是壮志难酬的思绪，而南唐后主的一系列写歌舞升平的词，却无法仅仅只用一个及时行乐来概括。即使是苏轼开了“豪放派”的传统，但我却认为最能代表词只有花间词。花间词就像“衣锦褧衣”的文姜，只有拿下罩在外面的那一层罩衣，才能真正地看见里面华丽的衣裳，即所谓的“创造性背离”，也许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创造性背离”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仍然想用这个词来解释。罗兰巴尔特认为，“尽管文学写作是一个符号，它的最后的结果是由于“代码”的作用而生成一种具有“自我包容性质”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又可分为“可读性”和“可写性”的，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这两种性质常常是交织出现的。毫无疑问，词就是一种“可写性”极强的文本形式，但也不排除词的“可读性”的存在。柳永和周邦彦的词，对事物几近吹毛求疵的描写，完美地呈现事物，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毫无掩饰地对于这种“可读性”的贬低，对于温庭筠与冯延巳的评价，我认为也是这种“可写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对比。“可写性”极强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就愈加丰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期待视野和作者呈现的审美表达形式之间，形式所能承载的东西愈多，期待视野便也愈加契合，而词作也就越加优秀。即读者的“创造性背离”与由“符号学”这两种对文学的解读方式所理解的文义，既是读者所引发的联想，又是作者的创造而形成的境界，这就是我从这本书中理解的“境界”一词。至于所谓“解人之不易得”就是这种审美期待视野和作者呈现视角所带来的背离，而这种背离也是词魅力的所在，由词所引起的无限的联想，即使是“符号学”对作品的解释也不能据此就完全认为作者那时那刻正是这样所想。我认为是花间词不仅能言幽微曲折的感情而且能包含无限丰富的情感和诗歌作文正统的文学形式和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的区别，使得“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
　　战国时代，屈原的《楚辞》提出以美人自比，香草美人这一传统就成为了自《诗经》所形成的“风，赋，比，兴，雅，颂”文学形式的一种补充。在书中先生也提到了外国文学的“弃妇诗歌”传统，并提到了美国的劳伦斯利普金的《弃妇与诗歌的传统》这本书，虽然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有看这本书的打算，也许“弃妇思想”这一文学传统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情感引起的。但据此也可以看出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是地下的，这又是女权主义的话题了，在此不提。自屈原开创用女子对君子的爱慕来写士大夫对于君主的忠诚这一传统开始，用女子的口吻来写士大夫的心声便形成了一种文学样式。至于其中原因，在书中也有解释。周礼所形成的的严格的“三纲五常”的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臣不可僭越于君，妇不可僭越于夫，但是作为士大夫的夫，用女子的口吻来写君主，自然就为在这种约束找到了可行的方法，孟浩然的一首《岁暮归南山》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引得玄宗不悦，张籍的《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却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弃妇诗歌存在的合理性据此就可以看出。同理，词也是一样，花间词派多用妇女的口吻，抒写士大夫的心声。至于女性写的诗歌，古往今来者，唯有李清照一人耳。虽朱淑真仍有不少优秀诗作，却难免不为理学所容。可以看到真正适合写弃妇诗歌的却不是弃妇，而是那些壮志未酬，不受重用而满心忧怀国家的士大夫。王国维先生的人生三大境界从词的描写对象来说仍然是弃妇，但是王国维先生却从中读出了人生所追求的东西，弃妇诗歌的文学意味就能很好的看出来。
　　寒假读了这本书，自认为不仅学到了关于词的很多知识，而且学到了关于学问的很多知识，一本好的书，不仅能让人从中学到知识，更能从中学到方法，而且从中引起关于学问的思考。王国维先生之追求自由的思想，词之“境界说”，中国文学的“弃妇传统”，这是我所学到，最重要的是，运用中西文论全面看文学的方法。才疏学浅，一点鄙见而已。
　　（二）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星空之中，每一种文学形式都熠熠生辉，而诗歌却宛如一弯明月，在夜空之中，散发的光芒，较之其他文学形式都要耀眼。而诗歌之中又以唐诗宋词成就最高，面对唐诗宋词这座文学的大山，虽不祈求能拾级而上，攀至巅峰，亦希望能够于沿途风景领略一二。乃至于大诗人，如李白，杜甫之一流，便只能够高山仰止，顶礼膜拜。虽不以诗文为生，但诵读唐诗，鉴赏几番，附庸风雅，倒不失为一种情趣。在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以一点闲心，几点情趣，品位唐诗莫不为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些许光彩。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阅读莎士比亚是这样，阅读李白，阅读王昌龄，阅读贺知章也是这样。他们的诗歌不会拯救我们自己，却能让我们在自省时候，感受到阅读这些作家作品时带给我们的焦虑，感受到潜藏在文学性里面的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从而产生一种人性的关怀。而这一种关怀也是人们对于经典的一种渴求，也是阅读唐诗的必要。使得阅读唐诗不仅仅只是一种闲情逸致，更是一种能够得到心理慰藉的一种方式。
　　因之阅读唐诗如此重要，而很好地掌握阅读唐诗的办法就显得尤为迫切了，虽有一颗赏花的心，却无赏花的眼便是再美的花也就无趣了，而走马观花也是最要不得的。自以为懂了，却于旁人眼里显得无知。在这门课上，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唐诗的大观园，给我们一把打开大门的钥匙和一双看花人的眼，既懂哪些诗好，也需明了好在哪里。我想，这也正是这门课的意义。
　　古典诗歌，卷帙浩繁，但各家自有各家之好，争奇斗艳，博釆百家，眼观四方，才是正途。而诗歌如钻石一般，从每一个侧面都有能散发耀眼的光芒，犹如西子，无论淡妆浓抹，远观还是近看总是不足。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会意吟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歌之美大抵总是看不足的。
　　在这门课上，最使我影响深刻的是老师所讲的“近乡情更怯”一句，在通常的解读之中，这句话大约妙在真切地写出了久别假相的诗人害怕家中发生不幸的心里，这产生一种“怯”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在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之中有着深刻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在上课时，老师却说了另一种解读，诗人谄媚权贵，讨好张易之和张仲之兄弟，此时正有贬所逃回洛阳，所以在这种担心家中发生不幸的心理之外也有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是逃回来的。由此可见在典型性和普遍性之外，还有作者自己的无奈和不得已。这让我觉得唏嘘不已，经典因其深刻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引得人们产生共鸣，觉得宽慰，但是经典背后的无奈和不得已却通常被人所忽略。犹如托尔斯泰没能阻止安娜卡列尼娜奔赴死亡，也犹如金庸在《笑傲江湖》之中写令狐冲和任盈盈命悬一线，而令狐冲想的却是，“不知小师妹，此时在做些什么”，人们往往能看到表面的光鲜亮丽，而习惯性地忽略里面的不堪。张爱玲曾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虱子”，这大抵也是经历过了生死劫难的人才能产生的慨叹。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哪能事事如意，能拿到台面上讲的不过一二罢了。无论宋之问处于哪种心态去写下这样的诗句，担心也好，恐惧也好，心中戚戚才是那刻所想的。但是令我唏嘘的不仅仅是这一种“情更怯”背后的原因，更多是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对于所阐发的东西，努力探寻而不是不求甚解的，不了了之。虽有很多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一读就懂，甚至于说，只需一眼就已了然。诚然这不失是一种直白的美，但是文喜看山，不喜平，曲折幽微，也是一种美。细心玩味，仔细寻找文中所写，我认为相较于浅显地阅读，我更喜欢探寻的美，或者说，这样更吸引我。循着小道，百转千回，忽的豁然开朗，倒不是一番乐趣。
　　这种乐趣或者说是一种对于严谨的追求，林逋“梅妻鹤子”的名声无人不识，而冒认是林逋的儿子，或者说是后代这种行为看起来甚是可笑。但在可笑之外还能找出史实来证明就是一种学问，当老师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曾引得我们发笑，可现下仔细想想，发笑之外，是我能不能找出这一行为能让我为之去笑的原因。笑而引人思，方显得深刻。在老师的证明之中，虽然各种史料交错，但都指向这一林逋不可能有后代这一真实，确实是称得上有理有据。这也教会我们的学习的方法，有时候知道的更多，才会有更明亮的眼睛。
　　在以上这两种感想之外，还有几点遗憾。唐诗宋词虽没有史书难读，但也没有元曲有趣，却胜在我们从小就接触，无论是幼时学舌时的一两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还是读书时跟着语文老师念的几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唐诗宋词对我们来说都无比地熟悉。但是仿佛在现代社会之中，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的人却十分地少。辛弃疾曾道，“为赋新词强说愁”，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娱乐形式，让“几许闲愁”都消散在“及时行乐”之中。含蓄优雅的诗歌，慢慢地品的形式是否与现代社会脱节呢。虽然有这一些的感想，但是在我心中的答案，只有唐诗宋词永远不会过时，与其说唐诗宋词错了，不如说是有些人错了。不能欣赏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