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之路

　　波澜壮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随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逝世，到七十年代中期已显得后继无力。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知青们从最初的狂热和虔诚逐渐沮丧和叛逆。打倒刘少奇、林彪叛逃、四人帮反党集团覆灭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更让知青们感到震惊和困惑。上山下乡已成了全民的痛，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干部子女有关系的人以招工招干、当兵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走了，留在农村的知青盼望着回城。在残酷的生存斗争现实面前，知青们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识了以前不曾知晓的东西，腐败、腐朽和权力对公平、公正的的破坏。阴谋、谎言、大话、假话、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都是大人物言传身教给他们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切他们知道的看到的体验过的都已经太多了。如果还有人以为用几句响亮的口号，无油无盐的豪言壮语，动听美妙的甜言蜜语来糊弄他们，到头来必定自己被糊弄。知青们愤闷的情绪，已如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都能点燃。惟其如此，知青们为了回城无所不用极亟。开后门、找关系，以至金钱贿赂、牺牲色相，为了回城，知青们不得各显神通。此时远在穷山沟的我们尚难以了解和觉察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坚冰已开始消融，云南知青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为知青命运改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知青群体的躁动已传递到每个知青身上。
　　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说过：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如果说上山下乡时受胁迫、受哄骗，是身不由己，那么知青的返城则是对每个知青良心残酷的拷问。我们看过太多的电影、电视剧，不乏英雄人物在敌人刑训逼供下的情形，到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是变节投降、卖身求荣？其实为了返城，知青们身上所承受的拷问与之相比并不轻松，尤其那些与农村结下不解之缘的知青们，每个知青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抉择。嫁给了当地人的女知青，像我前面所说的被迫嫁给当地人的郑氏姐妹，我的两个堂妹们，像我那样和农村女孩结了婚的大多数男知青，和那些到农村已经结了婚的知青男女，都面临着选择去留和面临着对家庭、爱情、责任、道德、良心的审问。在我们周围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有选择离婚弃子独自返城的，但更多数选择了孤身带着孩子回到城里打拼之后丈夫成了助手，仍谨守着心中的那份珍贵的道德良心，包括当时被逼嫁给当地人的知青，也没有丢掉那份做人妻为人母的责任，那怕她们的婚姻并不美好。而这一切故事的产生是与知青回城的政策分不开的。
　　回城的政策是由少数有权人掌握的，只透露出少许信息，允许“病退”、“困退”，但“病退”到何等程度，“困”到何等地步是由有权人说了算的，这就给了掌权者极大的操作空间，为开后门找关系、贿赂以及牺牲色相敝开了大门，现在的腐败，只不过比那时更加公开，更加猖獗而已。
　　政策规定在农村已经结婚的知青已自动失去知青的身份，为了回城，我的一位知友对妻子说：“我们假离婚，等我回城后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知友回了城，妻子在农村等了两年，不见丈夫来接，到城里找到丈夫，丈夫已经跟别人结了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呀！”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说他不能再回农村，这不是他的错，要怪只能怪社会。这位知青的妻子流着泪走了，第二天传来她上吊自杀的消息，丢下了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后来孩子总算转成了城市户口。
　　即使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他们在故土也成了外乡人，他们已经被边缘了。劫后余生的他们回到城市，而城市已不再属于他们，他们离开时两手空空，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了一身泥巴，回到城里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望着陌生的人群、陌生的环境，还得重新开始生活，重新学习生活技能，然而时不我待，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还得向小伙子们拜师学艺，向后辈小生讨教，服从他们的管教，其心中的纠集，又能向谁诉说？即使那些招了工，已经结婚生子的知青们，上有老、下有少，拿着微薄的学徒工资，做着艰苦的工作，肩负着家庭的重担。“你幸福了吗？”。和农村姑娘结了婚的知青，更是去留两难，一个人回城，丢下妻子儿女在农村，她们在农村能生活下去吗？自己不回城，城里家中父母年已老迈，他们望儿回城望眼欲穿，一边是父母，一边是妻儿，心系两地亲情难全，作何取舍？此情此景，又有谁能体会？
　　我的出生，我的年龄，我的现状，我本来就没有奢望回城。我和一般知青不同，在农村我已经有了我必须终身守望的相依为命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儿女，我费尽心血惨淡经营十载在农村不算太差的巢穴，以及培养的差不多比较完善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让我难以舍去。城市对我已经是完全陌生的。我下乡12年间没有回过一次城。我在城里没有亲人、没有熟人，没有栖身之地。我自己知道我是不可能回城的。然而当知青大返城后，当地农村只剩下我与大老王两户知青户留在农村中时我的心感到十分悲凉。一件小事触发了我长久隐蔽在心中角落的伤痛，激发了我离开农村的决心。
　　我已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已是鱼塘小学的校长。知青们都走了，学校只剩下三个教师，一个公办教师老王，一位当地民办教师小刘和我三个人。还是五个年级，五个班，一百多学生。在知青民办教师返城后，各校教师尚未补充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业仍然不能耽误。公办王老师有多年带一年级的经验，一年级也是小学中最重要最难带的班级，王老师带了一年级。二年级孩子多，小刘老师带了二年级。剩下的三、四、五年级三个班我只好一人带，谁叫我当校长呢？我以为学生大一点应该听话。我不得不像我父亲到狮子庵教书时那样搞复式班教学。一堂课四十五分钟，首先给五年级布置作业，到四年级讲15分钟课，再布置半个小时作业，接下来到三年级讲课，布置作业后再给五年级讲课，如此循环，晚上还得改三个年级的作业，为改作业常忙到半夜过，还得备第二天的课。虽说乡小教案是没有人检查的，但至少讲哪些课、布置那些作业第二天是必须兑现的，总不能糊弄学生，也得对得住为人师表几个字吧。退一万步讲，总应该对的起那几个工分吧？几天来倒也正常。但如此作法，纯属情不得已，为了学生学业，当然课堂纪律就全靠学生平时自觉了。那天我在给四年级讲课时五年级里而闹翻了天。我不得匆匆结束讲课跑到五年级来维护秩序。批评了几个声音最大的同学，尤其以大队书记的公子闹的最凶，于是我重重的批评了他，总算暂时制止住了。我交待班长代我维持课堂秩序，然后又去隔壁继续上课。可是讲了不多久又听到五年级教室的闹声，赶过去一看，依然是大队书记的公子在那儿高谈阔论，洋洋得意，其他的同学则高兴的大笑。我恼怒了，于是我实行法西斯教育方法，像老鹰抓小鸡那样将他提出教室，罚他站在操坪反思，我小时候可是读过私塾的，幸好我没有拿戒尺，不然我真的会打他屁股。下课后我问班长刚才他们说什么？班长说：“成富讲他爸昨天开会讲了，要把你从学校里开除出去。你最好不要对他凶。”我又好笑又好气，这个兔崽子，他以为他是谁呢？这么小就学会狗仗人势了，老子得警告警告他。于是给了他严厉的处分，停课三天，要他老子来学校给我讲清楚这件事。谁知过了两天，他母亲在家中发难了，他母亲是大队有名的“二书记”、“何铁匠”，无风都要起三尺浪的人，在队里指桑骂槐，说我如何如何，当民办老师，还不是靠着她家书记照顾，如今倒黄眼狗不认人我气不过，找到江武癞子，将他公子在校表现和他儿子说的原话告诉了他，江武癞子一再说绝没有这回事，其实有没有这回事我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这件事代表的社会意识，知青在农村人们心中的地位。我本来只想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做个农民，让孩子们能快快长大，我就如愿以偿了。然而这种事使我产生了强烈离开农村的念头，不为别的，只为睹口气，剔除那些社会强加在我身上的桎梏，我自认我并不比别人差。我以前就和江武说过：“你会做的，我都会，你不会做的，我还会。论打你打不赢我，论讲我蒙半边嘴巴。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毛主席。”他儿子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隐痛，知青在农村永远是另类人。这件事让我感到，我如此在农村呆下去，孩子们也只有让别人欺诲的命。我以前之所以宁愿到簸箕来插队是为了不让亲人和熟人看到我丧魂落魄的样子，让有的人伤心，让有的人高兴，我宁愿像一支打架受伤的狗，躲到墙角屋后无狗看见的地方，独自舔自己身上的伤口。如今我想离开这里，我想要让那些歧视我的人瞧瞧，我并非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跳不出他们的手掌心，他们并非如来佛，或是离开了这里，我就不可能生存。当时要是能预先知道社会的现状还会改变，农村以后还会分田到户，禁锢人民自由的还会去除，我是绝不会离开农村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思想已停留在中国农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只想着家中能有二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有吃有穿不发愁，平时莫受人欺诲，睦邻友好即幸福的日子就行了。那种吃大锅饭，让人失去尊严的生活太令人恐惧。纵观封建王朝，第一代君王文治武功是不准让人质疑的，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总会施行些仁政，以缓和阶级矛盾，从当前的让知青回城未尝不是政策缓和的开始。我和妻子商量，与其我留在农村受气，一家人仍吃不饱穿不暖，不如我出去闯闯，就当我出去为家里搞副业。那怕到城市当一个流浪汉，像我下乡前那样做别人不愿做的苦工，放排、抬岩、给人抬丧，搞卖苦力总可以吧！我找到原曾下放到老寨的知友志雄，此时县里正组建保靖化工厂，他负责招工，但招工有年龄限制，唯有一名炊事员的名额不受年龄限制，问我干不干？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先解决城市户口问题吧，炊事员也是城市户口，那怕以后不干了，有个城市户口总比农村强吧，于是我进了化工厂当了一名炊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