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9年4月1日这一天“文革”忆事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事！有些事过去了似一阵风，了无痕迹；有些事，在经历时似乎漫不经心，过后却终生不忘，其实跟自己并不相干。也许这“并不相干”在心灵深处却是密切关注的？谁知道呢！反正我就有过这么一件事，或者不如说有过这么一天一夜的经历，让我时时记起，而且清晰如昨。
　　这日子挺好记的，是中共“九大”召开的那一天，离现在整整四十二年。
　　头一年底，我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当农民，到这时已经有几个月了。干活时挑大粪压伤了腰，不得不回家治疗。下放之地离我家大约有两三百里路，并且当中还要转一趟汽车。
　　好不容易从最僻远的山区来到县城。在汽车站转车时，我发现所有的客车都停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是中共“九大”召开的日子，县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体育场集会庆祝，同时迎接毛泽东的“红宝书”，这些客车都被征用去办这个天大的“喜事”了。在当时，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至于是否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根本就不在那些掌权者的考虑之列。下乡后我几乎完全与世隔绝，既无报纸看，也没有收音机或广播可听，无缘知道“九大”召开这样的“国家大事”。
　　后来听说，这一次庆祝大会因为人太多，十分拥挤，竟挤死了人。
　　此时我进退两难。没奈何，只得准备徒步走40里到火车站，然后乘一段路的火车，下火车后再转汽车到我家所在的县城，最后还得走10里路才到家这种走法不但走了弯路，而且要多转车，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好在以前我也多次徒步走过远路。上高中时，寒暑假回家要走大约100里，这样可以节省一块来钱的车费；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刚刚度过三年大饥荒时期，我长期饿过肚子，而那时的钱很值钱，每月的伙食费才七八块，省下这一块来钱是很顶用的。
　　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沿途的风光也不错，但我没有心思欣赏美景，只顾低头赶路。走了二三十里的光景，有些累了。看到路旁有个卖大碗茶的棚子，就去坐下，要了碗茶，默默啜着。茶棚主人大约五六十岁，背有点驼了，咳喘得厉害，谈话的兴致却颇高，正跟一年龄相仿的茶客对话。
　　这老头说：“那水确实有效！我喝了这几天，咳得很要好些。”
　　“很要好些！很要好些！”他的老伴，一个瘦老太婆漫漫地应和着。
　　老头接着说：“十几里路呀！我走到塘边，烧了一炷香，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装了满满一罐子水。有灵验呀！好多人都去那里取水呢！”
　　茶客问：“听说公社武装部长不准取水？”
　　老头十分气愤地答道：“是呀是呀，他要手下的把大粪泼到池塘里。造孽，造孽呀！”
　　我当然不相信这种“圣水”的神话。想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到现在，农村依然是这样迷信盛行，我不禁摇了摇头。进一步想，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和崇拜，诱导老百姓把毛泽东当成神，又怎能不强化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呢？这种向“圣水”讨治病救命活路的情况，也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医少药和没有安全感造成的。
　　下火车后直奔汽车站，已是下午五六点，最后一班车也开走了。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旅店住。谁知问了几家旅店，都要求出示工作证或介绍信。我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哪来的工作证？走的时候也没想到去开什么介绍信。这一下麻烦了。有人向我指了指河对岸，说那边也许有不要介绍信的旅店。
　　我过了河，还真找到一个小店，不须提交介绍信。这实际上就是一户人家，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客人住，并不是正规的旅馆，老板是一个老太太。看来“文化大革命”无论怎样来势迅猛，横扫一切，老百姓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在这僻野之处，仍然有着非法经营，有着“资本主义的尾巴”；有需求就有供给，这种家庭野店就是专为我这样既无证件又住不起好旅馆的人办的。
　　接下来是吃饭。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没有几家餐馆。我随便找了一处，要了一碗面条。正吃着，餐桌对面坐下一个人，要了一碗米粉。他一边吃一边跟我搭讪，先是说这米粉要比面条好吃，然后问我从哪儿来，到何处去。看来在这个小地方，来一个外地人很打眼。这人三十岁左右，很瘦，两只眼睛瞪得很大，似乎总在不停地转动；身穿一套工作服，沾了不少油漆，来时手里拎着一个油漆桶。他自我介绍是干油漆活的，其实不用介绍也看得出来。吃完饭我们沿着这条小街走，他指着街两旁以红油漆作底的毛泽东语录和标语说，这些都是他的杰作，言语之中似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那时全中国到处都是这样，被称之为“红海洋”，其铺张扬厉的场面，大概只有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可以相媲美。
　　走不多远，他邀请我到他家坐一坐。我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我跟他并不熟，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再说我也不是一个女的，身上也没有钱，即便他是个坏人，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他住在二楼，房很小，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多少空间了。他让我坐椅子，他坐床。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还拿出炒米糖来给我吃，态度十分热情。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主要是他谈自己的情况。从他的谈话中我逐渐知道：他有老婆和一个儿子，但现在他们不在这里，去新疆了。大概是老婆不要他，跑了，不过这一点他说得比较含糊。他曾去新疆找过她，但没找着。他聊了很多关于老婆孩子的事，还拿出相册翻给我看，上面有他们的照片。他指着老婆的照片说：“看，她多漂亮啊！”我的观感是，她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也就一般，但“吃人的口软”，在炒米糖的作用下，我只得附和说“漂亮，漂亮”，同时怀疑他神经是否有点不正常，因为人们通常是不会这样向一个陌生人介绍自己老婆的。
　　他还说，这个小镇上的人都欺负他，虽然他跟他们是邻居，有些人还是亲戚。他每次出门在外做事，回来后家里的东西几乎都被偷光了。于是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找一个陌生的外地人来谈自己的心里话。他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可能是受了妻子离弃的刺激，而本地人利用他的神经不正常来欺负他，这种欺负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症状。
　　他传递给我的另一个信息是，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他拿出一本刊物给我看，是这个县群众文化馆办的内刊，出版时间是十多年前，上面有他的一首诗，他读给我听。其它的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两句。一句是形容羊群的：“白云朵朵上山来”；还有一句是：“风雨也听党安排”。他一边念，一边摇头晃脑，十分自得，仿佛仍然沉浸在当年的写作状态中。我听了觉得十分平常：用“白云”形容羊群，是人们用滥了的比喻；而“风雨也听党安排”，是当时（大跃进时期）最典型的写法，更滥。不过我不好意思挑明这一点，只能点头表示欣赏。看了刊物，知道了他的姓名，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是“田君山”。（附注：出于对他隐私的尊重，这里用的是化名。）
　　从他的谈话中，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可能在政治上遭受过很大打击，但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他没有明说，我也不便细问。
　　已经到了午夜时分，我得回旅店去了。他建议我把房间退掉，就在他这里挤一晚上，可以省一点住宿费。我感谢他的好意，但还是坚持回小店去。这倒不是担心他是个坏人，通过这一夜的交谈，我可以作出判断：他肯定不是坏人，只是由于生活不幸而导致神经有点毛病。我只是觉得，这么晚了再去退房，不好向那个老太太开口。于是他把我送到小店，其实相距并不远。那老太太还没睡，他跟她打了个招呼。
　　第二天一早，离开住处时，老太太问我：“昨晚送你来的那个人，你们认识？”我说不认识，只是偶遇。她说，这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子，原先在一所中学教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去劳教，后来就没有固定工作了，他的妻子也是因此而跑掉的。言外之意是，我跟他打交道要小心点。
　　我向汽车站走去。天气仍然很好，万里无云，一片晴朗。“田君山”的形象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尽管被打成右派，仍然虔诚地唱着“风雨也听党安排”，这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但愿不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虽然我对他充满同情，在心中已经把他当作朋友。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