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造反知青生涯琐记

　　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日闲来无事，忽然忆起下乡之前，一位朋友告诉我，我来插队落户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也算是朋友吧；这人在“文革”开始时，是很有名气的，当过一个全国性的造反组织的头头，还受到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等人的接见，但后来被抓了起来，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明不白地放了出来，现在一个林场当农工。他已告诉这人，说我下乡后可能去找他。我插队的这个村子离这个林场还有较远的路。我知道这个林场的大致方向：在远远可以望见的一座山上。我决定去会会这个人。
　　抽了一个空，我向这山上走去。山比较高，不过一路上景色还不错。走到林场所在地，在宿舍门口遇见一个人，我问：“言丰生（为尊重他人隐私，此处用的是化名）是住在这里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找言丰生？他在里面。”我走进宿舍，里面却空无一人。我很惊诧，回转身来，却见门口答话的那人已走了进来，对我朗声说道：“我就是言丰生。”这个场面很有些戏剧性，有点像现在某些电视剧虚构的悬疑情节。
　　惊诧之余，我告诉他，是朋友某某介绍我来的，他应该知道。他点了点头。往下说话时，他出语十分谨慎，看来仍然对我的来访存有戒心。在门口问话时，他没有自认身份，大概想试一试我是否认识他。这次谈话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应该是些不痛不痒的话。我没有呆太长的时间，他也没怎么留我，我就告辞下山了。
　　后来我慢慢淡忘了这次走访。忽然有一天，言丰生来到我住的这个村，他是特意来回访我的。这次态度很不同，十分热情。他还拿了两包山里的特产送我，记得其中一包是晒干了的黄花菜。他在我这里呆了大半天时间，我们聊天，主要是他谈自己的情况。过后我猜想，可能是他跟我那位朋友联系了，确认了我的身份，开始把我当作他的朋友。
　　他谈到自己为什么造反，以及在“文革”初期造反的情况。他说，原先他是公社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来他把公社书记女儿的肚子搞大了（原话如此），就被抓起来送去劳教，劳教的地方就是现在这个林场。“文革”开始后，他为自己的事情到北京告状，要求平反，恢复工作。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同其他一些上访人员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回到地方后，他接连写下“从某某地区打向省委的第一炮”、“第二炮”等一批大字报，影响很大。后来，似乎十分突然，他被有关部门给抓了起来，而这时中央文革也下发了通知，取缔所有的全国性造反组织。大概是上面觉得这些组织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又或许怕其坐大后难以控制。后来他被放了出来，也没有给他任何说法，让他回到林场继续当农工。
　　如果说上次见他，他的举动让我颇感惊诧，那么这次谈话就更加让我惊诧不已：他所说的跟我原先想象的大不一样。我以为，能够成为“文革”之初的风云人物，一个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头头，他一定很有政治头脑，比其他人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其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他或许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等等。而他说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改变自己恶劣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在里面。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他走之后，村里有几个人凑了过来，十分惊讶地问我怎么认识他。他们说，当时他在这一带可有名了，曾一次向区里要了10辆自行车，以作革命造反之用。那时的一辆自行车，恐怕要相当于现在的一辆摩托车了。一次能让一级政府拿出10辆车来，这在当时，也算是很有本事了。
　　言丰生的经历让我更深地审视“文革”种种现象的实质。30多年以后，也就是大约8年前，我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专谈“文革”的，包含着对“言丰生”这一类现象的思考。现录之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文革”的始作俑者当然希望用“文革”话语掌握群众，一统天下，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表面看起来做到了，实际上没有；或者说，他们在做到的同时，又催生出许多他们并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真正深受“文革”话语影响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是虔信“最高指示”，对此深信不疑，盲目地信，类似宗教信徒。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出这样一副虔诚的样子，实际上真正的信徒并不多，他们多为年轻人。
　　还有一类人联系中国国情认真思考“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列主义，他们的文章（大字报、小报）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或力求超出“文革”八股套语的清新语言和有些独特的内容，因此被当局视为异端，影响较大者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极为悲惨。虽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力求突破“文革”话语，其基本思路仍然在“文革”语境之中。这样的人也很少，他们之中也多为年轻人。
　　大多数中国人参加“文革”，积极活动，与其说是受“文革”话语影响，不如说是受利益驱动，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本于生存的需要。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几乎都是在单位受领导压制的人、“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受过各种处分的人等等，而各单位领导的红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保皇派。参加哪一派，保某某人或反某某人，大都不是由于理论上有什么认识，而主要受各自的利害关系、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等支配。那些高举毛泽东语录打派仗的人，一个个心知肚明，其实谁都并不真正相信什么，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实用的态度，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拿出什么样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一出来，就尽可能地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等等。
　　“文革”的始作俑者希望通过运动群众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群众实际上也在利用领导的利用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学生、知识青年等都希望通过运动来解决自己的特别问题，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是“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像三年大饥饿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人）闹着回城，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前的）闹着返城，就是显明的事实。他们也有组织，也是什么兵团、司令部。“文革”的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这些非主流现象，而我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质意义。老百姓一旦认清这场运动实际上与自身的生活改变无甚大的关系，马上就变得消极起来，只是应付而已，这时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参加了。
　　顺便说一下，言丰生所在的那个林场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之类的。这是偶尔从媒体上获得的一个信息。以后我再没有去过那个林场，也没有再见到言丰生，不知现在他是否仍在那里，生活过得怎样。
　　写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