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小燕一个“文革”中被枪打死的女同学

　　黄小燕同学去世已有51年了。
　　2017年高中同学聚会，我没有参加，但仍有同学给我寄了一本纪念册。翻翻册子，一些熟悉同学的面容出现在我面前，可以弥补未能见面的遗憾。册子的主要内容是各班列出同学的姓名和照片，若有已去世者，也会列出，同时注明。我翻到黄小燕所在班上的页面时，却没有发现她的名字，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有点不信，又反复看了几遍，确实没有她的名字。这个班没有列出去世者的名字，从列出的一些照片（都没有注明姓名）中也看不出有没有她，我不能断定她班上的同学是否已经遗忘了她。
　　不过我不会遗忘。
　　我和小燕同学是同一个年级但不同班，在“文革”前完全不认识。在“文革”中我们参加了同一个“革命组织”（以下称为“兵团”），这样才认识了。她参加进来比较晚，好像她班上就她一个参加。我对她的印象是，比较文静，不太爱说话，做事很认真。虽然在一个组织，我和她却没有单独说过话，那时我是一心扑在“革命”上，视所有的女同学为“战友”，没有任何儿女私情。
　　对这个兵团，我参加后不久就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从未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另有专文谈这一话题，这里就不赘述其原因了。）但我是兵团的“元老”，又被战友们视为“思想领袖”，尽管不是名义上的司令，有了大事还是有人来找。这天我在家里，兵团有人来找我了，她就是黄小燕。
　　这时兵团内部出现了混乱，她是奉兵团之命，来请我回去主持大局，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从兵团所在地（也是我们学校所在地）到我家有一百多里路，她是骑自行车来的，这辆自行车是兵团公用的车。她途中摔了一跤，膝盖摔破了一大块皮，到我家时伤口还在渗血。我立即带她到附近医院敷药包扎。一个女孩子，为兵团事务辛苦奔波，又负了伤，让我很感动；就冲着这我也应该回兵团去。她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送她到长途汽车站，给她买了一张回程的票。我自己则骑着那辆“肇事”的破车回到兵团。如果说我们有单独交往，那么也就这一次。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一些什么，没有印象了。但我母亲和妹妹对她有很好的印象，以后还对我谈起过。
　　大约是1968年5、6月份，我在家中，突然得到信息，黄小燕被枪打死了。我已记不清楚是怎样获得这一噩耗的。那时没有电话，也没人到我家来，只能是从收到的信件中获悉的。后来我从当时在场的同学那里得知，黄小燕是被一个男同学打死的；那人拿枪对着她，本来是开玩笑，却无意识地扣了扳机，子弹从她胸中穿过，她当场死亡。我不忍叙述我听到的更多细节，那些当时在场的同学想必要比我承受巨大得多的心灵创痛。
　　黄小燕的父母要起诉这个男同学。兵团的一位大姐也是跟我同级而不同班的女同学找到我，要我出面向黄小燕的父母求情而不起诉。她在兵团中的角色类似一个管家，具体事务都是她在管，上次就是她派黄小燕到我家的。这个兵团名义上的司令，已经找了门路参军走了，而接替此人当头头的，就是这个打死黄小燕的男同学。大概此前她同黄小燕父母有过接触，请求对方不起诉。黄小燕父母的回复是，若要不起诉，须满足三个条件：一、追认黄小燕为烈士；二、出一期纪念黄小燕的专刊；三、兵团负责人带上那个男同学和其他人登门赔礼，请求宽恕。
　　所以大姐找到我，希望我以兵团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不能推脱，尽管我不是什么负责人。我们作了认真准备，出了一期专刊，上面有兵团追认黄小燕为烈士的决定，内容是我拟定的。我还写了一篇纪念黄小燕的长文，题目是“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具体内容现在已不复记忆，总之是说她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个专刊应该还有其它一些与纪念相关的内容，但我记不起来了。问及一个同学（战友），他回忆说写过一首纪念的诗，应该也在上面。
　　然后我们去了黄小燕父母家。去的人中除了大姐、我、那个男同学外，还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同学（战友），但我已记不起他们是谁了。除了那本专刊，我们还提了一些礼品。整个过程现在想来都是模糊的，记不清什么了。无非是我们说尽好话，陪尽小心，请他们宽恕那个男同学；那个男同学也必定是痛哭流涕，痛悔罪过。
　　这件事的结果是，黄小燕的父母没有起诉。在这一结果中，我们这一行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也说不清楚。听同学说，两位老人是学校的老师，当时处境不太好，好像还被批斗，小燕之死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没有执意追究，也许跟他们的境况有关。
　　大约20年后，我来到小燕同学的坟前，它在那所学校靠里面的围墙边，孤零零的，没有墓碑，没有鲜花，甚至连野草都没有一根，就是用土垒起的一个坟包。看到这些，不知怎的，我忽然悲从中来，不禁号啕大哭。前不久与朋友谈起这一情景，他调侃说：“你这是兔死狐悲！”他这样说，是为了缓解一下我压抑沉郁的情绪，不过倒真说到了我的症结之所在。我确实是“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这样惨剧的发生，固然与当事人的主观作为分不开，同时也是那个荒谬时代必然的产物，像小燕同学这样枉死的情况绝不在少数。当时学生手中有枪，是因为“中央文革”号召“革命小将文攻武卫“，鼓励他们冲击部队，去抢枪。大量的枪支掌握在十几二十岁的学生手中，又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其潜在的危险性自不待言，不出事才怪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燕同学致死的这笔帐，还应算到鼓动这一波抢枪潮的始作俑者身上；他们唆使学生抢枪，是把学生当枪使，学生成了权力之争的炮灰。
　　在小燕坟前痛发悲声，还有一个原因：只要忆起她的死，我都要扪心自问，我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否对？这一问题至今我都找不到答案。我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那个男同学过失致人死亡，犯了罪，他已是成年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我不应该为他免于起诉而奔走；另一方面，他是我的同学和战友，小燕已经死了，他还得活下去，即使让他去坐牢也无补于事，为他免于起诉奔走似乎是我无法推脱的事情。这两种想法，我实在说不上哪一种更对一些。
　　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感受到自己思想的无力，自己行动的无奈。我被同学视为“思想领袖“，他们认为我看的书多，看问题比他们深刻，却不知我的这种无力和无奈。他们眼中的“思想领袖”，连自己该做什么都弄不明白，还想去指点别人，真是绝大的讽刺！
　　手中有一张小燕同学的照片，是不久前从一位同学（战友）那里拍照复制下来的。她身着一件缀有领章的衣裳，头戴军帽，面带微笑，很开心的样子。我想问她，她希望我怎样做，但仍然没有结果。很可能她跟我一样，内心也是矛盾的：对于那个毁灭其生命的人，她当然希望对方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另一方面，毕竟是同学和战友，她或许会因此而宽恕他。哪一方面是她更希望的，我真的不知道。
　　萨特在获悉加缪遭车祸死亡后说，“这一死亡特别让我们感到耻辱的是，人的秩序被非人的东西所破坏。“同时他又说：“非人性一旦显露自身，就变成人性的一部分。每一个夭折的生命哪怕是再年轻的生命都既是一个被破坏的经历，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所有爱他的人来说，在这个死亡中有着无法忍受的荒谬性。但我们应该学会把这个残破的事业看成一个完整的毕生事业。”（《阿尔贝。加缪之死境况之四》）从小燕之死感受到人生的荒谬性，同时也感受到对这一荒谬性的超越，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下这篇短文。
　　小燕同学，还有许多话想对你说，但我不知道这篇纪念文字是否会打扰你的在天之灵；也许你在那儿静悄悄，并不希望听到任何人的声音。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多说了。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几位同学（战友）帮助回忆了当年一些情况，弥补了我记忆不清的缺憾，谨此致谢！他们有的当时就在现场，目睹了那残酷的一幕；有的帮忙操办小燕同学的丧葬事宜，那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大都在以后去过小燕同学的坟前祭奠。这篇文字应该是我们共同对小燕同学的纪念，只是我这贫乏无力之笔恐怕难以表达他们的深切缅怀之情。
　　小燕同学，愿你的在天之灵安好！有我们这些爱你的人在，你就不会离开；你活在我们心中！
　　黄忠晶
　　于2019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