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之间

　　意外相逢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40多年了，由于时间的冲刷，文革中发生过的人和事，我已经慢慢的淡忘，有些再也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位同学，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记忆犹新，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黄武同学【他还健在，恕不写真名】。
　　1967年底，文昌两大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我们这一派【井系旗派】屡战屡败，不但失去了紫贝岭【井系旗派的大本营】，而且被联总派赶出了文昌境外。于是，我随着逃难的井系旗派们，流亡到了海口市。
　　1968年春节后，我的母亲来到海口市，在东方红派的据点解放戏院找到了我，好说歹说要把我带回家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同意了母亲的要求：回家去。
　　于是，我又回到了我们井系旗派与联总派曾经生死搏斗过的地方文昌县城文城镇。
　　城里如临大敌，到处都有武装民兵在巡逻站岗。街道上有用木头、沙包垒成的工事，楼顶上架着高射机枪，气氛非常紧张，跟海口市大不一样。
　　路上，我碰到了他，我的同班同学黄武。他当时是文中联委的一个小头目，一个非常蛮横的打手。我感到特别的恐惧，不得不佯装着笑脸跟他打个招呼。
　　半年多来，我没见过他，他胖了，满脸横肉，样子很难看。他昂着头，叉着腰，一双小眼睛非常得意地瞪着我，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你回来啦！回来好。你好好地反省吧！同学们怎么样？叫他们都回来吧！”
　　我等待着他的教训，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用手拍拍我的肩膀：“你走吧！以后再聊！”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木呆地站在街道上，好久都没有挪步。我母亲拉着我：“我们回家吧！”这时我才清醒过来，跟着母亲上路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惩罚我。据同学说，他在文中联委中野蛮得出了名，打人很凶。可是，他却放过了我，是他没有知道我在文中井岗山中的角色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
　　成了闯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跟他又见了几次面，说也奇怪，后来我们的境遇竟发生了戏剧式的变化。
　　黄武同学出身好，根正苗红，在那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里，这种人是很吃香的，他虽然学习不太好，却一直在班里当学生干部，而且是第一批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1966年，文革风暴聚起，他显得非常活跃，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反修防修”的革命洪流中去。他破四旧，斗黑帮，样样走在前头。有一次，在批斗黑帮教师的大会上，他义愤填膺，在对我校团委书记、我们的班主任做了一番批判发言之后，竟当场给这位老师剃了阴阳发，引起同学们大哗。由于他在文革中非常积极，敢冲敢斗，被工作组推为校文革副主任，并作为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
　　文昌中学分成两大派以后，他参加了联派组织，成了文中联委中的铁杆分子。武斗发生以后，他跟我一样，成了各自组织的敢死队队员。每次武斗，他都冲在前头，敢打敢拼，不怕头破血流，被称为联委的“头号打手”。
　　1968年7月下旬，县革委会贯彻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调遣大批武装人员到我们大队拔除“反革命据点”。黄武同学也跟着县工纠到我们大队参加拔点战斗。一天，我到大队部参加受蒙蔽人员“洗脑”学习班，竟同他遭遇了。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佩戴着【文昌工纠】的红袖章，束着武装带，挎着一支铁把冲锋枪，显得威风凛凛，派头十足。
　　这一次，我格外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尽量表现出低三下四的神态，以求得他对我的宽容。我知道，他的派性很重，打人非常凶狠，象我这样一个井系旗派的死硬分子，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可是，黄武同学对我的态度比前次更为和蔼，他的脸上不曾表现出加害于我的神色。当然，他也免不了对我进行一场善意的教育：
　　“听说你还很积极呀！这不行呀！顽固不化是要吃大亏呀！我希望你深刻反省，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争取早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呀！”他一连说了几个“呀”字。
　　听这话我感到很舒服，那紧绷着的心一下子轻松了下来。我对他唯唯吶吶：“我一定记住你的教诲，一定痛改前非，一定不辜负你对我的挽救！”我也一连说了几个“一定。
　　回校后，班上很多同学都受到惩罚，都挨了打。这一次他又充当了“打手”的角色，对班里的对立派同学大打出手，而且“亮拳”很重。据我了解，班上有十多位同学都被他“修理”过。但我却一直被他“关怀”，不但没有挨打，而且连骂一声都没有。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由于他对敌斗争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因而被推选为班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班长】，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
　　在考场上
　　1968年底，文革大风暴过去了，我们也“高中毕业”了，同学们各自东西，回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投入另一场战天斗地的大革命。从此以后，同学之间的信息就不太灵敏了。
　　后来，我听说黄武这个“文革功臣”回乡以后，起初受到重用，刚回乡就被娉请当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但仅当了一年，据说不太称职，就被辞掉了，后来他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三年后毕业分到文昌中学当教师，于是我又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母校。
　　第二年，我被县招生办娉请参加高招监考工作，当了一名监考员。第一科考语文，在考生开始答卷后，我逐个检查考生们的准考证。在第一排的一个座位上，一位考生正在埋头答题，我从后面走来，看不清他的面容。
　　我伸手拿他的准考证，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
　　黄武！我的老同学！恢复高考已经几年了，他还来参加高考？我感到惊奇，我怀疑我是否看错了姓名。
　　我把他的准考证放在桌面，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子。我想提醒他注意我的到来。
　　老同学竟在考场里相遇！而且身份竟是如此的不同！
　　他抬起头来，十分认真地看了看我胸前挂着的监考员标志，脸上露出难堪的笑容：“黄老师，你在监考我们这个试室？”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明知故问：“怎么多年了，你还坚持参加高考？”
　　他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每年都差那么几分，我舍不得放弃。”
　　看见他那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心中有点酸痛，我提醒他：“镇定点，不要那么紧张，这些题看来不会太难。”
　　临走时，我拍拍他的肩膀：“我在母校工作，请多联系，祝你好运！”
　　这一年，他还是没有考上。
　　同学聚会
　　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联系，由于工作太忙，我竟把这位老同学忘掉了。
　　有一年，一位老同学来我家作客，在谈到班上同学近来的情况时，他告诉我黄武同学的信息：他的境遇不太好，没有正当的工作，常年跟老板打工，家里孩子多，老婆又有病，生活过得很窘迫。
　　日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2002年，我们班迎来了第一次班级大聚会。
　　许多同学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昔日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现在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了。
　　我来慢了点，黄武第一个发现了我，赶来跟我握手拥抱，感到非常亲热。在闲聊中，我尽量避开有关文革的话题，以免使他感到尴妎，因为他在文革中打过很多同学，也伤害过老师，同学们对他的意见很大。但他在谈话中还是多次提及他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了他的惭悔：“我对不起我的同学，也对不起教育培养过我的老师。我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我请求他们原谅。我现在活得很累，也很难受！”我及时打住他：“同学们是会原谅你的。那时两派都错了，谁都会干傻事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我们应该高兴，让我们大醉方休吧！”
　　人生中的大起大落，生活中的变幻莫测，谁又能够预料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