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风车投枪的中国人（一）

　　整整12年不见故乡宁波了
　　1979年9月的宁波火车南站，经受了岁月沧桑，呈现着斑驳杂乱的风貌，广场外沿街的梧桐树枝干，显得粗壮而凋零。汽车不是很多，拉客的脚踏三轮车倒仍不少，旅客匆匆，行人如织，恍似12年前的旧时光景。
　　香港船王包玉刚打算对故乡慷慨投资，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所以这12年，宁波尽吃老本，历经三朝风雨的宁波灵桥，还在奉化江上支撑东来西往的芸芸苍生。
　　携带了劳改队暗中书写的多本诗文，我是讨了一辆三轮车过灵桥至鄞县法院报到的，听候法院对我落实政策和生活的安排。12年前，鄞县看守所送我去“省一监”，是一个温和敦厚的民警班长并肩坐着三轮车到南站的。今天我独自雇车；一样是三轮车，但独立自主了。
　　鄞县法院仍在江东卖席桥边，一位副院长接待了我。有点像小学校长的格局和气度，精明偏向刻薄。我要求赔偿，并归还定罪的文章：“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对于赔偿要求，答复是国家财政没有这笔钱，成千上万被错打成反革命者，只给一点生活费。至于归还批毛文章，他冷冷地回复：
　　“谁知道今后什么政策！”
　　我立即反弹：“不可能反复了！”这是书呆子从整个时代趋势分析的，不排除局部回潮，沉渣一阵泛起。
　　在乔司农场，“四人帮”粉碎后，劳改队的报纸是公开的。我已坚信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和他的暴政已寿终正寝。但从副院长的这一表态，显示了凡是派余孽的存在。我不想质问：“平反了，怎么不归还所谓罪证呢？”
　　我只提现实问题：
　　“我已无家可归。兄弟都成了家，分去了房屋。我已无家可归。”
　　他回答说：“你不是教过中学吗？让教育局尽快安排你的工作。现在让你在招待所休息两天。给你三个月生活费回陶公山。”似乎他已尽了责任。
　　1979年9月我从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平反出来，由于生活在封闭的劳改场所12年有余，头脑中的西方和港台仍留着毛派灌输的妖魔化形象，虽已觉得它似仙非妖，并不明确它从二战后有了质的演变，成立联合国，发表人权宣言。它的演变是依循人类理想境界方向走的。
　　暴政中的多年磨难，让我深深感慨斯毛模式的祸国殃民，举国独裁体制可以给这个拥有五、六亿百姓的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的浩劫，但对正宗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尚停留在朦胧探索的层次。
　　平反出来后，就为落实政策，首先得为专业对口的岗位而奔走。当时我保持着朴素的外表，尚未造就白领的风度，前去会见宁波市司法女局长。她是由宁波中级法院副院长转调在这新建的司法局，借以恢复独立的司法行政、培养司法干部和重建律师队伍。
　　在我进了她办公室，并未坐定，她就起身去打开窗户。目光尖刻，她已经摸过底，鄞县官场不欣赏我与一副检察长和徐志培组成的公诉方，唇枪舌剑的为一刑事犯辩护风格。她对我专业归口的请求冷漠相对。我只得仍在中学任教。时为1980年暑期。
　　原是我在实行公开审判的80年初，被鄞县人民法院指定并委任为一破坏电力设备的刑事案件作被告辩护人，以特邀律师的名义在鄞县人民大会堂亮相。认真执著、不管检察长的面子，为一箍桶匠减轻了刑期，由无期减为15年。尽管博得了台下旁听的全县民兵队长交口称赞。却不受外行为主的司法部门的欢迎。我没法正式专业对口于家乡宁波，或成为正式律师。
　　这次在鄞县人民大会堂以律师名义亮相，上广播电台，其意义远大于对我平反所举办的平反大会。更让我获得了“鄞县第一律师”的称号。
　　
　　反右、文革毁了我的青春，耽误了我最佳婚期，平反出来已满44岁了。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与性的自然需要，使我在关心事业之余，也在关心寻觅一个合适的女子。但我看重人的作风，不论同性异性，未婚而保持童贞的就有一种亲和感。所以总想有一个未婚女子组织家庭。可30左右的有文化的老姑娘是不多的。亲友说媒的30岁左右的婚过妇女，我总是缺乏会面的热情。
　　在书本上有这样的警告：婚姻就像一个金丝鸟笼，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面的想出来。可是传宗接代，复制自己或遗传自己的基因的愿望，是根深柢固的。看中的邻村一位黑龙江支边回来的姑娘，30岁了，文静自恃，支边回来与老母生活一起，擦地板搞卫生看她很认真。她在村供销社上班。我即请少年朋友阿沛送去一信，表达了想与她交友的愿望。但未得到回应。
　　当时我居在学校。父母留下的几间平屋，早被三弟、四弟作为婚房占领了。老母亲独自在碾子弄小屋生活。当我去探问正在搞家务的老母：“XX（指那个黑龙江支边务农过的老姑娘）好不好？”表达出我对XX有那么点意思，并表示我摈弃旧恶，希望有正常的母子关系时，老母亲猛转过脸来，以异样的口吻、诡谲的眼光，加以否定：
　　“人家怎会要你！？”这很伤我的自尊。她讲物质条件。她不像父亲，知道儿子吃饱墨水的潜在价值。她对我的看偏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为自已名利积极配合极左置儿子于死地，当我成了大学教师，有了钱，才吞吞吐吐表示：
　　乏“我错是错了的。”
　　2年后，我调到河北成了高校教师。那位老姑娘仍在供销社，我春节回家路过供销社，她站在柜台前，看见我低下了头。听说她嫁了一个丧妻但家底殷实的工程师。
　　
　　鄞县人民大会堂的一举扬名，首先是梅岭纺机配件厂聘我去武汉追讨货款。该厂厂长安排他的外甥阿达（是我平反后在鄞县正始中学教过的高三毕业生），作我的助手。
　　这位19岁的年轻人从小生长在岭上一个小山村，可说是鄞县海拔最高点了。他练了一副好肩力和好脚力，向往外面世界，也敢闯外面世界。因为我教高中毕业班政治，而他知道我有闯关东走西口的经历，十分高兴和我结伴。
　　与我同行，开阔视野，又能学习法律。知我未婚，对我尊敬与亲热并重。在长江轮的日夜相伴中，在浴室，在床上，对我坦诚热烈都是赤裸裸的。
　　当时我身体已经复原，正值壮年。我无法拒绝阿达的亲近和挑逗。我十分理解村野青春少年的浪漫。他虽主动，却甘当配角，其实师生也是朋友，不会有肮脏的内容。比如那种肛交，在家乡几乎闻所未闻。
　　我在他身边证实了黑侠狐已死的消息。他说多年了，是听小学老师讲一个陶公山出海捕墨鱼的青年，小时邻人称为“黑炭（仔）”的，海上捕鱼时突遭暴风雨袭击。为拆卸帆篷的顶端绳套，被阵阵狂风连船带篷掀翻在大洋里了。传言中还添了神话色彩，说海蚌女妖对他阳刚身材的劫掳。
　　在几千户人口的陶公山，我听过有互相手淫，甚至比赛射精高度的胡闹和消遣，但从未有肛交的传言。男女授受不清的传统风尚深厚的家乡，却在未婚同性少年之间向有一股无伤大雅的男风。
　　阿达利用欠款追回的一笔奖励，加上我分成中的谦让，自己下山闯业，在横溪镇上办了厂，结了婚。他拓展业务，扩大生产，筹建自已拥有的厂房，需要银行贷款，批地皮种种，这就少不了与有权批条子的官员打交道。他敢干冒尖办厂的风格，却讨厌对掌权的送礼、分成，多次率性迎对我发牢骚：“邓小平（朝代）不好”。我担心他太过偏激，告诉他毛朝不自由，不重经济更坏呵！几次去信要他多多与妻子商量做事。他妻子随和、本分，是他厂的会计。两人结婚旅行度蜜月来杭，我给他们安排在校招待房。
　　经过几年打拼，他拥有了自己的厂房，并雇有几十名职工，生产汽车配件，还在宁波市内设了经销店。
　　我为鄞县麻纺厂去河北追讨贷款，为我正式专业归口遇到了机会。
　　钱端升老师虽为我对司法部打了照呼，写了推荐信，教育司长余叔通老师本想把我推荐到江西大学，但鄞县教育局不与配合，搁置了我的调动。这次去河北代理追讨欠款，北方好多校友都当了法院院长。由于他们的关照，就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为我赚到不少提成。
　　更幸运的是，在石家庄遇到了一位任高校副校长兼《河北法学》主编的谢士文。他是北政我上一届的校友。听说我尚未正式专业归口，他就说：
　　“到我学校来！”
　　他要我任教于他的“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时为1984年8月。
　　名师效应专业归口
　　作为钱端升院长的一个学生（他给司法部推荐信中写为“一度学生”），校友们多是刮目相看的。代讨货款总是满载而归，让我在家乡购置了一间小小的旧式楼房。
　　然而专业归口，调出中学，当地教育局却多有阻挠，亏得当时已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管教育的我宁波中学校长钱念文老师，未经我请求，便和教育局长打了招呼，谢士文也终于如愿以偿。他把我从中学提升到大学任教，工资一下子提了2级。
　　石家庄旧称“石门”，简称“石”，河北省省会。位于河北省中南部，东与衡水接壤，南与邢台毗连，西与山西为邻，北与保定为界。她是1948年红色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第一个设立的省会。
　　河北是个大省。中国的首都和直辖市天津几乎全被她属地环绕。她拥有不少名胜古迹，承德、山海关、北戴河但在市内很少有现代化的恢宏建筑，也没有什么古色古香历史积淀。她被选为省会，纯乎是她地理位置，交通要道，战略地位超过了文化积淀比她深厚的保定。河北大学就在保定，蒋介石的军官学校，号称第二黄埔军校也在保定市。
　　离石市只有30公里的正定县，代理一起案件时去过那里。相传三国英雄赵子龙出生在那里，它是国家一级的旅游胜地。近年已被划进石市范围。
　　隆兴寺就在正定，趁一次律师办案的机会，我观光了这座千年古刹，历代帝王曾多次到此巡幸驻跸，上香礼佛，题诗书匾，刻碑立石。可见当年这里是晨钟暮鼓，钟磬齐鸣，香烟缭绕，充满南无声声的历史盛况。
　　大悲阁是隆兴寺的主体建筑，五檐三层，高33米。阁内正矗立着高大铜佛铸像，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正定大菩萨。这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有22。28米高，有42臂分别执日、月、净瓶、宝杖、宝镜、金刚杵等法器。面部表情端祥恬静，仁慈庄重。达到了瞻之弥高、仰之益恭的艺术效果。
　　只是这种几近古香古色的复原，是我离开多年之后的盛况了。
　　苍岩山，离城区更远，那是学校组织教工的秋游，有流传的古诗为证：
　　万景临诸壑，千峰供上方。
　　重重烟锁翠，渺渺树含苍。
　　雨过增山色，风来递草香。
　　悠然舒远性，尘世见羲皇。
　　山峦林木景色犹似江南，“太行群峰唯苍岩”，只是少了江南的温润，给她带来的苍凉胜过了夏日的繁茂。冬天少有旅客。
　　
　　在河北政管院，我不吃食堂，自开火炝。谢士文心态平和，颇具长者之风，他叫同事们关心我的婚事，说“立业了，就该成家。”同事为我物色了两位。我与文笔较佳、上代有历史纠葛的张家口大龄女通了几次信。大概我们都没有足够的热情和主动，不久便冷落了。
　　说实在，年近半百的我，心态还十分年轻。十余年的囚徒生活，恰似一场恶梦，醒来的心态尚保持在下放农村与家乡青少年们融洽相处时的心态，对30以上，容颜欠佳的女子，不易动情。这与我一向生活在男性世界，未曾感受女性体贴、温柔的魅力，初接触的女性总是忸怩作态不合我直来直去的个性有关。假日多找男学生相处，北方孩子爽快，节省了沟通的时间。无拘无束，这才称心。对于我这位没有架子的老师，只要我看中，都愿和我交往。几个长得清秀俊朗的至今未忘。
　　有一个毕业分配在承德的刘宗秀已当了县法院院长，我保留着他一张清秀文静的学生时代照片。
　　心理上的青春
　　青春与希望是一对孪生子。
　　生理上的青春归于30岁以下的青少年，
　　心理上的青春想象力、乐观和理想主义
　　可以伴你一生。
　　希望在岁月中徜徉，
　　在不懈的奋斗与追求中保持青春；
　　心理的青春伴你终生。
　　有追求的人，希望伴着生存，
　　希望是内在动力，
　　希望是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在权力和真理被垄断的社会，
　　生存发展只给奴才和鹰犬，
　　他们依附权势活得轻松。
　　浑浑噩噩、醉生梦死，
　　奴才从不独立思考，没有创新；
　　多了这类人，民族便走向没落。
　　还未遇上谢士文这几年，我两次回访北京。
　　
　　1957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大礼堂，在北京市委与教育部来人主持下，批判钱端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校方命我上台揭发。面对黑压压的全校师生，战战兢兢上台后，一眼瞧见他与校方几个头头一起，坐在左侧最前的一排，这一见便天南地北相隔，22年未曾谋面。
　　59年回京申诉，申诉被收容，潜逃关东、以及后来走西口，打工流浪，虽说都取道北京，但不想招惹是非找见他。
　　1979年初，我尚在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周末一次新闻电影放映中，发现了他。那是程思远接受统战回国，机场上迎接的有他的身影，估计他已出山，我就决定写信求救。
　　机会是趁去场外民间医院体检，偷偷地放进在医院大门边的一个邮箱，厚厚的一叠信；天见可怜，让在金华武义昆剧团的弟弟收到了。弟弟委托去京办事的同事，直送钱老家。
　　上天慈悲，这次冒险偷寄翻案书信，大功告成了。
　　钱老当即转告刚复校的“北政”新上任院长曹海波。曹院长派出了经济法教授徐杰与国际法副教授钱骅到乔司农场探望我。9月初平反回到了阔别13年的故乡宁波东钱湖陶公山。
　　同年10月我即赴京去校落实政策，并与钱老见了面。
　　22年了。我由青少年成了青壮年。心灵伤痕累累，所幸身体完整无缺。清瘦了点吧。钱老连忙接见。师母陈公蕙过来关切地问：“你（信内说）投奔苏联不成，跳火车，没有留下伤残吧？”
　　我苦笑一下：“没有！我扶着窗口滑下，车风带了10来米，幸亏没有撞上前方桥栏。上天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掉入小河。不过我昏死在路轨边了。左额角汩汩流出了一大滩血。一个养路工扶起我，活过来了。”
　　钱老一声叹息。师母说：
　　“右派不就近南下港台，却千里迢迢去投奔苏联。苏联不就是社会主义大本营嘛？你算什么右！”
　　钱老说：“我明白你的出身，根红苗正，不会反党，故而用孟子三句话鼓励你，整风中勇批三个主义。想不到刘镜西（党委书记）抓住这封信致我死地。”钱老揉了一下眼角，语带伤感。
　　我说：“我每次用小字报反击调干生们的大字报。刘书记总有一个批示：‘反动！’他不这样做，老师就打不倒了吧。”
　　“这封信成了命运与共的纽带。你老师在北京人代会上检查，不能不提出你这个学生，但只说你‘对党不满’。他们还是把你开除了！”师母说。
　　我说：“只是老师的这篇检讨，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包括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我宁波中学钱念文老师说他当天就估计我遭了厄运。”
　　钱老说：“我总算保留了这个家园。这当中你是帮了我的。”
　　“学生哪有这能力？”我一头雾水看钱老欣慰的脸容。
　　原来，我被开除回家后，即向陈毅外长申诉，双挂号寄到外交部（在校时我也给外交部写过信，得回复，说政法学院学生也能分配至外交部）。饱含泪水地写：“如果不澄清我是不是右派，我便是‘哭灵’中的梁山伯，死了也不闭眼的。”
　　钱老说陈副总理当即批示让“北政”当局复查，可刘镜西拖了半年多，待我闯关东时，才派人至我家乡。见我成了“盲流”。加上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钱老说：“陈外长知你不是反动学生，对我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
　　师母插话：“我曾担心保不住这座四品府第。其实中央没有预定你老师为‘章罗大将’。完全是学校起哄的闹剧。”
　　确实，历来政治运动，在下面推波助澜发酵的作用下，扩大化，整了正直的人和学有专长的人。让小人、不学无术的人主宰了局面。
　　说到这座四品府第，“文革”中也不是世外桃源。基辛格探索中美建交访华时，钱老带着右派帽子被周恩来召在外交部智囊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这座府第才驱走了文革中霸占的三户“北政”造反派。
　　中午由他二儿子仲兴招待吃了饭。饭后，我给老师看了几首仿七律诗作：
　　其一，送西哈努克（1975年9月20日）
　　
　　其二，中美建交78。12。18
　　
　　其三，北京东京78。10。31
　　
　　其四，邓小平访东南亚78。11。21
　　（诗文可参看“钱端升的人伦之常”）
　　他读了，摘下眼镜，微笑揶揄着说：“这些多是打油诗！不过，你对国际问题倒有一点见解。”
　　这时师母从外面进来看这些打油诗。她说：
　　“是你狱中写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自由后作了些润色。”
　　师母高兴地说：“看起来，你有你老师一样的视野，全球！”
　　打从在宁波中学读高中起，我就关心国际形势了。即便在劳改农场，见到弃于垃圾堆的肮脏的《参考消息》，一页半张也饥不择食地拣起来，观察其中的世界风云。
　　师母陈公蕙，名门闺秀，但平易近人、热情开放。她有晨练的习惯。她说：“我家虽一直有保姆，负责伙食和清洁工作，可你老师日常起居都是我照料的。你老师80岁了，体弱多病。”
　　老师说：“我最大的问题是视力。不知道怎么改善，不致失明。”
　　我朝着师母灵活的身影、轻盈的进出书房，说：
　　“师母你辛苦了。”
　　师母向我讲了我班同学郭翔几个红卫兵抄了家，将她的丝绸旗袍，美国邮寄的罐头食品、外文书籍等等统统扔到院子，糟蹋一地。反右中，沈国峰（上海人）郭翔（山东人，这时已向我道了歉）是折磨我的悍将，不禁让我感叹他们投身政治运动的劲头不减。
　　关于陈外长对我申诉的重视，钱老说：
　　“看来对你还是蒙在鼓里了。不然，那有66年春冒险投苏之行呵。他们对我封锁至我当了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才有人向我提及，那时也不知你情况如何，身在何处。”
　　钱老劝我找一个女人成家，说：“还是大龄的好，即使是寡妇，现在年轻人多是轻飘飘的。”我无言以对。当时我对有过男人的女人，想象一起生活总觉有点别扭。怪自已的心灵总像少年人，很少想己已年近半百。选择范围实在太小了。
　　不过，我表态：“我要调整心态，不去计较人家婚否。”语气是伤感的。
　　“别太认真，有时需要妥协让步。”老师息了口气，又说：
　　“你与调干生合不来吧？调干生是特殊群体！”
　　我回答：“我班30个同学，调干生有26个。他们多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
　　“是这样，你们有傲气且思维活跃的青少年学生，与他们缺乏共通语言。
　　“我还想告诉你，陈外长批转你信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的间歇，周总理向我走来，握了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保重身体！’
　　“你是否知道，我是‘四人帮’还在时起用的。让我去接待基辛格的随员，我的老相识费正清。
　　这时候，我突然心潮起伏，泪珠涟涟，是联想起我尚在人间地狱：
　　“老师呀，我把你的敦请曹院长的回信贴身珍藏。可在那里，是没有个人的保险箱的，鬼魅又多，不久失掉了这封珍稀的信件。还有几张邮票，小偷扒手看中的是几张邮票。”
　　“一切都过去了！”转而他说：
　　“我给匡亚明写信，好不？”他坐向办公桌，拿出纸笔。
　　我站在一旁，他转过脸来问我。
　　匡亚明！他是南京大学校长。我是受宠若惊了。未待我表示什么，他却又自言自语：
　　“南京大学怕你不行。你的学业被耽搁了，得补习。还是给司法部写信，把握较大。让司法部安排吧。”
　　于是动笔写了信。信中把我定性定格为他的“一度学生”，而非“关门弟子”。说实在我不就是他最后一个学生！
　　辞别钱老时，他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出了他装着明亮玻璃门窗的大书房，缓缓地走在种有树木、摆列盆景的庭园里。靠大门那边四五间厢房是他儿孙辈居室，其中三间文革中长期被“北政”几个造反派职工侵占。后乔冠华出席联大，需要钱老参谋，便说这太不像话！造反职工不得不撤出钱家。
　　只是章伯钧的住所原是亲王府邸，气派大多了。
　　出了大门，踏上西城那条太平桥大街，我转过身去，他拄拐杖微笑站着。我深深鞠躬而别。
　　这封信给教过我们“法制史”，已调北京林学院的林道廉老师看了，连说要保存！钱老是颇受周总理、陈毅器重的外事顾问哦。他马上去复印室复制了这封信。我将复印件保存至今。
　　1990年，钱老90岁仙逝。师母寄来了追悼会照片，身上盖着殷红的党旗。其中刘复之、吴学谦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后来仲兴出差杭州顺便来看我。他是工程师。他说师母去澳大利亚定居了。他哥哥一家早在澳洲定居。他的一个侄子师从一位文史专家，算是继续钱老文史政法的香火。
　　在未送司法部之前，这封推荐信也让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雷洁琼老师看了。她故作不以为然的表态：
　　“好呀，他有办法。让年轻人高兴。我是主张你们该从基层干起的。”
　　其实我已不年轻人，为学有所用，归口政法，奔走近四年了。但后来我遭浙江省权贵、还乡帮迫害时，她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我求助信作了批复，给了我切切实实的关怀。
　　见了雷老，自然要问她丈夫严景耀老师的好。她说“文革中过世了”。又让我一阵伤感。
　　已调在司法部当教育司司长的余叔通老师接见了我。他提到去江西大学。因鄞县文教局一人事科长的阻挠，不放行。最后命运让我进入了谢士文的河北政管院。
　　江平先生后来为了配合杭州“还乡帮”对他的巴结，说我与钱老“只不过一封信关系”这位口口声声“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不知如何理解我与钱老关系的？
　　在河北教学（也担当律师代理），在受到家乡亲友（包括钱念文老师）庆贺的同时，我的普通话上不了讲台。面对北方学生，讲课效果很不理想。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语言的隔膜，衣着的平民化，竟受到一个进校卖菜的流动摊贩（可能校内有他乡亲什么人）的欺侮。我买了菜明明交了钱，这北方土佬却还向我要钱，说我没给钱。
　　在争执中，几个教工家属一声不吱，着实让我恼火。幸而风度高雅、步态稳重的谢士文刚好路过，他见此情景，即平和正直地对这摊贩说：
　　“他是我校教师！”
　　就这么一句亮出我身分的话，这张牙舞爪的河北佬就再无言语了。
　　从鄞县一普通中学教师一跃为河北政管院教师，工资相应提高2级，谢士文固然是我的伯乐，但没有时任宁波市人大常委副主任、主管教育的钱念文老师暗中相助，伯乐与千里马也只能擦肩而过。
　　在河北课时不多。趁空闲，我开始写回忆录，投奔苏联结尾，几万字，去校舍就近的民间打印店手工打印成册，定名《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后改名为“江南牧马人”），是今天《赤潮年代》前身。感念胡耀邦对右派改正主持，挂号寄去一份。
　　次年夏季，在浙江法律学校任教的校友说他那个学校已提升为大专，成为政法专科学校，我就回信同意去杭州。
　　整整12年不见故乡宁波了
　　1979年9月的宁波火车南站，经受了岁月沧桑，呈现着斑驳杂乱的风貌，广场外沿街的梧桐树枝干，显得粗壮而凋零。汽车不是很多，拉客的脚踏三轮车倒仍不少，旅客匆匆，行人如织，恍似12年前的旧时光景。
　　香港船王包玉刚打算对故乡慷慨投资，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所以这12年，宁波尽吃老本，历经三朝风雨的宁波灵桥，还在奉化江上支撑东来西往的芸芸苍生。
　　携带了劳改队暗中书写的多本诗文，我是讨了一辆三轮车过灵桥至鄞县法院报到的，听候法院对我落实政策和生活的安排。12年前，鄞县看守所送我去“省一监”，是一个温和敦厚的民警班长并肩坐着三轮车到南站的。今天我独自雇车；一样是三轮车，但独立自主了。
　　鄞县法院仍在江东卖席桥边，一位副院长接待了我。有点像小学校长的格局和气度，精明偏向刻薄。我要求赔偿，并归还定罪的文章：“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对于赔偿要求，答复是国家财政没有这笔钱，成千上万被错打成反革命者，只给一点生活费。至于归还批毛文章，他冷冷地回复：
　　“谁知道今后什么政策！”
　　我立即反弹：“不可能反复了！”这是书呆子从整个时代趋势分析的，不排除局部回潮，沉渣一阵泛起。
　　在乔司农场，“四人帮”粉碎后，劳改队的报纸是公开的。我已坚信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和他的暴政已寿终正寝。但从副院长的这一表态，显示了凡是派余孽的存在。我不想质问：“平反了，怎么不归还所谓罪证呢？”
　　我只提现实问题：
　　“我已无家可归。兄弟都成了家，分去了房屋。我已无家可归。”
　　他回答说：“你不是教过中学吗？让教育局尽快安排你的工作。现在让你在招待所休息两天。给你三个月生活费回陶公山。”似乎他已尽了责任。
　　1979年9月我从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平反出来，由于生活在封闭的劳改场所12年有余，头脑中的西方和港台仍留着毛派灌输的妖魔化形象，虽已觉得它似仙非妖，并不明确它从二战后有了质的演变，成立联合国，发表人权宣言。它的演变是依循人类理想境界方向走的。
　　暴政中的多年磨难，让我深深感慨斯毛模式的祸国殃民，举国独裁体制可以给这个拥有五、六亿百姓的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的浩劫，但对正宗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尚停留在朦胧探索的层次。
　　平反出来后，就为落实政策，首先得为专业对口的岗位而奔走。当时我保持着朴素的外表，尚未造就白领的风度，前去会见宁波市司法女局长。她是由宁波中级法院副院长转调在这新建的司法局，借以恢复独立的司法行政、培养司法干部和重建律师队伍。
　　在我进了她办公室，并未坐定，她就起身去打开窗户。目光尖刻，她已经摸过底，鄞县官场不欣赏我与一副检察长和徐志培组成的公诉方，唇枪舌剑的为一刑事犯辩护风格。她对我专业归口的请求冷漠相对。我只得仍在中学任教。时为1980年暑期。
　　原是我在实行公开审判的80年初，被鄞县人民法院指定并委任为一破坏电力设备的刑事案件作被告辩护人，以特邀律师的名义在鄞县人民大会堂亮相。认真执著、不管检察长的面子，为一箍桶匠减轻了刑期，由无期减为15年。尽管博得了台下旁听的全县民兵队长交口称赞。却不受外行为主的司法部门的欢迎。我没法正式专业对口于家乡宁波，或成为正式律师。
　　这次在鄞县人民大会堂以律师名义亮相，上广播电台，其意义远大于对我平反所举办的平反大会。更让我获得了“鄞县第一律师”的称号。
　　
　　反右、文革毁了我的青春，耽误了我最佳婚期，平反出来已满44岁了。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与性的自然需要，使我在关心事业之余，也在关心寻觅一个合适的女子。但我看重人的作风，不论同性异性，未婚而保持童贞的就有一种亲和感。所以总想有一个未婚女子组织家庭。可30左右的有文化的老姑娘是不多的。亲友说媒的30岁左右的婚过妇女，我总是缺乏会面的热情。
　　在书本上有这样的警告：婚姻就像一个金丝鸟笼，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面的想出来。可是传宗接代，复制自己或遗传自己的基因的愿望，是根深柢固的。看中的邻村一位黑龙江支边回来的姑娘，30岁了，文静自恃，支边回来与老母生活一起，擦地板搞卫生看她很认真。她在村供销社上班。我即请少年朋友阿沛送去一信，表达了想与她交友的愿望。但未得到回应。
　　当时我居在学校。父母留下的几间平屋，早被三弟、四弟作为婚房占领了。老母亲独自在碾子弄小屋生活。当我去探问正在搞家务的老母：“XX（指那个黑龙江支边务农过的老姑娘）好不好？”表达出我对XX有那么点意思，并表示我摈弃旧恶，希望有正常的母子关系时，老母亲猛转过脸来，以异样的口吻、诡谲的眼光，加以否定：
　　“人家怎会要你！？”这很伤我的自尊。她讲物质条件。她不像父亲，知道儿子吃饱墨水的潜在价值。她对我的看偏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为自已名利积极配合极左置儿子于死地，当我成了大学教师，有了钱，才吞吞吐吐表示：
　　乏“我错是错了的。”
　　2年后，我调到河北成了高校教师。那位老姑娘仍在供销社，我春节回家路过供销社，她站在柜台前，看见我低下了头。听说她嫁了一个丧妻但家底殷实的工程师。
　　
　　鄞县人民大会堂的一举扬名，首先是梅岭纺机配件厂聘我去武汉追讨货款。该厂厂长安排他的外甥阿达（是我平反后在鄞县正始中学教过的高三毕业生），作我的助手。
　　这位19岁的年轻人从小生长在岭上一个小山村，可说是鄞县海拔最高点了。他练了一副好肩力和好脚力，向往外面世界，也敢闯外面世界。因为我教高中毕业班政治，而他知道我有闯关东走西口的经历，十分高兴和我结伴。
　　与我同行，开阔视野，又能学习法律。知我未婚，对我尊敬与亲热并重。在长江轮的日夜相伴中，在浴室，在床上，对我坦诚热烈都是赤裸裸的。
　　当时我身体已经复原，正值壮年。我无法拒绝阿达的亲近和挑逗。我十分理解村野青春少年的浪漫。他虽主动，却甘当配角，其实师生也是朋友，不会有肮脏的内容。比如那种肛交，在家乡几乎闻所未闻。
　　我在他身边证实了黑侠狐已死的消息。他说多年了，是听小学老师讲一个陶公山出海捕墨鱼的青年，小时邻人称为“黑炭（仔）”的，海上捕鱼时突遭暴风雨袭击。为拆卸帆篷的顶端绳套，被阵阵狂风连船带篷掀翻在大洋里了。传言中还添了神话色彩，说海蚌女妖对他阳刚身材的劫掳。
　　在几千户人口的陶公山，我听过有互相手淫，甚至比赛射精高度的胡闹和消遣，但从未有肛交的传言。男女授受不清的传统风尚深厚的家乡，却在未婚同性少年之间向有一股无伤大雅的男风。
　　阿达利用欠款追回的一笔奖励，加上我分成中的谦让，自己下山闯业，在横溪镇上办了厂，结了婚。他拓展业务，扩大生产，筹建自已拥有的厂房，需要银行贷款，批地皮种种，这就少不了与有权批条子的官员打交道。他敢干冒尖办厂的风格，却讨厌对掌权的送礼、分成，多次率性迎对我发牢骚：“邓小平（朝代）不好”。我担心他太过偏激，告诉他毛朝不自由，不重经济更坏呵！几次去信要他多多与妻子商量做事。他妻子随和、本分，是他厂的会计。两人结婚旅行度蜜月来杭，我给他们安排在校招待房。
　　经过几年打拼，他拥有了自己的厂房，并雇有几十名职工，生产汽车配件，还在宁波市内设了经销店。
　　我为鄞县麻纺厂去河北追讨贷款，为我正式专业归口遇到了机会。
　　钱端升老师虽为我对司法部打了照呼，写了推荐信，教育司长余叔通老师本想把我推荐到江西大学，但鄞县教育局不与配合，搁置了我的调动。这次去河北代理追讨欠款，北方好多校友都当了法院院长。由于他们的关照，就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为我赚到不少提成。
　　更幸运的是，在石家庄遇到了一位任高校副校长兼《河北法学》主编的谢士文。他是北政我上一届的校友。听说我尚未正式专业归口，他就说：
　　“到我学校来！”
　　他要我任教于他的“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时为1984年8月。
　　名师效应专业归口
　　作为钱端升院长的一个学生（他给司法部推荐信中写为“一度学生”），校友们多是刮目相看的。代讨货款总是满载而归，让我在家乡购置了一间小小的旧式楼房。
　　然而专业归口，调出中学，当地教育局却多有阻挠，亏得当时已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管教育的我宁波中学校长钱念文老师，未经我请求，便和教育局长打了招呼，谢士文也终于如愿以偿。他把我从中学提升到大学任教，工资一下子提了2级。
　　石家庄旧称“石门”，简称“石”，河北省省会。位于河北省中南部，东与衡水接壤，南与邢台毗连，西与山西为邻，北与保定为界。她是1948年红色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第一个设立的省会。
　　河北是个大省。中国的首都和直辖市天津几乎全被她属地环绕。她拥有不少名胜古迹，承德、山海关、北戴河但在市内很少有现代化的恢宏建筑，也没有什么古色古香历史积淀。她被选为省会，纯乎是她地理位置，交通要道，战略地位超过了文化积淀比她深厚的保定。河北大学就在保定，蒋介石的军官学校，号称第二黄埔军校也在保定市。
　　离石市只有30公里的正定县，代理一起案件时去过那里。相传三国英雄赵子龙出生在那里，它是国家一级的旅游胜地。近年已被划进石市范围。
　　隆兴寺就在正定，趁一次律师办案的机会，我观光了这座千年古刹，历代帝王曾多次到此巡幸驻跸，上香礼佛，题诗书匾，刻碑立石。可见当年这里是晨钟暮鼓，钟磬齐鸣，香烟缭绕，充满南无声声的历史盛况。
　　大悲阁是隆兴寺的主体建筑，五檐三层，高33米。阁内正矗立着高大铜佛铸像，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正定大菩萨。这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有22。28米高，有42臂分别执日、月、净瓶、宝杖、宝镜、金刚杵等法器。面部表情端祥恬静，仁慈庄重。达到了瞻之弥高、仰之益恭的艺术效果。
　　只是这种几近古香古色的复原，是我离开多年之后的盛况了。
　　苍岩山，离城区更远，那是学校组织教工的秋游，有流传的古诗为证：
　　万景临诸壑，千峰供上方。
　　重重烟锁翠，渺渺树含苍。
　　雨过增山色，风来递草香。
　　悠然舒远性，尘世见羲皇。
　　山峦林木景色犹似江南，“太行群峰唯苍岩”，只是少了江南的温润，给她带来的苍凉胜过了夏日的繁茂。冬天少有旅客。
　　
　　在河北政管院，我不吃食堂，自开火炝。谢士文心态平和，颇具长者之风，他叫同事们关心我的婚事，说“立业了，就该成家。”同事为我物色了两位。我与文笔较佳、上代有历史纠葛的张家口大龄女通了几次信。大概我们都没有足够的热情和主动，不久便冷落了。
　　说实在，年近半百的我，心态还十分年轻。十余年的囚徒生活，恰似一场恶梦，醒来的心态尚保持在下放农村与家乡青少年们融洽相处时的心态，对30以上，容颜欠佳的女子，不易动情。这与我一向生活在男性世界，未曾感受女性体贴、温柔的魅力，初接触的女性总是忸怩作态不合我直来直去的个性有关。假日多找男学生相处，北方孩子爽快，节省了沟通的时间。无拘无束，这才称心。对于我这位没有架子的老师，只要我看中，都愿和我交往。几个长得清秀俊朗的至今未忘。
　　有一个毕业分配在承德的刘宗秀已当了县法院院长，我保留着他一张清秀文静的学生时代照片。
　　心理上的青春
　　青春与希望是一对孪生子。
　　生理上的青春归于30岁以下的青少年，
　　心理上的青春想象力、乐观和理想主义
　　可以伴你一生。
　　希望在岁月中徜徉，
　　在不懈的奋斗与追求中保持青春；
　　心理的青春伴你终生。
　　有追求的人，希望伴着生存，
　　希望是内在动力，
　　希望是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在权力和真理被垄断的社会，
　　生存发展只给奴才和鹰犬，
　　他们依附权势活得轻松。
　　浑浑噩噩、醉生梦死，
　　奴才从不独立思考，没有创新；
　　多了这类人，民族便走向没落。
　　还未遇上谢士文这几年，我两次回访北京。
　　
　　1957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大礼堂，在北京市委与教育部来人主持下，批判钱端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校方命我上台揭发。面对黑压压的全校师生，战战兢兢上台后，一眼瞧见他与校方几个头头一起，坐在左侧最前的一排，这一见便天南地北相隔，22年未曾谋面。
　　59年回京申诉，申诉被收容，潜逃关东、以及后来走西口，打工流浪，虽说都取道北京，但不想招惹是非找见他。
　　1979年初，我尚在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周末一次新闻电影放映中，发现了他。那是程思远接受统战回国，机场上迎接的有他的身影，估计他已出山，我就决定写信求救。
　　机会是趁去场外民间医院体检，偷偷地放进在医院大门边的一个邮箱，厚厚的一叠信；天见可怜，让在金华武义昆剧团的弟弟收到了。弟弟委托去京办事的同事，直送钱老家。
　　上天慈悲，这次冒险偷寄翻案书信，大功告成了。
　　钱老当即转告刚复校的“北政”新上任院长曹海波。曹院长派出了经济法教授徐杰与国际法副教授钱骅到乔司农场探望我。9月初平反回到了阔别13年的故乡宁波东钱湖陶公山。
　　同年10月我即赴京去校落实政策，并与钱老见了面。
　　22年了。我由青少年成了青壮年。心灵伤痕累累，所幸身体完整无缺。清瘦了点吧。钱老连忙接见。师母陈公蕙过来关切地问：“你（信内说）投奔苏联不成，跳火车，没有留下伤残吧？”
　　我苦笑一下：“没有！我扶着窗口滑下，车风带了10来米，幸亏没有撞上前方桥栏。上天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掉入小河。不过我昏死在路轨边了。左额角汩汩流出了一大滩血。一个养路工扶起我，活过来了。”
　　钱老一声叹息。师母说：
　　“右派不就近南下港台，却千里迢迢去投奔苏联。苏联不就是社会主义大本营嘛？你算什么右！”
　　钱老说：“我明白你的出身，根红苗正，不会反党，故而用孟子三句话鼓励你，整风中勇批三个主义。想不到刘镜西（党委书记）抓住这封信致我死地。”钱老揉了一下眼角，语带伤感。
　　我说：“我每次用小字报反击调干生们的大字报。刘书记总有一个批示：‘反动！’他不这样做，老师就打不倒了吧。”
　　“这封信成了命运与共的纽带。你老师在北京人代会上检查，不能不提出你这个学生，但只说你‘对党不满’。他们还是把你开除了！”师母说。
　　我说：“只是老师的这篇检讨，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包括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我宁波中学钱念文老师说他当天就估计我遭了厄运。”
　　钱老说：“我总算保留了这个家园。这当中你是帮了我的。”
　　“学生哪有这能力？”我一头雾水看钱老欣慰的脸容。
　　原来，我被开除回家后，即向陈毅外长申诉，双挂号寄到外交部（在校时我也给外交部写过信，得回复，说政法学院学生也能分配至外交部）。饱含泪水地写：“如果不澄清我是不是右派，我便是‘哭灵’中的梁山伯，死了也不闭眼的。”
　　钱老说陈副总理当即批示让“北政”当局复查，可刘镜西拖了半年多，待我闯关东时，才派人至我家乡。见我成了“盲流”。加上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钱老说：“陈外长知你不是反动学生，对我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
　　师母插话：“我曾担心保不住这座四品府第。其实中央没有预定你老师为‘章罗大将’。完全是学校起哄的闹剧。”
　　确实，历来政治运动，在下面推波助澜发酵的作用下，扩大化，整了正直的人和学有专长的人。让小人、不学无术的人主宰了局面。
　　说到这座四品府第，“文革”中也不是世外桃源。基辛格探索中美建交访华时，钱老带着右派帽子被周恩来召在外交部智囊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这座府第才驱走了文革中霸占的三户“北政”造反派。
　　中午由他二儿子仲兴招待吃了饭。饭后，我给老师看了几首仿七律诗作：
　　其一，送西哈努克（1975年9月20日）
　　
　　其二，中美建交78。12。18
　　
　　其三，北京东京78。10。31
　　
　　其四，邓小平访东南亚78。11。21
　　（诗文可参看“钱端升的人伦之常”）
　　他读了，摘下眼镜，微笑揶揄着说：“这些多是打油诗！不过，你对国际问题倒有一点见解。”
　　这时师母从外面进来看这些打油诗。她说：
　　“是你狱中写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自由后作了些润色。”
　　师母高兴地说：“看起来，你有你老师一样的视野，全球！”
　　打从在宁波中学读高中起，我就关心国际形势了。即便在劳改农场，见到弃于垃圾堆的肮脏的《参考消息》，一页半张也饥不择食地拣起来，观察其中的世界风云。
　　师母陈公蕙，名门闺秀，但平易近人、热情开放。她有晨练的习惯。她说：“我家虽一直有保姆，负责伙食和清洁工作，可你老师日常起居都是我照料的。你老师80岁了，体弱多病。”
　　老师说：“我最大的问题是视力。不知道怎么改善，不致失明。”
　　我朝着师母灵活的身影、轻盈的进出书房，说：
　　“师母你辛苦了。”
　　师母向我讲了我班同学郭翔几个红卫兵抄了家，将她的丝绸旗袍，美国邮寄的罐头食品、外文书籍等等统统扔到院子，糟蹋一地。反右中，沈国峰（上海人）郭翔（山东人，这时已向我道了歉）是折磨我的悍将，不禁让我感叹他们投身政治运动的劲头不减。
　　关于陈外长对我申诉的重视，钱老说：
　　“看来对你还是蒙在鼓里了。不然，那有66年春冒险投苏之行呵。他们对我封锁至我当了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才有人向我提及，那时也不知你情况如何，身在何处。”
　　钱老劝我找一个女人成家，说：“还是大龄的好，即使是寡妇，现在年轻人多是轻飘飘的。”我无言以对。当时我对有过男人的女人，想象一起生活总觉有点别扭。怪自已的心灵总像少年人，很少想己已年近半百。选择范围实在太小了。
　　不过，我表态：“我要调整心态，不去计较人家婚否。”语气是伤感的。
　　“别太认真，有时需要妥协让步。”老师息了口气，又说：
　　“你与调干生合不来吧？调干生是特殊群体！”
　　我回答：“我班30个同学，调干生有26个。他们多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
　　“是这样，你们有傲气且思维活跃的青少年学生，与他们缺乏共通语言。
　　“我还想告诉你，陈外长批转你信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的间歇，周总理向我走来，握了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保重身体！’
　　“你是否知道，我是‘四人帮’还在时起用的。让我去接待基辛格的随员，我的老相识费正清。
　　这时候，我突然心潮起伏，泪珠涟涟，是联想起我尚在人间地狱：
　　“老师呀，我把你的敦请曹院长的回信贴身珍藏。可在那里，是没有个人的保险箱的，鬼魅又多，不久失掉了这封珍稀的信件。还有几张邮票，小偷扒手看中的是几张邮票。”
　　“一切都过去了！”转而他说：
　　“我给匡亚明写信，好不？”他坐向办公桌，拿出纸笔。
　　我站在一旁，他转过脸来问我。
　　匡亚明！他是南京大学校长。我是受宠若惊了。未待我表示什么，他却又自言自语：
　　“南京大学怕你不行。你的学业被耽搁了，得补习。还是给司法部写信，把握较大。让司法部安排吧。”
　　于是动笔写了信。信中把我定性定格为他的“一度学生”，而非“关门弟子”。说实在我不就是他最后一个学生！
　　辞别钱老时，他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出了他装着明亮玻璃门窗的大书房，缓缓地走在种有树木、摆列盆景的庭园里。靠大门那边四五间厢房是他儿孙辈居室，其中三间文革中长期被“北政”几个造反派职工侵占。后乔冠华出席联大，需要钱老参谋，便说这太不像话！造反职工不得不撤出钱家。
　　只是章伯钧的住所原是亲王府邸，气派大多了。
　　出了大门，踏上西城那条太平桥大街，我转过身去，他拄拐杖微笑站着。我深深鞠躬而别。
　　这封信给教过我们“法制史”，已调北京林学院的林道廉老师看了，连说要保存！钱老是颇受周总理、陈毅器重的外事顾问哦。他马上去复印室复制了这封信。我将复印件保存至今。
　　1990年，钱老90岁仙逝。师母寄来了追悼会照片，身上盖着殷红的党旗。其中刘复之、吴学谦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后来仲兴出差杭州顺便来看我。他是工程师。他说师母去澳大利亚定居了。他哥哥一家早在澳洲定居。他的一个侄子师从一位文史专家，算是继续钱老文史政法的香火。
　　在未送司法部之前，这封推荐信也让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雷洁琼老师看了。她故作不以为然的表态：
　　“好呀，他有办法。让年轻人高兴。我是主张你们该从基层干起的。”
　　其实我已不年轻人，为学有所用，归口政法，奔走近四年了。但后来我遭浙江省权贵、还乡帮迫害时，她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我求助信作了批复，给了我切切实实的关怀。
　　见了雷老，自然要问她丈夫严景耀老师的好。她说“文革中过世了”。又让我一阵伤感。
　　已调在司法部当教育司司长的余叔通老师接见了我。他提到去江西大学。因鄞县文教局一人事科长的阻挠，不放行。最后命运让我进入了谢士文的河北政管院。
　　江平先生后来为了配合杭州“还乡帮”对他的巴结，说我与钱老“只不过一封信关系”这位口口声声“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不知如何理解我与钱老关系的？
　　在河北教学（也担当律师代理），在受到家乡亲友（包括钱念文老师）庆贺的同时，我的普通话上不了讲台。面对北方学生，讲课效果很不理想。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语言的隔膜，衣着的平民化，竟受到一个进校卖菜的流动摊贩（可能校内有他乡亲什么人）的欺侮。我买了菜明明交了钱，这北方土佬却还向我要钱，说我没给钱。
　　在争执中，几个教工家属一声不吱，着实让我恼火。幸而风度高雅、步态稳重的谢士文刚好路过，他见此情景，即平和正直地对这摊贩说：
　　“他是我校教师！”
　　就这么一句亮出我身分的话，这张牙舞爪的河北佬就再无言语了。
　　从鄞县一普通中学教师一跃为河北政管院教师，工资相应提高2级，谢士文固然是我的伯乐，但没有时任宁波市人大常委副主任、主管教育的钱念文老师暗中相助，伯乐与千里马也只能擦肩而过。
　　在河北课时不多。趁空闲，我开始写回忆录，投奔苏联结尾，几万字，去校舍就近的民间打印店手工打印成册，定名《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后改名为“江南牧马人”），是今天《赤潮年代》前身。感念胡耀邦对右派改正主持，挂号寄去一份。
　　次年夏季，在浙江法律学校任教的校友说他那个学校已提升为大专，成为政法专科学校，我就回信同意去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