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条马哈鱼

　　马刚是我的“知青战友”，年长我两岁。我和马刚之间的友谊，是在上“文学创作学习班”后一天天深厚起来的。
　　老崔叫崔长勇，当年是兵团总司令部宣传部主抓文艺创作的干事，是我们兵团文艺知青的“主帅”。马刚是十五团的宣传队长，善编各种文艺节目，还有表演天分，演过“胡传魁”。在“学习班”，每次开玩笑，我总叫他“胡司令”。我常穿一件绿色、洗得泛白的上衣，又因为得及时向老崔交作品而通宵达旦地熬夜，面呈菜色是难免的，马刚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绿脸孩儿”。老崔很欣赏那绰号，也常叫我“绿脸孩儿”。
　　当年，我在“学习班”并不是写作水平高到哪里去的“创作员”，在马刚面前谦虚得很，总认为他写小说比我厉害。马刚总像兄长般勉励我别泄气。老崔对我们要求很严。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当年为什么偏爱我和马刚。因为偏爱，要求反而更严。我和马刚每次向他交稿时，内心总惴惴不安。往往是，老崔一夜不睡，审阅我们的稿子，我们也一夜不睡，为小说的命运担忧。第二天吃早饭时，若老崔面有悦色，我们就猜到小说顺利“过关”了。
　　一次，马刚写了篇小说，题目是《货郎》，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他在我面前大声朗读，神采飞扬。我听了，也觉得他那篇小说写得无可挑剔，接近完美，都有点儿暗暗嫉妒了。可小说被老崔毫不留情地“枪毙”，四行用毛笔蘸红墨水写的批语是：马刚马刚不认真，百里卖货只卖针。哪里来的骚小伙，招惹姑娘一大群？
　　这对马刚的打击很大。他一整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老崔得知后，只说了句“叫食堂给做碗细面条”，并不收回“判决”。
　　我安慰马刚。在我和马刚的友谊关系中，我也只安慰过他这么一次。我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是他安慰我。我当年家中操心的事儿多，幸有老崔、马刚那样兄长般的人给我以友谊和安慰。
　　我下乡六年半后上大学去了。六年半中，我和马刚只在“学习班”上相处。分别后，就盼着下一次在“学习班”再聚。正因为有“下一次”，我们之间通信不多；也正因为通信不多，再见面总是很亲热。每次一见面，我们都紧紧拥抱，分别时也是那样，依依不舍，溢于言表。
　　有一年，“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老崔将我和马刚留下，在佳木斯兵团总部招待所润色和誊写“学习班”上其他“创作员”的几篇作品。我们完成任务，下午登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时，正是除夕夜。在一节车厢内，只有我和马刚两个人，如同我们的专列。没有供暖设备，老旧的车厢封闭也不严，每一扇车窗都结满厚厚的霜。我们冷啊，脚都冻僵了。我为吸一支烟，划了三次火柴。最后一次是马刚用双手帮我罩着火柴，烟才算吸成，可见车厢内“风凉”到什么程度。我俩紧紧偎在一起，马刚脱下大衣盖在我们身上。那样我倒暖和了点儿，他却分明更冷。我不同意他那样，但为使我暖和点儿，他偏要那样。我只有依他。那时，他真像一位兄长，而我是弟弟
　　他是顺路到哈尔滨看望他姐姐的。列车到哈尔滨已是后半夜。他在列车上跟我商议，可不可以先到我家，睡到天亮再去他姐姐家。我嘴上毫不犹豫地答应，心里却极不情愿。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我每次回家都要挤出一块炕面来睡，他去了睡哪儿呢？再说，我家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
　　果然，半夜敲开家门，马刚有些后悔了。我想，直到那一天他才真正明白，我为什么一直那么忧郁。他意识到给我家添麻烦了，但后悔也晚了。我将两个弟弟赶到里屋，和马刚占了他们睡觉的地方，在厨房里一张小小的炕上，和衣而眠。第二天一早，我家的情况更加全面地暴露在马刚面前：屋子四壁空空，连面镜子也没有。有腿的家具都残缺不全，是被哥哥犯病时砸坏的。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满脸愁云，我只有当着马刚的面叹息不已。马刚落泪了，胡乱喝了碗粥就匆匆告辞。临走时，他操起我家菜刀，砍了半条成马哈鱼留下他也就为他姐带了那么一条算是年礼的咸马哈鱼。他走后，我又从他枕过的枕头下发现20元钱。他身上当时最多只有二十几元钱。他在列车上曾说，回他的十五团没路费了，得伸手向姐姐要
　　马刚永远是我的好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