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艰难岁月里的忘年交

　　字画为介，建立友情
　　杨鹏升，四川渠县人，小陈独秀21岁。青年时在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后因机缘巧合被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发现并资助他就读北大，后留学海外。
　　在北大就读时，杨鹏升就喜欢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也有交往。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杨鹏升师从陈独秀。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回到上海，杨鹏升则再度留学。杨鹏升留学归国后，便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国民党的军官。一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是国民党的军官，虽然两人走的道路不同，但生活情趣、爱好比较接近，彼此在心中都给对方留有一定的位置。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杨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爱国之心深得陈独秀的赞许。再加上相似的爱好，两人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杨鹏升对书法、国画、金石及园艺皆有造诣。同时，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都有深厚情谊，谦称是他们的“门下”。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欣赏。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给朋友写字或写信，常常盖上“独秀山民”章。这枚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宝。他曾对杨鹏升赞赏地说：“鹏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乡那座独秀山的秀气挺拔之势，以及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全部精雕细刻其中了。”
　　杨鹏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满族人，原为杨家丫头，杨因结发妻不育，后纳其为妾。杨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文静、贤淑，擅长国画，为女中一秀。陈独秀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由包和平作画，请陈独秀题字。他们交往中，不谈政治，只谈字画和友谊。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便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他心情郁闷，加之又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上。正是在字、画等文学艺术的“撮合”下，陈独秀与杨鹏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为忘年交
　　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往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陈独秀也于这年秋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两人交往更加频繁，他们相互交流，索要字画、印章、拓片等。同时，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救助穷困潦倒的陈独秀，金钱少则三百元，多则上千元，物品则有银耳等滋补品。
　　1939年，陈独秀身体不适，准备去重庆看病。他于12月30日写信给杨鹏升；“告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陈独秀再函杨鹏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杨阅后，即托章士钊从重庆转给陈独秀三百元汇票，让陈独秀作为住院医疗费用。陈独秀收到这三百元之后，于2月26日致信杨鹏升，说：“顷行严兄（章士钊）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必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
　　陈独秀与杨鹏升的互相体谅与关怀，着实让人称羡。那时，杨鹏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全靠他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五百元，经济上也不算宽裕，多亏了他夫人包和平会当家理财，加上她通情达理，内心也崇拜陈独秀，这才慷慨解囊，仗义救助隐居江津、处境极其困难的陈独秀。
　　有时，杨鹏升是从陈独秀来信中知道他经济困难，每当这时，杨鹏升就会随时设法给他寄钱去。1940年后，大批难民避难江津。人口的猛增，引起弹丸之地的江津城物价尤其是粮价暴涨，鹤山坪的大米涨到每升三十余元，县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两倍，这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窘迫，日子难熬。
　　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杨鹏升的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可达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杨鹏升接信后，与夫人商量，先后寄给陈独秀两千多元。杨鹏升知道陈独秀“无功不受禄”，有时就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为自己的父亲写墓志等为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转之由，分期分批地给他寄钱，接济陈独秀，就连陈独秀用的信笺、信封都是杨鹏升提供的。陈独秀心中也有数，有时他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作以相谢。他曾几次写信问杨鹏升，托转寄两千二百元钱的“某先生”是何人？杨鹏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迫问得紧，无奈只好作答“某先生”为“晋公”，但“晋公”究竟是谁，在陈独秀的心中一直是个无法解开的谜
　　就这样，在互相尊重和彼此信赖下，陈独秀与杨鹏升终成忘年交。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虽曾为师且年龄较长，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称杨为“老兄”“先生”，称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为“弟独秀”“手启”“叩”等，书信最长的有三页，最短的几十个字。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其中一封复函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感伤自己每次入狱，蔡元培都发救援电文，今却先自己而去。
　　还有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陈独秀的嗣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其悲伤之情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表露尽至：“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1940年陈独秀病情日益严重之时，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经常在信中说“两耳轰鸣”“血压又涨”“头昏眼花”之类的话，知己情谊，溢于言表。
　　1942年4月，杨鹏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表达了对杨鹏升多年来的资助“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的心声。陈独秀病逝后，杨鹏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痛失挚友之悲，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