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上海滩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
　　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时，突然间传来一声尖利的槍声，紧接着又是两声，只见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
　　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
　　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
　　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生死不明！”“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要暗杀宋教仁呢？
　　这就要从未教仁的身世说起了。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西晋时的大文学家陶渊明曾经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把这个地方描绘成与世隔绝、如同仙境的美妙之处。可是宋教仁在这里生活得却并不幸福。他1882年出生，12岁就失去了父亲，一家七口人只能勉强度日。1903年，宋教仁在求学过程中，结识了革命党的重要领袖黄兴，又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同黄兴等人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华兴会，宋教仁担任副会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第二年，他就因为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被迫逃到上海，又避难到日本留学。
　　23岁的宋教仁充分显示了他的杰出才干，他四处奔走，联络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革命刊物，发表了大量反抗情政府的文章。
　　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宋教仁成为其中重要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警察封闭后，宋教仁又创办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他并且多次回到国内组织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
　　宋教仁积极进行新政权的法制建设，起草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任命宋教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农林部长。宋教仁虽然对农林工作不熟悉，但仍然努力做了许多工作。
　　随着袁世凯窃国大盗真面目的逐渐暴露，宋教仁越来越感到实行民主宪政、推行政党政治的迫切性。
　　1912年7月，宋教仁坚决辞去了农林部长的职务，专心投入党的活动中。
　　7月21日，宋教仁被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负责全党事务。为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宋教仁主持了同盟会的大规模改组，然后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合并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当选为国民党理事，理事们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又推荐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全面工作。
　　1912年11月，在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按照政党内阁原则，应由国民党出来组织内阁。一时间，宋教仁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舆论普遍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中最具有政治见解和经验的领袖之一，是最有希望组织内阁担任总理的人选。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深深地感觉到了宋教仁的威胁，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对宋教仁横加责难，谩骂攻击。宋教仁当即给予还击。
　　双方的对立局面日益明朗。
　　按照原订计划，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国会。袁世凯几次打电报给宋教仁，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筹备国会开幕工作。也就在这时，上海传出流言，说有人要谋害宋教仁。许多人都劝宋教仁暂时不要去北京。宋教仁听后坦然地一笑，摇摇头说：“不会的，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容许这样卑劣的手段呢！况且，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即使有危险，我又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我宋教仁不怕死，用死是吓不倒我的！”
　　宋教仁毅然决定，3月20日晚乘沪宁快车去南京，然后转津浦铁路北上。
　　可是，他还没有登上火车，就已经中了罪恶的子弹。
　　全国一片震惊！
　　召开国会、宪政也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由德国医生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关头，强忍伤痛口授了遗言，又请黄兴代拟电报连夜发给袁世凯。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
　　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
　　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就在抢救宋教仁的同时，国民党内已多次开会，商讨捉拿凶手的问题。
　　黄兴和陈其美积极与各界联络，并同公共租界的外国巡捕房联系，悬赏一万元缉拿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沪宁铁路局因为凶杀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铁路局的声誉，也出赏金五千元。江苏省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助捉拿凶手，限期破案。
　　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也赶回国内。
　　然而，破案工作十分艰难。除了宋教仁身上取出的一粒勃朗宁手槍子弹，和车站内找到的空弹壳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将宋教仁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当天晚上，两个四川口音的学生，找到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他们说，在他们住的四马路鹿鸣旅馆，住着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凶汉，前几天曾拿一张照片给他们看，说只要杀了这个人，就有人会给他很多钱。当时两个学生也没在意，后来看到报纸上所登的宋教仁遗像，才知道武士英所杀的就是宋教仁！今天又见到这样多的人为宋教仁送葬，才明白宋教仁是个为人民办事的好人，所以赶紧来报告这个线索。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消息当即报到了陈其美那里。陈其美当即今人到鹿鸣旅馆去监视武士英。这些人到鹿鸣旅馆一问，发现武士英已经结帐走了；他们在武士英的房间里只发现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江苏巡查长应桂馨”。陈其美立刻派人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这几天同样绞尽脑汁、熬红双眼的巡捕们马上出动，顺利地抓住了应桂馨。接着，在应桂馨家又查出了他同赵秉钧往来的大量信函和电报。陈其美看到这些信函电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暗杀宋教仁的竟是袁世凯、赵秉钧一伙，他们是直接指挥者！
　　那个杀人凶手武士英，是个心狠手辣、头脑简单的家伙。应桂馨答应他，只要杀了宋教仁，就给他一千块大洋。武士英行凶后，一再跑到应桂馨家去讨这一千块大洋，结果也被巡捕逮住了。
　　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主持国民党工作。当他知道暗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是袁世凯时，立刻意识到，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惩治凶犯，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在国民党领袖们的秘密会议上，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应该夺取主动权，在所能控制的各个省区组织军队，武装讨伐袁世凯。他主张先下手为强。他说：“袁世凯想使封建专制死灰复燃，他辜负了国民的信任，必须将他除掉。国会只是打口头官司，法律也没有抵抗专制的力量，对付袁世凯这样掌握着军事大权的野心家，只有甩武力对抗武力。我们应该趁袁世凯在全国不得人心的时机，起兵讨伐袁世凯。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才有取胜的机会。错过这个时机，将来会后悔莫及的！”
　　但国民党内以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却坚持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求得解决，认为只要公布袁世凯一伙暗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袁世凯就会“不攻自倒”。接连几次会议，双方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白白地错过了时机，被袁世凯抓住机会，大耍两面派的老把戏，一面诡辩抵赖，一面加强武力镇压的准备，并且阻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凶手的方案，改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凶手。可是，在开庭的前一天，杀人凶手武士英就在看守严密的监狱中突然死亡，既无外伤，也没有中毒的迹像。尽管大家都怀疑这是袁世凯一伙杀人灭口，但一直查不出确凿的证据。
　　应桂馨在法庭上百般狡赖。然而铁证如山，他同幕后策划者的往来信件电报，已经清楚地勾划出了这一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指使凶手杀害宋教仁的，就是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赵秉钧，中间联系人是赵秉钧的心腹、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4月25日深夜，法庭将调查结果和证据通电公布，第二天的《民立报》刊载了这些证据和有关照片。真相大白，举世震惊！
　　遗憾的是，在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危机中。国民党却没能把握住一举推翻袁世凯的最佳时机，所谓“法律途径解决”，实际上没有能解决任何问题，却给了袁世凯喘息的机会。袁世凯决不手软，一边设计诬陷国民党领袖，一边争取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边大借外债，准备打仗，并且在5月2日组成了以陆军总长段棋瑞为首的“战时内阁”，调兵遣将，镇压革命党人。国民党却一直拖到这年七月，才在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下，被动地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又错过了时机，“二次革命”
　　失败了。
　　不过，这批歹徒凶手，一个都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袁世凯为了彻底灭口，先后又杀死了应桂馨和赵秉钧；而他自己，在1915年复辟帝制，登基做了83天“皇帝”后，也在世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洪述祖潜逃多年，直到1917年才重新在上海露面，但很快被宋教仁的儿子宋中发现。当时宋中才十几岁，他胸怀杀父大仇，时时刻刻注视着几个杀人凶手的动向。洪述祖满以为人们会淡忘了当年的血案，却不料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拦腰抱住。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被判处绞刑。
　　为了纪念革命先驱宋教仁，国民党在上海沪宁车站以北约十里的地方，购买了一块约一百亩的墓园安葬宋教仁，取名“宋园”。宋教仁的墓用红砖砌成上尖下方的塔形，上下五层，高一丈多，前面树立一座纪念碑。在上海静安公园，又树立了宋教仁侧坐沉思的铜像，供人凭吊瞻仰。
　　（薛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