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讨厌喊麦，但别动不动就喊封杀

　　《惊雷》到底算不算难听？听喊麦到底丢不丢人？
　　在雅俗拉锯的大潮里，还应该保留每个个体“喜欢”的空间。一个全盘高雅的社会，又该多无趣呢？在不违背道德、不违反法律的底线之上，每个人应该都有听一首“俗歌”的权利。
　　你觉得《惊雷》这首“歌”，好听吗？
　　主持人唱的，会不会好受点？
　　杨坤老师肯定觉得不好听，否则他也不会在直播间里大骂：“太恶心，俗气要旋律没旋律，要节奏没节奏，要律动没律动，神马玩意儿。”
　　大部分网友估计也觉得不够好听，否则社交平台上成千上万的评论也不会变成清一色的调侃：“听周杰伦也就图一乐，听歌还是得听《惊雷》。”
　　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和《惊雷》划清界限，作者MC六道最初回应杨坤的那句“如果没人喜欢的话，它也不可能这么火”，很快成为一个狂妄的笑话。
　　《看天下》杂志更是直接用反问“不会有人真的喜欢《惊雷》吧”作为标题，来评论该事件。
　　难道从来就没有一群人发自内心地爱听《惊雷》？难道自始至终喊麦的热度都来自于围观和嘲讽？
　　答案或许并非如此。
　　在某音乐软件上，我们找到一首喊麦翻唱《江归江山归山》。和《惊雷》类似，这首歌的歌手（姑且这么称呼）也是在动感的BGM里，念着些毁地的句子：几年战功名显赫，沦落江湖刀剑客，漂荡江湖是寂寞，如闲云又如野鹤
　　这首翻唱热度不高，只有寥寥几十个评论，但大部分都写着“好听”，看上去挺真诚。
　　喊麦，成为审丑的一部分
　　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并不是要为《惊雷》正名。
　　恰如杨坤和网友们所说，无论是从外在的词曲还是从内在的思想来审视，这都是一首水准不高的歌，甚至喊麦能不能算歌，很多人心里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毕竟，逻辑不通的所谓“麦词”已经足够让人恼火，如果躁动的背景音乐都并非出于原创，作为一首歌的创造性就很难不被质疑。
　　4月15日，有音乐制作人再度指责《惊雷》的编曲出自剽窃，对此《惊雷》作者MC六道发布视频道歉，称自己最初使用这段demo录制《惊雷》，并未从中获益，目前已通知相关平台下架，恳请作者原谅。
　　而在网络上，这场争论所带来的影响还在扩大。
　　不过，与几年前那首《一人我饮酒醉》带来的讨论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人再去认真分析喊麦的文本逻辑和背后的诞生土壤，我们所见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戏谑。
　　有人把《惊雷》改造成不那么难听的摇滚版本，有人把《惊雷》拍成搞笑短视频，有人把“天塌地陷紫金锤”这样荒诞的歌词做成表情包，还有人把喊麦中常见的歌词和社会现实对应起来，作为地域文化进行解读
　　当然，这种看似搞笑的解读有很大的地图炮嫌疑。微博留几手
　　喊麦格调不高，这点早已毋庸置疑，但这并不妨碍网民将它作为“快乐源泉”，在互联网娱乐化的大潮下，越粗俗的内容，反而越具备流行起来、博人一笑的潜质。
　　从这个角度说，这首《惊雷》的确如MC六道回怼时所说的那样，“比杨坤任何一首歌都火”。
　　在网络审丑的氛围里，MC六道的问题在于“丑而不自知”，不仅没有立正挨打，还要一再反驳，结果说得越多，暴露的问题越多。
　　要是他一开始就明白流量无分好坏都能变现的道理，大大方方地自嘲，甚至下场和网友一起调侃，那画风就又不同了。
　　不信你看前段时间红得发紫的网红“郭老师”，她就是丑而自知，进而故意扮丑给大家看，把贩卖丑陋变成了一门生意，至今还作为表情包，躺在无数人的手机里。
　　喊麦的确俗，但大多数口口声声捍卫高雅的网友，实际上对于高雅文化的忠诚比自己想象中脆弱得多，他们真正喜欢的，或许是调侃《惊雷》时，满屏的“哈哈哈哈哈”。
　　当杨坤撞上《惊雷》
　　喊麦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和网络爽文是相通的：作为侠客大杀四方，作为帝王君临天下，作为神仙遨游云霄，作为英雄佳人相伴，满足了徘徊在社会中下层的压抑青年们的大部分幻想。
　　与之对应的，是MC六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回应一再自称“草根”。有人质疑，既然是草根，为什么还写这样远离现实的歌词？可事实上，大部分遥不可及的幻梦，都来自普通人。
　　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才是幻想的最佳土壤。
　　其实，真要比草根，坐在摄像头前直播一整天的MC六道，比起当年的杨坤来，还是差远了。
　　舞台上的杨坤。图虫创意
　　1991年，爱好唱歌的杨坤十九岁，唱了两首当时正流行的童安格的歌，顺利考入内蒙古武警文工团，在这之前，他是工厂的工人，也是文艺骨干。进入文工团以后，杨坤常去“走穴”，是团里赚得最多的人。
　　两年后，怀揣更大梦想的杨坤告别家乡，闯荡北京。初到北京，看着满街的高楼大厦，他盼着自己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那时，首都一百块的房租都能难倒这个外地青年。
　　在酒吧里唱了近十年歌，搬过几十次家，最终在新世纪初，杨坤赶上了唱片业的落日余晖。2002年的专辑《无所谓》和2003年的专辑《那一天》，卖到了上百万。
　　在这两张专辑大卖之后，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横空出世，几乎成为最后的热销唱片尽管在很多传统音乐人眼里，站在八楼前等二路汽车的刀郎已经有点俗了。
　　然而更俗的还在后面。
　　似乎每一次媒介转换，都能带来大众文化品位的下跌。刀郎之后，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习惯用随身听、电脑、MP3听歌，属于唱片的年华一去不复返，属于互联网音乐的时代已经来临。
　　替后者打头阵的是《老鼠爱大米》，这首2004年的口水歌一个月的下载量，就抵得上一张销量数十万的唱片。而和直白到不能更直白的《老鼠爱大米》比起来，刀郎歌曲的文学性一下子就高出一大截。
　　当年的杨坤，或许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十几年之后的喊麦更是干脆连旋律都省了，和它比起来，《老鼠爱大米》是不是又显得动听了许多呢？
　　时代飞速更迭，所有人的坐标都跟着变化，要永远认清自己的定位、永远分得清雅俗，谈何容易。
　　1992年，还没有成为“德高望重老艺术家”的杨坤老师，正在发愁要不要去北京闯荡，在内蒙古隔壁的吉林，MC六道出生。
　　谁又能料到，多年之后他们将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就像2005年炮轰《超级女声》的杨坤，也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就坐在了《中国好声音》的评委席上。
　　还记得32场演唱会的承诺吗？
　　观众总爱高雅，但有人自甘下沉
　　几乎每一届受众都声称自己热爱高雅，但总不乏明星自甘下沉，拥抱所谓的庸俗潮流。
　　比如你能想象，如今在台上上蹿下跳的谐星大张伟，曾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摇滚新星吗？
　　1999年，也就是杨坤老师还在酒吧里唱歌的那几年，几个未成年北京男孩凑成的花儿乐队正式出道。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卖了几十万张，比朴树还高。
　　当时大老师给专辑起名字的理由还很诗意、很少年：因为他在学校里的同桌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总说自己很幸福，大张伟觉得，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幸福的旁边。
　　尤其是零零后的朋友们，听听当年那首《静止》：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
　　这还是你们认识的大老师吗？
　　后来，随着摇滚热退潮，乐队头上的光环也在消散。大张伟写出了《嘻唰唰》，但同伴不接受，据说，他用最最现实的理由说服他们：你们想买宝马吗？唱了这首《嘻唰唰》，就可以了。
　　于是，在前后两代人的记忆里，这个少年的形象发生了断裂：有人说他是口水歌手，有人记得他是摇滚少年。
　　再说王蓉。
　　提到这个名字你或许会陌生，但说到她的《小鸡小鸡》，你一定有所耳闻。尽管太多人表达了对这首歌的厌恶，但不妨碍它成为大街小巷的神曲。
　　可如果你再听听这首2003年的《请说出来》，你还会认为王蓉是真的品位低下吗？
　　同一年，这首《请说出来》成了情景剧《都市男女》的片尾曲，在这部片里，我们能找到青涩的姚晨、沙溢、喻恩泰，成为柏林十几年前的王景春，当然，还有很多日后籍籍无名的面孔。
　　可以和《小鸡小鸡》做个对比：听众和歌手，哪一个先选择下沉呢？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
　　有人上浮，有人下沉，有人被关注，有人被遗忘，但这往往并不取决于高雅或是低俗。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热爱优质音乐，王蓉的《小鸡小鸡》又是唱给谁听的呢？
　　雅俗之辩，到底在争论什么？
　　2000年，央视青歌赛办到了第九届，二十五岁的贵州姑娘龚琳娜刚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走上这个舞台。
　　有别于日后赖以成名的雷人造型和夸张唱腔，那时候的龚琳娜，里里外外都更像一个典型的晚会歌手：清秀的妆容，得体的谈吐，长长的裙角拖在反光的地板上，举止之间显得有些拘谨。
　　龚琳娜的参赛组别是专业组民族唱法，她唱了一首《斑竹泪》。
　　今天的我们再听这首歌，大概很难不被龚琳娜的唱功打动，也很难不感慨：唱《忐忑》《金箍棒》的龚琳娜，竟然也这么“正经”地唱过歌。
　　最无奈的事正在于此：能给予一个人艺术地位的，当然是那些高雅的作品，但能让一个人名满天下的，却往往是不会在艺术史册上留名的“平庸之作”。
　　我们的社会很像一列长长的火车，最前面的车厢和最后面的车厢隔着遥远的距离，但它们又分明是一个整体，谁都不能丢下其他车厢独立行驶。
　　前面车厢的人们认为自己正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而最后一节车厢里的老人，只觉得这些年轻人正把列车引向危险的方向。
　　浮夸的社会摇和喊麦，到底是因还是果？忙不迭地撇清关系，甚至喊着一禁了之，就能让华语音乐一跃上一个新台阶吗？
　　毕竟，在雅俗拉锯的大潮里，还应该保留每个个体“喜欢”的空间。一个全盘高雅的社会，又该多无趣呢？在不违背道德、不违反法律的底线之上，每个人应该都有听一首“俗歌”的权利。
　　更何况雅俗争论的背后往往是草根和庙堂之间的话语权争夺，高高在上的庙堂，也不总是能代表高雅，比如疫情之中，层出不穷的文联体散文、老干体诗歌以及晚会式公益歌曲，让人大跌眼镜。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但不能轻率地决定作品的死或生，提供一个相对开放的创作环境，和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对我们的创作者和受众，多一点信心。
　　尤其是在当前动辄喊打喊杀的网络舆论中，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讨厌《惊雷》，但在敲下“封杀”两个字时，却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后续的回应中，大概是为了表现对《惊雷》的不屑，杨坤老师站在镜头前，一手一杯咖啡，一手一瓣大蒜：咖啡我爱喝，大蒜我爱吃，《惊雷》就算了。
　　很明显，咖啡在这里象征阳春白雪，大蒜则象征下里巴人，而以《惊雷》为代表的喊麦，根本不入流。
　　上一次搬出“咖啡大蒜理论”吵得不可开交的还是郭德纲和周立波，如今，吃大蒜的那个成了振兴相声的大师，喝咖啡的海派笑星却成了网络上的谈资和笑柄，世事变幻，让人怎能不唏嘘。
　　说到底，《惊雷》难听归难听，但跳出这一首歌，从更高的视角俯瞰，一个作品、一个作者究竟是雅还是俗，除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成色，有时候还要看时代的进程。
　　作者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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