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隆陈启宗：香港最“干净”的商人

　　在普遍奉行“闷声发大财”的香港商界，陈启宗却以“真性情、真敢言”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陈启宗的底气和自信来自哪里？在笔者看来，或许主要源于两点：一是他的商业成就；二是他高标准的商业道德准则。文章来源：砺石商业评论，作者：张军智。
　　香港是全球亿万富翁数量第二多的城市，李嘉诚、郭炳湘、李兆基、郑裕彤等等众多商业大亨都崛起于此。在香港的富豪群体身上，普遍有着一种鲜明的特质：八面玲珑、低调含蓄、深藏不露、闷声发财。但这个群体中，香港恒隆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启宗，却是一个极特殊的存在。
　　很多人可能不认识陈启宗，但或许都听说过一个地方恒隆广场。遍及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恒隆广场，仅每年的租金收入就高达近百亿。在商业地产领域，这样的成绩堪比住宅地产的“年销千亿”。而恒隆广场的所有者正是陈启宗。
　　但陈启宗的事业并非只限于地产，其家族的晨兴资本也非常有名，仅在国内就投资过搜狐、携程、第九城市、迅雷、凤凰新媒体、UCWeb、YY等等众多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晨兴资本还是小米公司最早的天使投资机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接近20。小米市值一度高达4000多亿，晨兴的股份价值也一度接近千亿，而当年他们的投入不过几个亿。
　　除了地产与投资，在过去几十年里，陈启宗旗下公司的业务还涉及制造业、广告、杂志出版、医疗器械、IT科技、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范围遍及全球。
　　身价千亿的陈启宗，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商业精英，但他却不是一个八面玲珑、低调含蓄的人，而是以“真性情、真敢言”著称商界。
　　一个真性情的人
　　2013年10月的一天，陈启宗在北京参加一场论坛，他是第三位发言嘉宾。轮到他发言时，他快步走到台上，张口就是一句“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彼时，前两位嘉宾演讲时，台下交头接耳、换名片的嘈杂声，甚至盖过了演讲的声音。
　　陈启宗直斥台下的听众对演讲人不尊重，“中国人要学外国人的精神，而不只是知识、技术。我们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扔掉了，西方好的东西没学到，变成莫名其妙的一帮人。不要在国际场合，也不要在关起门来的自己的地方丢脸。我觉得非常羞耻。”
　　虽然是恨铁不成钢的话，但会议后却逐渐演变成了陈启宗“以做中国人为耻”的舆论，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小的公关危机。与此类似的事情还有他给哈佛大学捐款一事。
　　2013年，陈启宗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彼时，这笔捐款是哈佛大学创校以来获得的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陈启宗说，捐助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不止是帮哈佛，也不止是帮美国，而是帮助全人类应付健康危机。
　　事实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经很能说明人类过去对健康危机的重视不足。但陈启宗的善举，彼时却在国内引来了不小的非议。许多人骂陈家在中国赚钱，却把钱捐给了外国。
　　其实，陈氏家族一直有着良好的财富观，乐于主动做公益，而又行事低调，不为求名。陈氏上一代中，陈启宗父亲陈曾熙将遗产捐出，成立基金会，走在华人圈前列。陈启宗的叔叔陈曾焘与夫人许启明于1997年在香港捐资成立思源基金会，支持国内教育和医疗事业。
　　到陈启宗这一代，陈家在内地也有不少的公益善举，比如从1995年起，陈启宗就向北京和上海5所重点大学持续捐赠“晨兴助学金”；给中科院捐款，成立晨兴教学中学、兴建晨兴教学楼；出资设立晨兴数学奖；捐巨资在故宫重修建福宫；为故宫养心殿修复提供资金支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陈启宗又第一时间捐款1000万，并且免除了旗下内地和香港几十个商场跟写字楼的部分租金。
　　但陈启宗过去在国内的公益行动，却并不是每次都很顺利。有一次他向一个科研机构捐了钱，但钱却被随便用了。陈启宗出巨资重修的建福宫，也曾差点沦为豪华“会所”，一度引起舆论声讨。
　　这些现象，令陈启宗颇不满意，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最要命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精明商人绝不会说的话，被他说了出来。结果此言一出，又引来一片骂声。
　　虽然因为犀利的言论，一些人对陈启宗误解颇多，但这并没有改变陈启宗心直口快的“真性情”。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发表演讲、自己撰文，他经常是“炮声”隆隆：他批判欧美的自由主义，也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他痛斥欧美是富人主导的腐败合法社会，也言辞尖锐地指责国内不好的现象在事业上，他更是“大鸣大放”：“绝大部分投资银行都是贼”“中国大部分的商业地产项目都是垃圾”，“18个月之内盖好的商场绝对是垃圾”，“全国有水平的商业地产开发商只有6家”“搞个人崇拜的企业家很危险”
　　中国的商人普遍奉行“闷声发大财”的准则，而60多岁的陈启宗却像一个热血青年一样，心直口快，坦诚率真。有人说，陈启宗根本不像一个商人，而是颇有鲁迅遗风。
　　中国有句俗语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如果一个人要批评别人，一是要有批评别人的实力与本钱，二是正人先正己，自己身上要没有污点。而在笔者看来，陈启宗恰恰这两点都满足。
　　子承父业
　　恒隆集团是由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创立，其早年从建筑工程起家，后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香港商界精英，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80年代，陈曾熙的资产已经高达40亿港元，名列香港十大财团之列。
　　1986年，陈曾熙去世，但他并没有将财产留给家人，而是以信托方式成立陈曾熙基金会。恒隆的业务则交给他的弟弟陈曾焘负责。这一年，作为家中的长子，37岁的陈启宗只在恒隆担任了董事一职。他随后在美国成立了晨兴创投公司，专门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后来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991年，陈曾焘退任恒隆董事局主席，陈启宗正式掌舵恒隆。不过他当时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由于父辈们的一些决策失误，恒隆集团业务被整合收缩，导致其从原来排名第二的香港地产商滑落到十名之外。
　　1992年，战略视野极为开阔和前瞻的陈启宗做了一个关键决定，进军大陆市场。90年代初，外界对大陆的市场化能否成功并不确定。北上广等地区，虽然有一些香港地产开发商，但几乎都是小型的、不入流的企业。没有几个大港商敢于大举进军内地。
　　陈启宗成为了这一局面的破局者。在他带领下，恒隆先后拿下上海徐家汇和南京西路的两块大型土地。其中南京西路地块彼时的总投资额达3亿美元，是当年上海静安区大规模改造总标价最高的项目。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买那么大的地，上海哪有那么大市场？”结果1999年和2001年，饱受质疑且建设期超长的港汇恒隆广场、恒隆广场相继开幕后，给所有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震动。
　　作为当时上海乃至内地最领先的高端品牌零售平台，两座商场客流云集，生意极为兴隆。即使到现在，上海恒隆广场依旧是全国的奢侈品风向标之一。而港汇恒隆广场也从四星级购物广场逐步向五星级奢侈品购物商场升级。两座商场每年的租金收入就高达近30亿元，20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7。
　　除了进军大陆市场的关键决策外，陈启宗在带领恒隆重新崛起的过程中，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逆周期操作。
　　90年代初，香港的地产市场低迷，但陈启宗相信市场早晚会转暖，所以在香港大量拿地。但此后几年，随着市场热度的持续增加，他又敏锐地感觉到这样的热度难以持续，在97年前开始抛售一些物业，换取了大量的资金。
　　此举让恒隆成功地避开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当危机爆发后，众多企业深陷泥潭、楼市价格跌了一半多、土地价格大幅贬值时，他又果断出击，在19992000年之间，购买了大量价格极为便宜的土地。仅其中一个项目“君临天下”后来就为他赚了200多亿港元。
　　在内地，陈启宗如法炮制。2004年后，很多地产商都抢着去一线城市拿地，但陈启宗却瞅准了二线市场，在天津、沈阳、济南、无锡等城市购买土地，投资建设恒隆广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看准机会的陈启宗认为这是50年一遇的大周期拐点，又迅速买了两块地无锡的第二个恒隆广场和大连项目。此后十几年，他不断进行着这样的逆周期操作。就这样，陈启宗带领恒隆重新回到了香港商业地产的前三名。他也因此被人称为“熊市捕手”。
　　有记者曾问陈启宗为何总能抓住反经济周期的机会，他说，“只有在熊市来临时，才能买到便宜的土地。这样下来，才会成功。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静得像睡着了，但内心是灵敏的。该动的时候，要动若脱兔，重拳出击。”
　　不赚快钱
　　陈启宗有句名言：“做人不能太聪明，要准备吃一些苦，花一些功夫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在他看来，恒隆的策略是建立长远财富，“不是说短线不赚钱，只是说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们能做的是比较长远的东西。”
　　在地产行业普遍以“快”求发展时，陈启宗带领恒隆却以“缓慢”的速度在前进，每年恒隆建成的有效租赁面积也只是十几万平米。但这十几万平米，他却要做成最高档，最精品的工程。
　　前几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你在建筑和设计里不花钱、不花时间去研究，那你的产品一定是持久不了的，长远是没有竞争力的。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们要么不盖，要盖就盖最好的。你现在问我，整个浦西最漂亮的还是恒隆广场”
　　陈启宗曾经带着一个美国的潜在投资者参观上海的恒隆广场。当时，恒隆已经建成了差不多15年，但对方看后竟认为是刚开业两三年的新商场。陈启宗说，这就是因为在90年代一开始，我们就选择的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采用的是最妥善的设计和优良的施工。
　　除了硬件，还有软件的支持。恒隆当年跟GUCCI谈判三年半，整个过程漫长艰辛，不是单单因为GUCCI硬拖着不放身价，也不单单是商务什么条件谈不拢，而是因为恒隆抱着学习的心态谈判，想了解奢侈品需要什么，比如高水平的物业、委托管理合同方案、税收方案、海关进口方案等等问题，然后针对性的提供支持和服务。
　　陈启宗举过一个例子，2011年在筹建无锡恒隆广场时，意识到市场熊市来临，他们尽力招徕了很多高端品牌。但2013年开业后，很多品牌感到市场不景气，纷纷单方面毁约。但当2018年市场逆转后，这些背弃恒隆的大品牌又纷纷回来了。为什么他们会再次回到恒隆？陈启宗说，因为无锡其他的购物商场没有像样的硬件，良好的基因，品牌方非常清楚恒隆最有实力。
　　近年来，万达在商业地产领域高速扩展，有人曾问陈启宗是否有压力。他自信地回答：“没有一点生存压力。我们根本不是一个领域的，根本不是竞争的关系。”他还反问到：“要是你是普拉达、香奈儿，你到一个二线城市去，真的可以下手租的有几个商场？我说了，最多两三个，更可能只有一两个，所以我的直接竞争对手只有一两个。因为有水平的商场少之又少。地点要好，够大又不能太大，建筑用料和设计必须是世界级的。”
　　对于近年来很多地产企业的快速扩张，陈启宗一直强调要有耐性，要有专业性，要做负责任和受人尊敬的地产商。他说，地产里的专业知识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综合的知识，好多人以为做房地产就是财务安排而已，有些地方把房地产纳入到金融领域里，绝对是错误的。也有的人请一个好的建筑师，为你设计好就行了，那也是错的，一个好的房地产商必须有相当、全面综合的专业知识，需要时间来累积经验，也需要我们用谦卑来总结经验。
　　陈启宗说：“现在中国在大发展期，老话讲‘草莽出英雄’，但大发展期也是大过渡期，很多草莽英雄过不了五年、十年就没了。短期很威风，赚短线钱，那都是小见识。只有不断做正确的决定，才能有持久的成功。”
　　做最干净的商人
　　房地产是一个涉及链条较长的行业，审批环节众多，而且土地需要从政府购买，一些企业为了拿到更好、更便宜的土地，不惜以身试法，走上了官商勾结的道路。但恒隆却堪称是地产界中的一股清流，陈启宗曾放言：“在香港，恒隆不是最大的公司，但我可以夸口，恒隆是最干净的，从上一代开始。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做人都没做好，怎么做事？”
　　陈启宗的这一点来源于家族的传统，上世纪60到70年代是香港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陈启宗说他记得爸爸却从来没有请政府官员到家里吃过饭，出去吃饭也没有。虽然因此损失过一些项目，但他们家却认为赚睡安心觉的钱更踏实。
　　他父亲的一个好朋友曾拿到了澳门颁发的赌场执照，要预留一部分给陈家，但被果断拒绝。因为陈家不愿意做赌博，虽然赚钱，但害人子弟的钱，他们不能赚。陈启宗说，天是有眼的，他们家愿意为秉持高的道德标准而付出代价。
　　掌舵恒隆后，陈启宗延续了家族的传统，从不笼络官员，也不赠送昂贵的礼品，而且明文规定，不雇佣前政府的高管。
　　陈启宗是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好朋友，曾经每个星期都要在一起吃饭。在梁振英参选行政长官时，他也鼎力支持，被媒体称为梁振英的头号粉丝。但梁振英当选特首后，陈启宗拿出手机只发了个短信：恭喜，祝你好运，再见。此后5年，他真的再也没有因个人事情找过梁振英。他说，这是陈家的家风，避嫌。
　　由于坚持自己的商业道德底线，陈启宗失去过一些拿好项目的机会，但他却是这样看待问题：“有些得并不是得，有些失也不是失。以为失去的，其实失去了很多麻烦；以为得到了一块便宜土地，实则得到了很多官司和麻烦，比如政府监察系统或许就会找你的麻烦。所以，很难说得失是什么。”
　　他说：“有些钱，你赚了觉得很开心；有些钱，你赚了不开心。我们只赚那些开心的钱。”
　　曾经每次看到陈启宗的犀利言论时，我总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众多的商业精英中，很少有人像陈启宗这样的真性情、真敢言？如今看来，或许正是陈启宗的商业成就，他的商业道德底线，他的洁身自好，给了他真性情、真敢言的底气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