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号床艾滋妈妈分娩前后

　　19床病人住进产房的时候，妇产科特别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原来这是医院配合医科大学传染病系的一个研究项目：艾滋病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
　　艾滋病人入住进产房的消息顿时让妇产科炸了锅。开会时当着院长没人吭声，等会一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万一感染了谁负责？”连一些医生都嘟嘟囔囔：“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他病人的感染怎么办？”嚷归嚷，最后病人还是住进了产科病房，编号都是院长亲自来挑的，特护病房，19床。说是图个吉利。护士长分派值班表，给这床分派人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最后，刚从卫校毕业三个月的我，战战兢兢走进了19床的病房。
　　戴口罩帽子穿长袖不说，我还特意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19床靠在床背上，腆着临产的肚子，微笑着看着我进来。我以为得这种病的女人，多少要有点与众不同的，一打量，发现她很普通，头发短短的，宽松的裙子，平底黑襻扣布鞋，脸颊上布满蝴蝶斑，一个标准的临产孕妇。
　　“你好。”她彬彬有礼。我心跳如雷，僵硬地笑了笑。第一天护理就要抽血，而血液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想想都叫我头皮发麻。大概是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而把血管刺穿了。我看到她眉毛都跳动起来。我手忙脚乱地拿玻璃管吸血，又找棉球，小心翼翼地不让血迹沾染到自己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清理完毕，看看她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
　　“谢谢你。”声音温和而恬静，标准的国语显示出她良好的知识修养。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说：“哎，这个19床，怎么看也不像得那种病的人呀？”
　　正在值班的李大夫抬头反问我：“那你认为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把我噎住了。李大夫把19床的病历递给我：“看看吧。”
　　翻开病历一看，19床运气是真不好，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年轻有为，30岁就升了副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HIV，直到她怀孕做围产期保健检查时才发现被感染。从被感染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已被改写。可怜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据说，母亲感染艾滋病后生产的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高达2040，而且生产中的并发症和可能的感染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现在她一边待产，一边起诉了那家医院和当地的血站。估计能得到赔偿，可是有什么用呢？
　　19床的丈夫来的时候，妇产科又是一阵小小的轰动。一个艾滋病人的丈夫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怀着好奇心，装着查房，走进去。19床坐在床上，把腿搁在对面坐在椅子上的丈夫的身上，慢慢地梳头发，从头顶到发角，安然悠然；丈夫帮妻子轻轻揉着因怀孕而肿胀的双脚。对妻子的怜爱从他的双手不可遏制地溢了出来。阳光从窗户溜进来，斑斑点点地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这时，他们更像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孩子会像谁多点？”我整理着床铺，听着这一对夫妻细语呢喃，心里不断泛酸，原本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我！”妻子娇憨地撒娇。“皮肤不能像你吧？”丈夫呵呵地笑：“看你的小脸都成花斑豹了”在眼泪出来之前，我走出了病房。
　　19床每天必须服用多种药物，控制HIV病毒的数量，几乎每天都要抽血、输液。两条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密布。我手生，加上害怕，常常一针扎不进，她却没发过一次脾气，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笑。护理一个多星期，我渐渐喜欢上她。虽然“武装设施”还是必备的，但是给她扎针我非常认真，给药时也要重复几遍，知道她明白为止。有时候，我还会为她买几束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她的床前。
　　她的胎位一切正常，胎儿稍许过大，头围接近了生产极限10公分。不过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的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的到来了。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31岁初产，又身患艾滋，所以病房上下都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进入待发状态。
　　19床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的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已攒了厚厚一叠。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的生育年龄偏大，又带病在身。
　　她并不在意我唐突，笑了笑道：“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她抚摸着向日葵，半晌方道：“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了。”我的心情颇为沉重，病房里出现死一般的寂静。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保大人，可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我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这就是妈妈。
　　要来的躲不过。那天夜里我值班，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是第二天上午，可是凌晨的时候，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警铃，我猛地坐起来，一看牌号，“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地奔向19床的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面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打开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
　　19床第一次脸上出现了慌乱的神色。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原本胎盘可以屏蔽过滤艾滋病毒，但是生产中的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使得婴儿也被感染HIV。
　　她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住配合术前准备工作。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下了床迈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看着混着血污的羊水沿着她孕妇裙下肿胀的双腿流下来。她不管不顾，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得生和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实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对麻醉药没有反应的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的状况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她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孩子！快救我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19床手和脚腕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的李医生闭了闭眼睛，好似不忍心下手。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号称“妇产科王牌”的医生脸上，看到这样近乎绝望的神情。
　　手术刀迅速地在19床的对麻醉不起反应的肚皮上划切下去，皮肤裂开，脂肪层、肌肉、黏膜、子宫19床握住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含混不清、低哑却绝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地颤抖着、痉挛地颤抖着她的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地往下掉。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那是怎样的一种母爱！
　　终于，胎儿终于被取出来，脐带绕着了颈部，因为缺氧，他的脸已经青紫。几分钟，她大汗淋漓的身体开始松弛。这时，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即将昏睡过去的母亲似乎听到了这声音，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才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腕处都已经磨出了血。而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剧烈地疼痛着。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三天后，她就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深度感染，永远离开了人间。
　　所庆幸的是，那孩子HIV原体测试为阴性。我们的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例子，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来采访这个艾滋母亲成功分娩的健康婴儿。我在清扫那间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有字，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署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
　　我第一次后悔，我这些日子来一直叫她19床。孩子出院的时候，我把信交给那个父亲，他的眼睛红肿得厉害。孩子也在哇哇地大哭，好似也知道妈妈走了。我把那张画着美丽太阳的图画在他眼前晃动着，他立即不哭了，兴奋地伸出手挥舞着，要抓住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