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上8个奥数班，第一代“鸡娃”进了顶尖名校实验班，后来的

　　在海淀，重点中学通过奥数成绩选拔学生已经持续了30年。第一代“鸡娃”生于1980年代初，他们中的许多，现在也已为人父母。这是一个无止尽的轮回吗？还是，亲历者已经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重复那个故事？
　　每年海淀小升初，网络上焦灼的气氛都特别浓。
　　因为除了电脑随机派位，俗称“海淀六小强”的六所著名中学初中部，都会有一定的“点招”名额，给学校想要招揽的“牛娃”打去“密电”，将尖子生收入麾下。
　　家长为了孩子能进入重点中学“掐尖”的视野，劳心劳力。
　　最后的结果，也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入选的终究是少数，陪跑的总是更多。
　　表面上看，“奥数”被禁多年。现实里，主流传言依然在说：重点中学最青睐的尖子生，是各种奥数杯赛金奖、银奖得主。
　　在海淀，重点中学通过奥数成绩选拔学生已经持续了30年。
　　第一代“鸡娃”生于1980年代初，是我的同龄人。他们中的许多，现在也已为人父母。
　　这是一个无止尽的轮回吗？还是，亲历者已经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重复那个故事？
　　我采访了我的好朋友小巫。
　　她从小生长在海淀，小学就读于中关村三小，初中被人大附中点招进实验班，高中也在人大附中。
　　我们相识的那年，我在人大读大一，她刚刚高三毕业，正是进入大学前的暑假。
　　后来我们都经历了一段叛逆的青春。
　　她对自己的中学时代，自己的母校，一直有一种批判的眼光，这是2000年夏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能感受到的。
　　那时我完全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写下她的升学故事，一个为了小升初，上8个奥数班的故事。
　　一个从乖巧到叛逆，再到平复、自愈的故事。
　　以下是小巫的口述。
　　一、
　　我上小学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
　　那时候中关村三小还不像现在这么“精英子弟”。就读的学生有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子女，也有单位司机、会计、普通员工的子女。还有学校周边居民的孩子，一部分花赞助费就读的孩子。
　　我们班同学里，有一个家长是在双榆树菜市场卖菜的，还批发冰棍。
　　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外地的，父母在北京做裁缝，专做旗袍，手艺很好，听说给三小的校长、人大附中的校长都做过衣服。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人大附中搞了一次选拔，班里推选排名前三的小孩去考试。
　　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人大附中办的华罗庚奥校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小学生奥数培训班。
　　那场选拔考试我印象挺深，我第一次进到人大附中的教学楼里，桌子很高，我坐在那儿，脑袋都快到桌面了，就这么做题。
　　给了一沓不可能有人做完的试卷，至少10页纸，特别厚，你就哐哐往后做。
　　后来我爸妈告诉我，一共有3000个小孩考试，选了70个人，分成2个班，每个班35个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
　　于是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我每周日就要去人大附中上华罗庚奥校。
　　这也是我小学时代第一个校外的课外班。如果学得好，初中就可以直接升入人大附中。
　　印象里，我是华罗庚奥校第二届的学生，上面还有一届。
　　当时这个奥数班是跟人大附中紧密关联的，可以说，是人大附中开启了全北京小学生奥数培训的热潮。
　　也是从这时开始，奥数成绩变成海淀区重点中学“掐尖”的核心指标。
　　奥校两个班一开始是差不多的，不久后就分成A班和B班，又继续招进来一个C班。
　　各班开始搞末位淘汰。每次考核后，从A班选取不一定数量的人降到B班，B班选取最头部的人升到A班，B班和C班之间也是这样。后来好像又有了一个D班。越来越多比较普通的小孩也被收进来。
　　我当时的成绩就在B班、C班之间徘徊。好的时候在B班，差的时候掉到C班。
　　二、
　　当时北京小升初已经实行片区内随机分配学校了，但很多好一点的中学都可以提前点招。
　　点招依据的是什么呢？
　　跟现在很像，主要是奥数比赛成绩、三好、体育特长、艺术特长什么的。
　　到了我读五年级，海淀区很多中学都跟风人大附中，办起了面向小学生的奥数班。
　　目的就是：你要是中学想上我这个学校，你就先来报我的奥数班，反正我周末教室也空着，这样我既收了家长的钱，又能考几次试，筛出一批优质的学生，留在我们学校，何乐而不为呢？
　　家长为了让孩子提早一点有个出路，也不会放弃这些机会。
　　那时候已经有了最早的“鸡娃家长”。
　　星期天我上华罗庚奥校，我妈在学校花园等我，总听到几个消息灵通的家长相互交换信息：哪个学校又新开了什么班，哪里又有选拔考试怎么报名，各处师资怎么样
　　其他家长站在一边，假装不动声色，其实耳朵都拼命伸长了去听。
　　我妈担心我能不能顺利进入人大附中，就想再多几个学校保底，五年级一下给我报了8个奥数班等于每个目标学校的“坑班”都占上了。
　　除了星期天在人大附中的华罗庚奥校，中关村三小自己课后的奥数班，还有：
　　八一学校一个，
　　中关村中学一个，
　　101中学一个，
　　北大附中一个，
　　清华附中一个，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一个。
　　有的就叫奥数班，有的叫超常智力培训班，有的叫什么数学训练班。都要通过考试才能上。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那个，是平时晚上的。小学大概三点多放学，有两天要上三小自己的奥数班，上完大概是5：30。
　　我妈接了我以后，出门简单吃点东西，就得骑车送我去海淀教师进修学校，好像也是一周两次。
　　周末的时间能分成几块，在不同奥数班之间穿梭，回家还要做作业。
　　有段时间我特别委屈，因为我根本就没时间玩儿。我妈也特辛苦，特焦虑。
　　你想想看，周末一整天一整天的上课，经常是家长给带一点简单的面包、煮鸡蛋，你课间就啃一口，吃完了立刻就得回去接着上课。
　　也没有保温杯，上课不能喝水，只能家长在外面准备着水，怕你渴。
　　后来我妈终于发现这种状况不可持续，就放弃了几个班。
　　101因为离我家最远，是最先放弃的。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那个讲得特别难，跟天书一样，后来也不去了。
　　我最密集上课外班就是五年级。
　　五、六年级也去考了各种奥数杯赛，迎春杯、智慧杯、还有一个什么杯，我想不起来了。
　　迎春杯是市里的，智慧杯是海淀区的，都有一定的选拔意味。
　　只要你发挥正常，基本上能看出来你在海淀区的奥数成绩能排多少名。智慧杯好像得了二等奖还是三等奖，迎春杯也是。
　　然后我就被人大附中点招了，其他奥数班都不用去上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五年级那会儿，人大附中做过一次动员大会，礼堂黑压压全是人，可能是华罗庚奥校上下三届的孩子和家长。
　　一位校领导当时拿着扩音器，抑扬顿挫地说：“我现在就把话撂这儿，如果谁要是同时上四中的培训班，恕我们人大附中永不接待！”
　　现在回想，应该是四中也办了班，在争抢人大附的生源。
　　三、
　　我们这拨人进人大附以后，直接被编到初中的实验班，分数最高的在9班，是数学实验班，稍微差一点点的在8班，是英语实验班。
　　剩下那几个班，不管以什么形式招上来的，都是普通班。
　　我们8班的人，本质上都是奥数特长招进去的，但是我们成绩差一点，不配称自己为奥数特长班，所以只能叫英语实验班。
　　一个实验班大概五十几个人，两个班就一百多个孩子。
　　我们的教室都被安排在走廊的尽头，靠边角的地方，普通班的同学玩的时候绝对不会到我们这边来，就好像有一种隐形的分隔线。
　　前一阵我们小学同学聚会，有三个初中进了人大附普通班的同学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楼道里见过你。
　　他们说：我们都不敢去那块儿，因为感觉一去你们那儿气压就特低，都不敢说话了。
　　那种气氛就是：我们和普通班是显然不同的，所以一般跟普通班也玩不到一块儿。
　　我们班有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绝对的第一名。
　　竞争太激烈了。
　　你长大那个环境，如果你足够出色，肯定是班里第一名，因为其他竞争的人都太弱了，但是在我们那，你这次考好了，可能进前5，下次发挥不好，就可能垫底。
　　所有人都很厉害，于是始终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在。
　　有些同学明显的家境很好，文具盒崭新崭新，里面是成套的香味橡皮、转笔刀、尺子，和我们平常用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还有同学爸爸是开电脑公司的，或者很高的领导。
　　我能感觉到那种明显的阶层差别。
　　实验班依然采用淘汰制。9班学得不好会淘汰到8班，8班学得不好会淘汰到普通班。
　　然后每年会从普通班选拔一部分好学生到8班，再从8班选拔最好的到9班。
　　还有一件事给人非常大的压力，但你没有办法抵抗
　　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学校都会写一个非常大的榜，贴在走廊里，一下就能看到自己排在多少名。
　　对我来说，那种耻辱感非常强。
　　我进实验班的时候，第一次考试，是第21名。没想到这就成了我整个初中的最好名次。
　　后来每次都考差一点，最差的时候好像考到倒数第三还是倒数第五，大概就是55个人我考到了第51或者53名。
　　老师每次就说：“你们这些后面的差生都给我留意，到时候淘汰你们，别怎么着”都是这种威胁式的。
　　老师的意思肯定是让你要努力，但那种很高压的状态，并不能让我产生努力的动力。
　　班里有好几个英语很好的人，他们课内根本不用学，因为他们在其他场合已经学会了。
　　在那种环境里，始终有人比你强，你不知道你在跟什么对抗。
　　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才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获得一点自信，我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信心说“我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每学期开学一般都是最开心的，然后发现上学期积攒的听不懂的，这学期也继续听不懂。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开始慌了，等到期末考试要来了，感觉每天去学校就像走在通往古罗马斗兽场的路上就要和我的“塑料姐妹花”朋友捉对厮杀了。
　　如果我要是“杀”过了她，她就会突然不理我，下课不跟我结伴上厕所了。
　　我要没“杀”过她，我就可能被淘汰到普通班真的，在想的都是这种事儿，每天处于一种惶惶的状态。
　　那会儿不流行说牛人，流行说牲口，谁学习好谁就是一个大牲口。
　　普通班的人平时会把实验班的当作怪物。
　　万一我被淘汰下去，我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就是那种巨大的焦虑。
　　四、
　　同学之间的气氛，也很微妙。
　　白天大家都在那疯玩，下课后男生一个把另一个摁地下，玩得一身土、一头汗，但是晚上都自己偷偷学习到很晚，还不能告诉别人。
　　我听说，有女生让父母给自己讲昨天晚上电视剧的情节，以便第二天在学校里大声说：“啊？你都没看那什么什么电视剧吗？昨天演的什么什么”
　　我也遇到过不止一次，我在那看书，然后我的塑料姐妹花好友走过来，把书给我合上说：“别看了，就知道傻学！走，咱们玩儿去。”
　　但当我考试排名比她高的时候，她突然就不理我了。下次如果她考得比我好，她又像没事儿人一样热络。
　　还有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考了第一名，很多之前根本不理她的人下课都围到她身边，把她纳入自己的圈子。
　　感觉实验班里排名前10的人不会跟排名20的人玩，排名20的也不会理排名30的。
　　在那个环境里到底怎么自处，是一件很让人困惑的事。
　　我会纳闷，为什么那谁谁谁，平时没见他她学习，他她怎么考那么好？
　　也会慢慢说服自己：有些人就是擅长学习，而我就是不擅长学习，然后就会怀疑自己，会自卑。
　　我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变好，他们只知道说：
　　“你小时候可乖了，结果你一上中学就不乖了。你小时候学习可好了，你刚考上人大附中实验班的时候，全班排21，结果名次每回都往下掉”
　　就会这样数落我。
　　当年有一个男生我很佩服他，不管别人怎么干扰他，他都会不以为然地一笑，然后自己该干嘛干嘛。
　　比方有人过来拍他书说：你看什么呢，有什么可看的？他就只是抬抬头，看人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儿。
　　我当时觉得那男生定力很强，很了不起。
　　但是没想到，他考上中山大学以后，在大三时自杀了。
　　我们初中两个实验班的同学，读大学后有两个人自杀，9班一个，8班一个。9班那个上的是北大化学系。
　　其实人大附当年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课，意识算很超前的。但那种心理健康课，它不能改变当时的教学环境，所以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
　　就好像为了避免你生病，我给了你一种药，但实际上生病的是那个体系、那个环境。
　　我觉得那个环境是逼人早熟的，有点像一个加速器，要求你赶快定位自己、想办法提升自己。
　　它不会教你要怎么去提升自己，而是我就告诉你，你和我的标准有多大差距。
　　是因为我个性比较敏感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
　　那些排名前20的同学可能会有高手过招的快感，但如果你不是，也很可能觉得压抑。
　　五、
　　初中升高中，实验班很多人不用考试就直接升入本校。但我属于要考试的那部分人。我考上了，被分到了普通班。
　　普通班的气氛要比实验班正常得多。没有淘汰制，老师也管得比较松。
　　当时我们班物理老师、政治老师讲课都特别烂，就照着课本念。
　　后来只要物理老师上课，我就躲到厕所去，捧本闲书自己看，等到下课了我再回去。
　　高中时有一些同学家里挺有背景，知道自己会出国，学校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管得没那么死，所以翘课也没人管我。
　　2021年得了金球奖、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赵婷，就是我在人大附中时的同学，同届不同班。
　　初中时她在普通班，是少数几个我打过交道的普通班的朋友。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宋丹丹是她后妈，她爸当过首钢总经理。
　　我最早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就是从她那里，因为她有随声听，有时候我们会带着耳机一起听。
　　她高二就去英国读书了，后来又去了美国。人大附中像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不少。
　　这种重点中学，学生构成是很复杂的，会让你很早就意识到“不公平”。
　　那时候我就对考分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感到特别怀疑。
　　再加上高中开始听摇滚乐，我变得越来越叛逆。
　　那三年我基本没怎么学习，就是在图书馆看了三年闲书，金庸、古龙、卫斯理、周立波、张贤亮各种小说。
　　我从小也比较喜欢看文学类的东西，那时候又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出口。
　　刚好我妈允许我每个月买多少钱的书，专款专用，我就经常去海淀图书城买《科幻世界》、《小说月报》、《音乐天堂》，淘打口带。
　　那时喜欢的Radiohead乐队专辑
　　我给摇滚乐杂志写信，发表在编读往来栏目，于是收到全国各地很多来信，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笔友。
　　大家资源都有限，会互相寄自己喜欢的磁带，交换来听。那种友谊非常纯粹，跟我初中时在实验班经历的截然不同。
　　从实验班出来以后，班上有很多不好好学习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是和我一样，产生了一些疑问，在这疑问里，我们在探索。
　　有人通过听摇滚来释放，也有人在谈恋爱里释放，还有跟我一样看小说的。
　　大家都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学校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自己试图找到答案。
　　高三时我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心里隐隐觉得自己想做记者。
　　到了文科班，我数学能排20名左右。
　　虽然不怎么学习，成绩也没有多差，完全在靠数学和英语往上拉分。政治、历史我都拒绝背，应该考得很低，最后高考出分，上了首都师范大学。
　　我爸妈对这样的高考成绩肯定不满意。他们老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你都能考上人大附，那你就应该能考上清北。
　　只不过，我用我的行动一点点把他们的预期给拉低了，最后拉低到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
　　直到高考填志愿，我妈还希望我能按她理想的路径走，她一定要让我读会计，我也听了她的，第一志愿报的首都经贸大学会计系。
　　结果分不够，没考上，进了首师大。
　　我还挺开心的，没考上挺开心。
　　六、
　　大学里，我彻底脱离了父母期待的路径。组乐队，排话剧，做社会调查，过得特别充实。
　　我很享受我的大学四年，感觉把中学时的压抑都找补回来了。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生活跟“真实世界”好像不发生什么关系。
　　大人告诉你，你的目标就是拼命学，考清北，但是上清北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学校里教你要真善美，但为什么你掏心掏肺的朋友，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就改变对你的态度？为什么有人中考比你低30分，还是一样有办法上人大附的高中？
　　你隐隐会察觉到那些言不符实，那些灰色地带。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世界的批判，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我喜欢的音乐也是那种开创性质的，就像“曾经人们都是这样循规蹈矩，但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局面”。
　　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东西特别吸引我。哪怕现在，摇滚乐里强调的那些价值仍然是我所认同的：爱与和平，世界大同，要做爱不要作战。
　　对，我觉得这些没有变过。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上大学时会跟A君在一起。
　　A君大我三岁，没有上过大学，之前在西北老家做乐队。那时候全中国玩摇滚乐的人都会来北京找机会，他也是。
　　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他当时是进了一个临时项目，帮人家做音频后期。
　　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野生的生命力，人也挺聪明，自学能力很强。我们聊音乐很能聊到一起去，身上也都有反叛的底色。
　　A君吸引我，很大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连墙都没出过的大学生，只在OICQ上跟老外聊过几句“我喜欢哪个乐队，你喜欢哪个”
　　但A君是真搞这个的，他知道组一个乐队最必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出得来。
　　他直接在那个圈子里，肯定比我光聊聊要有吸引力。
　　90年代末，很多外地来京的摇滚乐手住在树村。
　　他跟人在通州合租了个房子，很穷，每天就自己关在家里做电子音乐。
　　我们谈恋爱以后，赚钱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变成我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记得上大学时我就经常要操心他的房租、水电费。
　　我爸妈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但这段感情我还是深陷其中，来回牵扯了八九年。
　　这里面确实有一种自始至终的反叛。
　　特别是当我爸妈给我压力说“你必须要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偏要跟他在一块给你看。
　　好像越是全世界跟我作对，我就越觉得自己坚持的东西是有道理的。
　　现在想想，与其说我真的觉得和A君特别合适，不如说我特别想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想脱离那种被父母管理，被父母规划、认可的人生。
　　记得我大学实习时，我爸把我塞到他单位的进出口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外汇单，然后去银行，把外汇单递给窗口的人，然后给植物浇水，擦桌子、扫地。一天就结束了。
　　我特别暴躁，觉得我干不了这个活，我实在不想过那种生活。某种程度上，我是在选择有意识地避开那种生活方式。
　　我那会儿也确实相信，和A君在一起的生活里才有我在追寻的某种东西。
　　七、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画廊经理，也进过大厂工作。在我收入已经很稳定的时候，A君的音乐事业依然没有进入正轨。
　　我们之间的力量、关系都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分手，是我自己的思维转变了。
　　我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了。
　　我意识到，只是喊一些口号是没用的。我不想做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也发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从15岁开始，我一路叛逆，一直叛逆到了快30岁。
　　经历了长达十几年，我才领悟到，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加弥合的方式，去考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
　　或许我以前走得太远了。
　　30岁之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
　　他同样心怀很多理想的期待，但又脚踏实地，在积极地做着很具体很真实的工作。
　　我们有很多精神共鸣，而他所处的行业和工作，也刚好符合我父母的主流预期。
　　直到我进入了这段新的关系，我和父母之间长达十年的紧张才渐渐缓合。
　　现在，我也成为了母亲，我的双胞胎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去年，离开海淀多年的我，又举家搬回了海淀。
　　孩子用我爸妈老房子的户口，入读了海淀区的普通小学。我们之前住的昌平，基础教育还是太薄弱了。
　　我并不打算加入越来越卷的“鸡娃”大潮，也没有给孩子报奥数班。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不希望孩子再重复一遍。
　　我觉得只要家长不把注意力放在太过功利的目的上，好的教育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不要去控制孩子，往长远了看，孩子人生中很多关键的选择，其实是父母左右不了的。
　　想起我妈以前老说：你就是不好好学，不把心思放在正事儿上，你如果高中不是整天看闲书、听摇滚，绝对也有机会上清北！
　　她不明白的是，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说不定早就抑郁了。至少我自己还有一种解决方式，用它解决了我精神上的困境。
　　有些痛感，是父母无从理解，无从体会的。
　　成长，也终究是我们要独自承担的事。
　　八、写在最后
　　这是一篇私人回忆，是完全个人的讲述声音。
　　它可能片面，不能代表全貌，肯定也有很多跟小巫升学路径相似的人，对这条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体会。
　　但对一所名校的实验班来说，“失败者”的声音是稀缺的。
　　这时候我想，也需要有另一种声音，拼图才完整。
　　我和小巫初识于18岁，亲历了彼此的大学时光。
　　她才华外溢，灵气十足，却没想到初中时常处于被淘汰的恐惧中。
　　作为朋友，我深深的感到，了解了她的童年、少年，才更能理解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很多事。
　　此刻我只想拥抱她，赞叹她为生命寻找出路的力量。
　　也忍不住想，如果回到她的10岁、15岁，让她更自然地生长，她蓬勃的生命力会引她走向何方？
　　（责任编辑：卢其龙CU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