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与“聪明”，心理学竟然可以控制一个人成长

　　（一）
　　《纽约杂志》讲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CarolDweck的一个实验。Dweck让纽约市两组5年级的小学生分别做了智力题。孩子们做完后，实验人员给他们予以赞扬。对于其中第一组孩子，给予的赞扬是“你一定很聪明”，对于第二组孩子，给予的赞扬是“你一定很努力。”
　　实验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么一句话的区别，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影响。
　　影响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当这些孩子被给予第二轮智力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出选择。他们被告知可以选择一套更难的，但是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东西的题；或者他们可以选择一套简单的，跟刚才做过的差不多的题目。
　　那些被赞扬‘努力’的孩子中，90选择了‘更难’的题目；而那些被称赞‘聪明’的孩子中，大多数选择了‘简单’的题目。
　　影响还不只是如此。这些孩子们又被给予了一套题目。这次他们没有选择，而且题目是适龄那些7年级（相当中国初一）学生，也就是大大超过这些孩子能力和知识的。虽然所有孩子都没有及格，但是那些‘努力’的孩子们付出更多的努力。相比之下，那些‘聪明’的孩子早早就放弃了。
　　最意外和惊人的结果是，当这些孩子们最后又被给予了一套简单的题目，类似他们最初的一套题目难度。那些‘努力’的孩子们的分数大约进步了30。而那些‘聪明’的孩子，则退步了约20。
　　（二）
　　Dweck对实验结果的解释是，‘努力’是一个个人能够控制的变量。那些被赞扬‘努力’的孩子也由此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控制自己的努力程度来把握自己的成功。而‘聪明’是一个天生的能力，那些被称赞聪明的孩子则更容易相信成功是命中注定，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也更不能够乐观的面对失败。
　　一句话能够对孩子对成功的认识，以及之后的行为，造成如此的影响。用咱们天朝的语境来说，三观很重要呀。比起咱们的三观，我觉得一个更具体的形容是英文中的narrative这个单词。其本意是“故事”，但被引申成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个narrative，在不断的回放着，它告诉我们成功是怎么实现的，我们是怎样的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等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成语疑邻盗斧里的那个人。当他脑中有一个narrative：邻居偷了他的斧子的时候，他眼中的邻居，一举一动真的像是一个盗贼。。
　　按照Dweck的实验结果，似乎我们更应该去追求一个‘努力’的自我认识，而不是一个‘聪明’的自我认识。可我所接受过的反馈是，人们更喜欢被赞扬‘聪明’，而不是‘努力’。我们是一个对‘聪明’赋予更高价值的社会，哪怕这实际上更阻碍了我们的发挥。
　　我曾听过一种说法解释这个现象：如果我们更看重努力，并且承认努力是导致成功的更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成功与否就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而如果我们承认聪明或者天才是更重要的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脱大部分的责任，因为聪明是爹妈给的。
　　如果你认同那些成功的人，牛顿，爱因斯坦，马云，冯小刚，莫言。。。，本质上是与你我无异的人，那么你就要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如果他们也是平凡的人，要达到他们那样的成就，那是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不带来那么大痛苦的narrative会是成功要靠天才和运气，从而逃避掉自己对自己所负的责任。
　　（三）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长期易接触构想”。每个人都有一些长期能够随时读取的观点，信仰，对世界的认知。虽然能够短期用一些技巧来影响一个人，但是这些效果不能持久。他很快就会回归到原本的思维模式。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真正改变一个人思维是件及其困难的事情。
　　举例来说，如果你对成功的认识是像那第二组孩子‘天道酬勤’，短期内也许可以通过让你读一个人完全通过天生聪明获得成功的故事，让你暂时动摇对成功的看法。但是这是不会持久的。不久之后，也许当你自己面对学习工作上的困境的时候，你一直信仰的天道酬勤的观念又会占据主导，并指导你的行为。
　　（四）
　　我们的narrative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它就像我们眼前一副有色眼镜，虽然不察觉，但是它过滤掉了这世界的一部分色彩，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变形变色的世界。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世界观是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灌输给我们的。我们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学校，社会所认可的观念。
　　我曾有过一篇文章“无产阶级的思想包袱”，其中提到有些美国中产阶级的小孩，虽然天资优秀，勤奋努力，但是由于成长的环境使他们对权威的或畏惧或不屑的态度，使得他们的事业发展受损。这也是narrative在起作用。
　　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narrative。我们可能都认识这样的人，以一种敌意来看待这世界，认为人人都没存好心，会觉得全世界都试图在欺负TA，以一种强烈的被害者心态去提防和挑战他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也不会有什么朋友。但TA不会意识到这是自己的问题，而是更加觉得这世界没好人。如此恶性循环，把自己陷入一个可悲的境地。从受过伤害的剩女宅男，到曾在历史上被侵略的国家，都有可能受害于这种心态而不自觉。
　　（五）
　　Narrative有时是一种局限，比如有被害者心态的人，会错过与别人真诚交流的机会。但narrative也可能是一种解放和动力，比如当孩子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被鼓励和认可，从而更加相信成功和认可都是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而改变的。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LearnedHelplessness（习得性无助）的实验。上世纪60年代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Seligman把一群狗关进一个笼子里，并且给他们施加电击。这些可怜的狗们刚开始会在笼子里左冲右突，但是无法逃离。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放弃了反抗和逃离，而是躺下哀嚎，忍受着电击。。
　　这时候Seligman把笼子打开，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可以逃离苦海。但是这些狗们已经习得了无助，即是笼子已经网开一面，他们还是躺着哀嚎，忍受电击。他们脑中已经有了一个narrative，那就是：一切试图逃离得努力都是无用的。即便环境改变了，他们得narrative并不改变。
　　（六）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Narrative中。我们甚至不能够选择我们要生活哪一个Narrative。我们脑中的Narrative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一遍一遍的回放着，不断被强化。我们通过这Narrative去理解世界，决定如何行为。
　　简里里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心理治疗上的观点：儿童在5岁的时候，很多观念就已经固定了。这在幼儿园里能够观察到。孩子们在来到幼儿园之前，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当他们来到幼儿园，他们自然的认为幼儿园里的世界，和他们各自家庭的世界是一样的。一个家里管教严厉的孩子，在幼儿园里也是胆小谨慎。一个家里给以安全感和鼓励的孩子，在幼儿园里也是大胆敢于冒险。虽然是同样的幼儿园的环境，这些孩子们以各自的narrative解读着。
　　比及我们成长为成年人，我们脑中的narrative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无法察觉它的存在，和对我们的巨大影响。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就像生活在水中的鱼，浑然不觉。
　　成年人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脑子里的narrative，考察之，甚至去改变自己的narrative？我的经验是，只能让别人帮助自己判断。去求助于那些能够坦诚相告又熟悉你的好朋友。
　　我最推荐的方法，是从自己亲密关系（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人那里得到反馈。TA是你朝夕相处的人，同时又了解你的人生经历，往往能够有更深刻的洞察。
　　我有一次特别鲜明的经历，印证这点。当时我在给女朋友讲述大学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故事。当我激动的讲闭，女朋友说，这个故事让她突然理解了我的所作所为，包括创业去做点名时间，对教育的态度，对生活的热情。
　　我听了恍然大悟。这个故事，虽然我并未察觉，但多年来就是我脑中的narrative。以下就是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七）
　　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而且不仅仅是欣赏，我想学弹钢琴！
　　于是我跑去学校的音乐系。找到系里的部门干事，问有没有可能跟某位教授学习演奏课。部门干事是位和蔼的大妈，向我解释：系里课是给已经有相当演奏功底的同学开设的，如我这样，以前完全没有碰过钢琴，不识五线谱的初学者，实在没有合适的课程。
　　虽然失望，但是这结果也并不很意外。我大约也料到大学里专业的院系恐怕不会接收我这样从零开始的初学者。我谢了她，离开了。
　　过了几天，她来了个电话，说系里的教授虽然教不了，但是系里的学生很多已经有很高的演奏水平。她帮我问了问，有位大四的主修钢琴表演的同学愿意给我上课。但是这不是通过学校系里，而是同学间私下的事情，要按课时收费。
　　当我听到这些课程的价格，刚刚燃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每节一小时的课程需要几十美金。一个学期大约要近千美金。对于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每个学期之初都要仔细的打点一学期的收入支出，一不小心就会青黄不接的我来说，这是一笔无法负担的费用。
　　没想到过了几天，她又打来电话到我宿舍。我接起电话，她就高兴的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原来是是我大学所在的小镇Swarthmore，有一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热爱古典音乐。他们组织成一个小社团，每逢学校的乐队演出，他们就结伴来听，也由此与学校的音乐系很熟悉。
　　这位大妈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说起了我的事情。这帮素不相识的美国退休老头老太们，听说了我的事情，讨论了一下，觉得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对学习音乐的热爱，要支持。于是他们在自己的小社团里介绍了这个情况，大家力所能及，20，30美金的捐助一些钱，共凑集了800美金，资助我一个学期的钢琴课程。
　　“你接受吗？”干事大妈在电话上给我讲述了这笔钱的由来，然后问到。
　　我感动的热烈盈眶，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情。当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一群素昧平生的人，毫无所求的来帮助我。
　　我接受了这笔钱，开始了我的音乐课。后来，那个音乐社团的负责人，一位老爷爷，找到我，希望能够邀请我做个采访，刊登在社团的小刊物上。我当然欣然同意。我还记得从学校走出来，按照他所给的地址，在他家做的采访。我和老爷爷对坐，聊了大半个下午，讲述我怎么从中国来到美国求学，为什么喜欢音乐，以后想要做什么。我记得他后来把文章发给我，其中说到“何峰一边说一边挥动双手。他的手和他的话，一起讲述他的故事。”
　　这件事情过去十年多了。十年后我第一次讲起这件事是在北京的一个晚上，跟我的女友聊天的时候。讲着讲着，我激动的起来踱步，就像那天接到干事大妈电话一样热泪盈眶。
　　当故事讲完，女朋友对我说，“现在我懂了你为什么做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知道她是对的。当年一个学期的钢琴课并没有让我成为音乐家。但是，我收获了一个珍贵的得多的礼物。十年以来，这个故事成为我脑中的narrative，不曾一刻远离我的每一个人生决定，就像它将一直影响我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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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周瑞玲
　　心理学研究生
　　已帮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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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驻年限
　　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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