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教育精英，振兴乡村教育

　　过去的乡村教育，走的是去精英化之路
　　教师流动与市场化发展程度紧密相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教师分配、调动基本遵循“按需分配”的计划经济模式，哪里缺教师就往哪里分配，城镇学校规模不大，城乡学校差距较小，城乡教师基本均衡。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苗头初显，农民进城务工，学生、教师有了明显的“向城性”流动倾向。进入21世纪，高校扩招，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民工大量进城，学生涌向城镇，城镇学校规模迅速扩大，教师需求显著增加。在县域比较“封闭”的环境内，教师总数是一个“常量”，学生流向城镇，乡村教师也流向城镇。
　　起初，乡村教师走向城镇，采取组织调动的办法，但受人情关系影响，部分有能力但缺乏关系的教师被堵在了城镇的门外。后来，为了遏制选调乡村教师进城中的“腐败”现象，采取考试、考核“择优录取”的办法，“公平”做到了，但留给乡村的却是年龄偏大、能力偏低的教师。有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165名乡村教师中，教龄1620年的有555名，占22。2；21年以上的1034名，占41。4。
　　能力大小与年龄没有必然联系。在农业及以前社会，年龄越大，积累的经验越丰富，知识就越多，能力就越强。但在信息社会，获取信息的渠道成几何级数增加，“前喻教育”优势逐渐减弱，“后喻教育”势头越来越强劲。城乡差距拉大，首要原因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城镇学校使用电脑等多媒体并接通了互联网，能够较快地学习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和优秀教师的经验。其次是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城镇学校为教师专业成长搭建了许多平台，教师学习新知、历练技能的机会增加。
　　正是互联网和新课程改革这一对双引擎，把城镇学校推到良性发展的轨道县城学校与省市学校的差距明显减小，有的乡镇中心小学也向县城学校看齐，在模仿跟进中快速发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偏远乡村学校电脑等多媒体运用不足，2010年前后才逐渐接通互联网，错过了新课程改革的浪潮，政策推动力减弱。此外，教师年龄偏大、观念滞后，对新生事物缺乏兴趣，掌握信息技术的意愿不强，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支撑作用不明显。
　　城镇学校与乡村学校距离不远，但城乡办学理念、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再进一步分析，城镇学校良性发展，偏远乡村却陷入恶性循环，就是因为城镇聚集了八方英才，而乡村则日益去精英化。去精英化的结果就是乡村教育追赶不上城镇，校长和教师越来越自卑，看不到乡村教育的价值，发现不了乡村教育的资源，更没有能力建设乡村教育课程。
　　未来的乡村教育，要走精英参与之路
　　乡村教育为什么要让精英参与？
　　首先，要有看到乡村教育未来的人。基于过去的变化和眼前的现实，在部分人看来，乡村是衰落和衰败的，于是，逃离乡村成了“最明智”的选择。在有远见的专家学者看来，“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是必须优先发展的基本公共事业，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性事业”。乡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没有乡村教育振兴，乡村振兴就失去了根基。发展乡村教育，有得天独厚的“乡土”价值，有独一无二的“自然”价值，有无可比拟的“现代”价值，有为民服务的“公共事业”价值。只有看到乡村教育的价值，才能树立做好乡村教育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要有发现乡村教育资源的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教材、教辅资料乃至一些考试，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化、贵族化倾向，加之乡村教师认知有限，一度跟着城镇的步伐跑，越跑越迷失方向，越跑越没有信心，可谓“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反之，有见识的教师则不会跟城镇争暂时无望的“第一”，而是着眼当下，发现乡村的自然环境、人际交往、小班化等诸多教育资源，再凭借“互联网”做自己的“唯一”。
　　再次，要有建设乡村教育课程的人。新课改以来，对校长的要求和培训主要集中在课程领导力方面。课程领导力是校长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分野，有课程领导力的校长，会带领教师把散乱的教育资源系列化、本土化、校本化，制订从目标到内容到实施的完整过程，并不断补充、完善，直至形成持续生长且有活力的结构。如何把乡村教育资源建设成为有特色的乡村教育课程？四川广元利州区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他开发了乡土探究课程、艺术课程、尚美课程、自然教育课程、班家文化课程，其理念之先进、计划之完善、实施之缜密、效果之理想，为乡村教育乃至全国教育树立了样板。
　　未来的乡村教育，精英参与的实现路径
　　振兴乡村教育，要坚决打通城乡二元结构，改变教师单一的“向城性”流动，形成城乡一体的教育管理模式，让城镇学校反哺农村学校，让城镇优秀教师参与乡村教育教学。
　　国家层面要继续延续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并有所升级。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以来，以城镇为圆心，以城镇到偏远乡村的距离和偏远程度为半径，实施分类补助，对稳定乡村教师队伍、提振现有教师信心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评优选先、培训学习、职称倾斜、住宿条件改善等特殊政策，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有效扼制了教师单一“向城性”流动的趋势，乡村教师的精神状态和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岗位吸引力大幅增强”的初衷还没有实现，乡村教师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此，国家层面要制订“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202025）”，再用五年的时间，持续加大乡村教师分类补助，持续推行乡村教师优惠政策，“让优秀人才和年轻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流得动、教得好’，为乡村学校配齐配强教师资源”。
　　加大信息技术投入与运用，推动乡村学校跨越式发展。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好比推土机，它正在推平世界。打通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教育鸿沟，信息技术是最廉价、最有效的工具。疫情期间，偏远乡村学校开展线上教学时暴露出来的信息不畅、家庭终端设备不足等问题，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精准脱贫，振兴乡村教育，国家要加大对乡村信息技术的投入，确保农村学校和农户能够接通有线网络，为学校配备足够数量的终端设备。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优势，实行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从供给侧解决优秀教师资源、优质课程资源和学校图书资源不足的现状。
　　贵州省息烽县木杉小学校长徐萍就为乡村学校提供了范例。这个仅百余名学生的教学点，跟所有欠发达地区的薄弱学校一样：缺师资，仅能维持语文和数学两门基础课程的教学；缺课程，音美体等课程名存实亡；缺资源，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但在徐萍校长的带领下，该校依靠互联网连接优质线上课堂资源，开齐开足了所有课程。同时，加强课外阅读，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把一个偏远闭塞的教学点办得风生水起。木杉小学的实践证明，信息化是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农村教育的最好抓手。
　　单位组织帮扶由横向联盟升级为纵向“总分”集团化捆绑。横向联盟模式，是城镇学校反哺乡村学校的一种机制，包括统一办学理念、统一教学计划、统一考试考核、统一举办各种活动、资源共享、问题共研、定期召开会议、定期观摩学习，等等。这为乡村学校提供了极大的资助和支持，为乡村教师搭建了学习借鉴的平台。但是，横向联盟因松散、责任性不强等弊端，实际效果有待考量。
　　今后的组织帮扶要升级为纵向的“总校分校（教学点）”集团化捆绑，总校对分校有绝对的领导权，分校（教学点）的校长由总校从班子成员中选派，紧缺教师或薄弱学科教师也由总校选派。分校（教学点）的考核评估与总校挂钩，增加总校对分校的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促使总校调动一切优势因素服务分校（教学点）的管理和教学，从供给侧为乡村学校提供优秀管理者和优秀教育者。
　　完善对各种“分散”帮扶力量的监管。目前，乡村教师队伍主要由原有教师、新特岗教师、轮岗教师、支教教师和志愿者构成。除原有教师比较固定外，其余的流动性较大，存在管理漏洞。虽然各种类型的教师都有其评价机制，也签订了相应的合同，但这些教师到了基层学校就成了“分散”的帮扶力量。
　　特岗教师不守合同，轮岗教师和支教教师不守纪律，志愿者不守规矩类似事件时有发生，不仅没释放出正能量，还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监管责任不清、监管力度不够导致的。比如，轮岗教师和支教教师人去了基层学校，但考核评价权却在原单位。对乡村“分散”帮扶力量的管理，可借鉴精准扶贫驻村队长、驻村队员的管理办法，考核评价一律跟人走，到哪所学校归哪所学校管。
　　北师大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反复强调，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致力于农村教育研究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认为，“振兴国家的希望在乡村，振兴乡村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振兴乡村教育，既要靠如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木杉小学校长徐萍这样的本地专家，也要动员和组织城镇优质学校的优秀校长、优秀教师投入并献身乡村教育，更离不开公益组织、社会贤达、“银龄”教师、优秀志愿者为振兴乡村教育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