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德性”何以净化

　　近期，教育部就教师的师德问题，颁布了《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的规定》，针对少数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的行为设立了6条“红线”。细读这些“红线”，内容上虽无多大新意，但从实施背景和现实生态的角度说，又让人有颇多感喟。
　　“天地君亲师”，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说，“师”不但是树德立身的文化符号，更是家族维系和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直至今日，当有人问起你的“师承何处”时，不但是指你的出身，其实，也是一种对人格品质的效度。也即是说，中国传统的“师”，作为一种伦理秩序的代表，本身就是和“德”统一的。所以，当有人夸张地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时，正是有这样的考虑在其中。
　　从另一方面说，“德”与“行”互为表里，所以，道家对待“人之德”持两种态度：一是“人含其德”，将德当成一种内在的、观念的理想境界，主要是强调“德”的修炼和养成；另一种是“外立其德”，将德当成外在的、实践的行为准则，主要强调“德”的实践。可见，德是一种内外兼修的修养，人的德性也即在于此。如今，德性，已成为德世俗化评价的主要指标。如果从西方文明看，“德性就是维持一个充当某种角色的自由人的那些品质，德性就表现在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行为中。”（赫尔曼弗兰克尔）
　　回到学生与学生家长这样具体的问题上来说，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礼尚往来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尤其实在乡村，那些家长一是因为感激会给老师一点小意思，但确实是出于本心的，你不收他们相反会感到不安，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为了巴结。更深层次的源于恐怕也有因为恐惧的，这种恐惧源自他们对学校事务没有发言权，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收到歧视，于是想到了贿赂。但这却不是出于本心的。
　　这样的文化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与我们有所不同。有朋友给我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个去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学生，在圣诞节时通过邮局给老师送去一顶25澳元的圣诞帽，圣诞节后，他的老师受到廉政公署的调查，他也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成为廉政公署的“行贿嫌疑人”。原来，在澳大利亚政府明文规定，为了防止学生受到不公平待遇，老师收受学生的礼物不能超过5澳元，而且还要给学生回赠价值相当的礼物，否则就是受贿。好在那个中国学生向调查人员反映，那顶帽子在中国仅要26元人民币，而且是在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邮寄给老师的。况且，老师圣诞节期间也不在家中，对圣诞帽一事的具体情况也未知晓。事后，老师收下了那个中国学生送的圣诞帽，并认真地付给那个中国学生25澳元（约100元人民币）。
　　这样的文化告诉我们的是，教师的师德问题，其实就是他的个人品质在行为上外化的结果。说得简单点，师德如何，就是一个人的德性如何，而德性不是靠若干“红线”就能统一或禁锢的，它更多的来自于一个人的“行”，正如杜威说的“从做中学”一样，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行”中获取与他们相适宜的德性的。这种“行”，就教师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日常的“修养”，而修养又是一个濡染或蜕化的渐变过程，无法立时三刻，说扬就扬，说弃就弃。
　　德性显然不是靠制定标准可以达成的，更不是考评出来的，修炼需要的不仅是心境，还需要有相应的环境保障。就教师而言，这种保障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生活和精神需要，比如，尊重、爱护、尊严、公义等。今天，师德之所以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人之所以冒着丢饭碗的危险，收取不义之财，甚至巧立名目，肆意压榨学生，从根源上看，往往是某些“极端环境”扭曲了他们的“行”，并进一步矮化了其德性。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其看来，不过是种代偿行为，也即是说，从“弱势”的学生那里索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一个优良的环境和充实的发展可能下，我们才可能真正谈一个教师“德性”的净化和提升问题。
　　但我们遭遇的实情却不是这样。行政强力，正不断边缘化教育本身的力量，所谓的“师”正从传统的“人师技师经师”三统一的状态，分裂成以僵硬的经师为主、以机械的技师为辅的二元结构，而与一个人德性直接相连的“人师”恰恰缺位了。从营造的环境的角度看，从提升教师的修养来思，如果只知一味的念“禁”字诀，而失去了教育本应有的系统思维，失去了在行动上的引领、示范，失去了对教师人文性的关怀和理解，那么结果是很难预料的。要知道，外加的规范、考评或许可以在短期内收到震慑和约束效果，但同时也可能制造逆反，产生出诸如对6条“红线”更具免疫的“升级版”或“改造版”的问题。号令者是不是更应当有点前瞻，或者深谋？
　　须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从老子的辩证哲学看，禁得越多，结果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