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成副业”尴尬的到底是谁

　　“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近日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一直以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课，但如今教学似乎成了副业，这让他非常失望。该校不少学生在网上表达了惋惜，因为公选课时周鼎的课曾几近挤爆选课系统。（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虽然周鼎老师表示此举系“酒后吐真言”，“自白书”却让我们看到一位教育从业者的爱与痛。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一位潜心教书育人的大学教师，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认同，反而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比较差异下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加剧了相对剥夺感；“教书成副业”的挫败感和失落感，让一位热爱教书育人的老师选择了退出公选课。
　　一没有科研经费，二没有职称，周鼎老师成为教师群体里的非主流。在高校现行的考评体系中，科研实行量化管理，教学缺乏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从而导致科研成为“自留地”，教学成为“公家地”。一些教师千方百计地申报课题、拿项目，名利双收；一些教师在教书育人上费尽心血，却长期坐在“冷板凳”上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自然会让高校教师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遵循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虽然底线有着相对稳定的容量，但在时下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当高校教师不再安心或者不再甘心教书育人，我们不得不对高校现行的考评体系和激励制度进行叩问和反思。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不同高校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教学质量难以进行比较，科研成果却可以进行量化评比，于是，科研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科研压力犹如一个“紧箍咒”，裹挟了大学老师太多的喜怒哀乐；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少大学老师身不由己地裹挟在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财务报账的流水线上。在浮躁和功利的搅动下，学术造假、科研腐败等失范现象层出不穷，损伤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同。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将大学老师看成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却忽视不同的大学老师在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兴趣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既要有一些热心科研的大学老师，也需要有一些潜心教学的老师“重科研轻教学”的考评体系之下，那些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难以完成科研任务，难以在职称评定、发展晋升、薪酬待遇上得到肯定，应该去哪里安放自己的教育梦想？
　　“教书成副业”的最大隐忧，不是大学老师的身份错位和角色迷失，而是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和人才培养水平降低。当“教书成副业”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纠偏，劳心劳力的“周鼎们”就可能会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心灰意冷甚至选择回避和逃离。如果要给予“周鼎们”更多的希望和光亮，就必须从扭转教学科研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开始。
　　早在2012年4月，教育部就出台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指明了方向加强教师遴选，改革考评机制，创新激励制度，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因此，杜绝“教学成副业”并不缺乏制度设计，而是已有的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只有健全社会规范的实施操作系统，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教书育人才会真正实现价值排序的归位。
　　（原载12月26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标题为“敬畏教师‘自白书’里的爱与痛”，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