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处置暴露法治软肋

　　“教师”和“虐童”这两个词搭配在一起，很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最近，辽宁铁岭、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连续发生校内教师伤害儿童事件。当地教育部门一边严格处理相关责任人，一边在系统内开展师德教育。公众也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教师的职业道德问题。
　　诚然，要让教师自觉认同职业规范，形成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意识，离不开“心中的道德律”。但其约束毕竟是软性的，道德标准也是有弹性的。从效果来看，“师德”对教师的约束过于依赖环境和教师自身价值观，缺乏对行为的刚性约束。对违背师德的行为停留在舆论声讨和道德谴责层面，没有明确的法律惩处措施，起不到真正的威慑作用。
　　在倡导道德约束之外，法治作为维护师生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扮演好事前“防火墙”和事后“灭火器”的角色。刚性的法律与柔性的道德，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从根上清正师德师风，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虐童事件发生后，各地处理方式明显有差异。有的地方在处置问题教师时，没有严格依规执行，放松了执行标准和执行期限；有的地方只顾着抓典型个案，背离了“一碗水端平”的处理原则；有的干脆上演了“高举轻放”的戏码对受害学生、家长进行安抚劝导后，当事教师短暂停职又重新上岗。细思之，本质却是相同的往往以行政意志、道德训诫取代法律程序。
　　对于虐童案的处理，多部国家法律已有相关规定。比如《教师法》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以及“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并且专门提到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要求学校“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教师虐待未成年人的行为，《刑法》则有故意伤害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
　　教育部也针对虐童和体罚学生事件的处理下发了多份文件。《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指出，“体罚学生的和以侮辱、歧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政职务、开除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等处分。《教师资格条例》则规定，“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而且5年以内不能重新申请。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法却不能有效遏制类似事件的接连发生？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有法不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法难依。
　　现有法律法规对师德问题作了许多原则性的阐述，但实施起来却不好把握。“经教育不改”和“影响恶劣”，是对问题教师实施惩罚的前提要求，但在执行中，如何界定“影响恶劣”，各地的宽松度把握缺乏一致性。至于“经教育不改”的前置条件，一方面对临时起意的虐待行为没有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也给问题教师逃脱法律制裁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不是还可以“经教育”吗？“视情节轻重”又如何判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执行标准，具体惩处措施均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裁定，法规执行存在随意性和不均衡性。
　　同时，对虐待儿童的专门法律界定也存在缺憾。现有刑法缺少专项罪名，适用于虐待儿童的条款均不是为未成年人这一群体专门设立的，“虐待罪”的适用范围则只局限在家庭成员内。教师对儿童实施虐待行为，除非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害，否则刑法构不成约束力。身体和心理均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其承受外界打击的抵抗能力远比成人低，拿保护成年人的法律条文来保护儿童，其约束效果可想而知。
　　在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儿童保护措施最发达的是美国，早在40年前就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日本也在十几年前公布并实施了《虐待儿童防止法》，且在执行上越来越严。
　　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大背景下，我们须以法治思维考量虐童事件。在问责过程中不应止于师德层面的考问，更应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求解决之道，让法治真正成为巩固师德师风的筋骨和灵魂。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制定法规的实施细则并严格执行；司法机关则应以相关案件审理促进法律落地，并出台司法解释，让法律真正成为准绳；立法机关则要意识到保护儿童法律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让我们的孩子在法律织造的安全网下健康成长。
　　（文章原载12月11日《中国教育报》，标题“虐童事件处置暴露法治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