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限制毕业生去向避免“人才流失”是乱开药方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副总裁陈伟才说，重点大学学生应是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国家要成为制造强国，最需要这些人才，但他们并不是流向中国企业，这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事。他建议重点大学的一些主要学科，在学生毕业去向上应有一定限制，不能占用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又离开了培养你的国家。（新京报3月10日）
　　这种观点有一个误区，就是忽略了如何从自身企业做起提高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反而要求限制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去向，来解决所谓的“人才流失”问题，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找学生的“茬”，乱开药方。而且，这也折射出我国一些传统企业对人才权利的漠视问题毕业生选择去哪个用人单位是学生的权利，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必须尊重这项权利。正是这种尊重的缺乏，才导致很多企业吸引不了优秀人才。
　　我国早从1993年就开始推行大学生毕业就业市场化，鼓励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择优录用”，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可以起宏观调控作用，但主要是以市场化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为推进招生公平和就业公平，委培招生、定向招生也进一步压缩，就算实行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也没有强制要求毕业学生必须回原籍所在地就业，而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
　　优秀学生不愿意到传统制造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不能靠限制学生的选择，规定某些学生必须到某个行业就业来解决，而必须提高传统行业自身的吸引力。陈代表说，“我国现在的制造业跟制造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相信这里绝对不是技术问题。你老考虑到眼前，这个待遇高、那个待遇高一点，优秀人才大多都跑到国外和外企去了，这样循环下去，中国跟外国制造强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大。还是大家太浮躁，目光短浅，都希望赚快钱。”这种观点很清楚，就是目前传统制造业给学生的工资待遇低，学生不愿意去。因此希望学生发扬奉献精神，并要求政府出台限制措施。这很不现实。
　　并不否认，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有的过于功利，有的学生就在乎薪资待遇，只要另外一个企业、岗位，给出更高的工资，就跳槽，缺乏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这需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引导，让学生有职业的理想、抱负，不要仅仅追求金钱，而要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而与之对应，每个行业，都必须从职业角度，思考给人才实现理想、施展抱负、实现自我的空间。在指责大学生目光短浅、浮躁之前，要问这个职业，究竟对人才有哪些吸引力，假如这个职业给学生的薪酬低，但对每个员工提供可以预见的职业发展空间，能够在企业中实现自我成长，那么，这也会打动人才；而如果薪酬很低，企业文化死气沉沉，对人才论资排辈，谁会放弃其他薪酬更高的工作到这里来？即便来了，企业用什么方法将其留住？另外，如果企业确实急需大学生人才，为何不和大学合作，在大学里设立奖学金，去为学生做职业规划教育，把企业建为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平时不到大学里去，直到招聘时才行动，这是我国不少企业的做法，而有些外企，则很早就到大学里去做宣讲，招募实习生，与大学合作办学等等。这才是吸引人才更靠谱的方式。
　　当然，如果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而且靠行业自身的能力，很难招聘到优秀人才，那么，国家可以采取扶持政策。而扶持的方式，也不是规定某些学科的学生必须到某单位，而是提高相关岗位的待遇、补贴，比如代偿学费、特别奖励，至于学生愿不愿意选择，这还是学生的权利。对于少数特别急需人才的特殊行业，政府还可以有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给学生求学上的资助，并对其提出到相关行业就业的要求。但即便如此，也要给这些学生选择退出的权利。
　　对人才的职业选择，现在已经在去道德化，不再把就业去向，选择某一行业、职业和道德联系起来。诸如，多年前，很多人把留学人才回不回国与爱不爱国联系起来，认为回国就爱国，不回国就不爱国，后来，大家意识到，这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人才个体的选择问题。还有人把选择到基层、农村工作，视为道德高尚，这无疑在变相指责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者有道德问题。更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到基层工作的学生，几年后准备离开基层到城市，他们也遭遇道德困境。还有教师职业也一样，以前不少地方、学校以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来给教师戴高帽。后来发现这顶帽子没多少人愿意带，由于待遇低、非教学任务压力大、教师职业倦怠感严重。
　　每个个体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需要职业给从业者创造实现职业理想的环境，而不是用道德去绑架。所以，用人单位应该摒弃“去中国企业，就为国家做贡献；留在国内，就是爱国；到外企就为外国人打工”这样过时、陈旧的观念，而应该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去改变人才成长的环境，去关注大学生的培养。同时，需要用市场观念去解决企业经营、人力资源的问题，而不能采用计划思维、行政手段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