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抄写作业，“抄古书”为何能得到学生认同？

　　“终于把《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抄完了！泪流满面”近日，浙江师大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徐凤娇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古书“手抄本”，足足耗尽了160张A4大小的稿纸。这是她的“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作业。任课的李圣华教授在本学期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就布置了一道特殊的作业：所有学生任选一部古书，用竖排繁体抄写，并要附上注释。这项作业将占到期末考核的40，字迹工整、注释正确、抄写完整、内容较多的作业会得到高分。（5月22日中国教育报）
　　学习其他专业的人，对这样的作业肯定不理解、不接受，会说都“大数据”时代了，众人都开始“互联网”了，这样的作业也太落伍了吧。但从学习古文学与古汉语的角度看，这个“抄古书”作业的确是一种培根固本之道。
　　学习古文化的人看不懂古书不是笑话，而是一种现实存在。尤其对于繁体字、竖排又没有标点的古书，不少学子们读起来好似天书。今天我们看到的横排、简化字、有标点的只是最常见的一些书，是古书中极小的一部分，而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大都是没有断句的繁体竖排书。如果没有扎实的古文功底，这对从事古文学、古汉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显然是巨大损失，怕是难以有更多的阅读和感知，难以更全面地掌握和传承古代文化，也注定将来难以在此方面取得更大学问。在艰难而缓慢的抄书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识字、断句，通过抄注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原文含义，打下更扎实的国学功底。因此，誊抄经典古书，是一种实实在在地“修炼”。
　　古人抄书不仅是为了保存古书，更是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即使宋代印刷术成熟、发达以后，抄书之风依旧盛行。《耆旧续闻》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计三遍；南宋大学者洪迈，将《资治通鉴》抄了三遍；《明史张溥传》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清康熙年间学者、诗人朱彝尊爱书如命，曾经因为偷抄他所经手的从全国送来的书籍，被人弹劾，罚降一级，时人谓之“美贬”；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将《曾国藩日记》、《西洋伦理学史》和《离骚》，全都认真抄了一遍。前人在反复抄书、校书和阅读中“细嚼慢咽”，逐步得到原作的精髓，进而消化、吸收，最终化成自己的血脉。
　　这种“抄书”读书学习和治学的方法，因为“愚笨”、费时耗力，曾几何时被“教改”掉了，实在是可惜。但读书治学，并没有省时省力的“巧法”，还需要有“板凳要做十年冷”的精神，没有将这份坚持和勤苦，怕是难成大器的。
　　令人欣慰的是，“抄久了，学生们不仅喜欢上了这份作业，而且还抄上了瘾。”由最初的反对心态和枯燥感，到如今的喜爱，说明教授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可喜的回报。
　　学习古代典籍没有捷径，读书治学也没有省劲的巧法。也许最原始的办法最有效，最笨拙的办法最巧妙，最漫长的道路反而是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