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弄成“改课”了，怎么还好意思叫“课改”？

　　谈及课改，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它说的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不是“基础教育课堂改革”，而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所谓课改却在在有意无意中演变成了“改课”。其实，之所以异化，原因很明显，“改课”是技术层面的，是“看得到摸得着”的，是相对省事的活儿，也是容易出成绩、出政绩、出效益的活儿。
　　比如，这次课改强调教学情境的设置，强调老师备课时的精心预设。于是，就有了许多类似这样的把戏：作文课上5分钟过去了，老师才汗流浃背走进来，匆匆忙忙地与学生打个招呼，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目“当老师迟到了”。这样的设计在许多课改专家和教师眼里，是会赢得喝彩的。可是，我们要是往深处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境设置”不但相当可怕，而且相当可恶。学生一旦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情境的话，他们要不就是对这位教师感到不耻，要不就会明白：原来作文就是说假话！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这样的情境设置泛滥下去，会对学生未来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吗？
　　马克思范梅南在《教育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里有这样的提醒：“教育学对情境非常敏感”，“教育行动所需的知识应该是针对具体情境而且指向我们所关心的具体孩子”。她强调我们所要了解的教学情景应该是学生个体的、家庭的、社区的际遇，应该是我们每天面临的教育场所和教育行动。看上去我们每天活动的校园与教室只是“静物”，其实身在其中的我们，会感到这一切无时不刻不在变化。我们面对的那些孩子，他们的遭遇与心境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作为教师，我们每天，甚至每个时刻的遭遇和心境也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时机就处在这样的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教育时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是在一瞬间的。教学的机智就体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间，采取积极有效的教育行动，甚至是有意识的“不行动”。谈到这里，又牵扯到这次课改强调的另一个问题了，这就是“预设”与“生成”。
　　我现在的反思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为生成是被技术主义所控制的生成，预设的情景越精妙，课堂上所谓的生成就越虚假。比如说，冰心的《墙角的花》，都是说墙角的花是自负，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的观点是，“凌老师，我不同意！我认为，墙角的花是没有丢掉自信，在大家瞧不起自己的时候依然在那开放。”各位同仁，孩子的解读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学生对文本的解读，包括老师对文本的解读，跟他个人的生命成长和生活际遇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课堂教学的流程和模式是很荒唐的。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现在“研究”教师的“教”太多，而研究学生的“学”太少。尤其是当下的课改名校和课改明星们，为了体现其课改成果，许多课总是通过所谓的“磨课”，“磨”出来的。在这些名校和名师那里，所谓的原生态课堂，早就是一个骗人的术语了。就教师而言，我们也早已经忘记了完美无缺的课堂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课都是有缺憾的这样一个常识，我们要就是“完美”。
　　这次课改最为热闹的，恐怕就是涌现了形形色色的“高效课堂”，以及伴随而生的各种流派和教育模式了。一些无良的教育人、媒体人在这次课改中看到商机，他们与某些官僚以及别有用心的校长勾搭连环，从迎合政绩的需要和所谓的民意出发将“课改”演化为“改课”，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效课堂”，“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的“教改”模式，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派，诞生了一所又一所的“课改”名校。这些名人、名校或到处忽悠，到处棒打，一门心思想着提高门票收入，就这样那些打着课改旗号的专家、校长、名师、商人、乃至行政官员不仅一时间名声大燥，而且腰缠万贯。
　　可怕的还在于，当我们一旦对诸如此类的“课改”提出疑议和批评的时候，就有人跳出来大喝一声：课改就要改掉不合适的人！或者给你来一顿愚蠢无知、遭遇课改阻力之类的棒喝。久而久之，一些学校、校长、教师便在这样的声音中失语了，甚而走上了对“课改”专家、名师、名校的顶礼膜拜的道路。
　　这一轮课改已经经历了十多个年头了，应该说，推动这次课改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或许因为课改的设计者们忽视了我们这个国度的教育实际，也或许因为他们在选择参照系的时候出了某些偏差，更或许因为是一些歪嘴和尚将“课改经”给念歪了。在普通教师和老百姓的眼里看来，这次课改不说是失败的，至少也是与设计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课改的目的就是要让课堂教学回归本源，回到教育的正道上来。所谓教育的正道，就是着眼于人的生命生长的，关乎当下教育对象的生命的，又指向他们未来的生命历程的。也就是说，课改理念下的课堂教学改革，要的是树立基于成全生命的教育理念，以及在这样的理念下的着眼于“人”的课程建设和课堂文化重建。反观当下的“课改”，其最大的缺失恐怕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