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文化”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

　　最近，蒲公英评论在讨论班级中的“告密”现象。有人提出，很多老师在班级安插“间谍”，让学生行告密之举。由于存在告密者，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成了互相防范的敌人。
　　但也有不少教师认为这有失偏颇。有人提出，毕节四兄妹一起喝农药不正是缺失了“告密”而酿成悲剧吗？对于这场悲剧，我倒是盼望有所谓的“告密者”来引发相关部门的关注和呢。另一位老师认为，“信”之上还需要“义”，如我班有个学生晚上经常在寝室抽烟，而且不听舍友劝阻，假设你是他舍友，怎么处理？告不告诉班主任？
　　从直接的后果看，告密确实有利有弊。在实践中，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一种是把安插“间谍”当作管理举措，如深圳某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注意观察同学情绪与心理变化，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另一种是受自由主义熏染较深的国家，一般反对告密，“知密不说”是正当的。
　　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告密的意义，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告密属于程序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程序正义的问题，班级告密是否有违程序正义？以告密导致的教师处理后果为考量对象，要看利弊孰大孰小，错误是否会引起足够严重的后果（如因为后果严重，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样很可能为了不错判一个，放走多个犯罪人），还要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项；以程序本身独立的内在人文价值为考量对象，要看被告密者的参与权、知情权、辩解权、人格尊严权是否得到保障；以整个社会的进步趋向为考量对象，要看理性的社会交往机制是得到了促进还是损害。
　　告密，由于一般需要对告密者的个人信息保密，导致被告密者的参与权、知情权、辩解权被剥夺；由于观察、认识的局限，为了抬高自己信息的重要性告密者会夸大其辞导致教师处理不当的可能性极大。从育人角度看，可能培育出构陷者、投机取巧者，口是心非者；从社会角度看，会导致人群失去相互信任和理性交往。哈贝马斯认为，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果真如此，告密是妨害人类进步的。
　　记得上初一时，校长怀疑我知道谁偷了人家的萝卜（真实的情况是我不知道），再三逼我说出偷盗者，我一再声明确实不知道，最后校长认定我顽固不化，包庇偷盗者，给予了罚站、不能入团、撤销班干部等处罚。这位校长大概早已经忘了这件事，如果还记得，大概会一直认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当，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包庇坏人的坏学生。他不会意识到他的行为是怎么影响了学生一辈子。
　　个人浅见，告密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正义的程序可以保证结果大多是善的，也不排除可能导致恶的结果，如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Simpson）被指控谋杀其妻子和另一男子，该案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在经历了长达九个月的马拉松式审判后，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如，检方呈庭的证据之一是在杀人现场发现了被告人的血迹，可是，由于温纳特警长身携辛普森的血样在凶杀案现场逗留了3个小时之久，致使这一间接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但如果因为出现了恶的结果而排斥僵硬的程序，如果以善美为借口而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大多会以乱中趋恶收场。
　　尽管人们不希望自己的秘密被他人察知，但都多少有察知他人秘密的欲望，教师也不例外。至于原因，一则出于好奇，二则出于具体的目的，如为了教育孩子。窥密可以，但应理性，一不能侵犯学生隐私，二不能依靠告密，调查研究的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