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强调改课有违“儿童立场”

　　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谈及“课程”的时候说，要改变课程的“强迫劳动”，让“工作始终渗透着游戏的态度，这种工作就是一种艺术虽然习惯上不是这样称法，但性质上确是艺术”。现实中的教育，实质上是“知识教学的定位”，是“实质训练说”的体现，教学始终以知识学习本身为目的，因为考试主要考的就是知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将“课改”等同于“改课”了。
　　杜威还说：“例如，园艺的教学并不需要为了培养未来的园林工人，也不是用来作为舒适的消遣办法。园艺的作业为了解农业和园艺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在社会组织中所占的位置，提供了一个研究途径。在初学植物学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不能和关心种子的生长生动地联系起来。这样的材料不是属于称之为植物学的特殊的研究，而是属于生活的，并且和土壤、动物生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具有自然的联系。当学生长大时，就能不受原来对园艺的直接兴趣的问题例如有关植物的萌芽和营养、水果的生产问题的影响，从而过渡到周密的知识的研究。”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教育不是什么固定模式，而是按照教育本来的规律办事。这规律是什么，就是“儿童立场”，就是让每个人有所生长。
　　可见，“儿童立场”本是最有可能让课堂接近探究与创造的理想境界的，但实践中，我们早就将把学生的发展抛到脑后了，更多的是把学生是否更高效地“掌握知识”、更高效地“考得高分”作为根本目标。须知“学习的过程就像盖大楼，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像打地基，一定要把地基‘夯实’。殊不知，人的大脑不是没有生命力的地基，夯得太实就把大脑塞满了，大脑就难有自由转动的空间了”。
　　我们谈到改善课堂教学，总会不自觉地在“效率”上做文章，将精力放在“改课”上。于是，伪专家、不法商人及某些能说会道的媒体人占据了市场，霸占了话语权，他们组织的“传销式课改”与“传销式培训”大行其道。“课改”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改课”，出现了可怕的“杜郎口旋风”及这样那样的模式。
　　其实，课改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对比，也不在于进步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对立，而在于什么东西才有资格配得上教育这一名称。但是现在很多教材相当可怕，文科教材尤其是小学教材，充满着虚假、矫情；理科教材反映的多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经验。这样一来，做教师的麻烦就大了，是尊重历史和事实呢，还是尊重教材？如何实现课程与现实生活的勾连，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所以，我认为课堂要“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长”。要在应试教育氛围中，努力为师生的生命成长拓展一点可能的空间。
　　如何在应试教育与“儿童立场”上寻找平衡点？比如说历史学科，关于某历史事件，教师们可以通过比较以往的教材和现在的教材，发现问题，引导学生去搜寻资料，探寻真相。这探寻的过程就是基于“儿童立场”的，当然，也要明白地告诉学生，考试时照教材的说法答题。其实，这也是“儿童立场”，不能诱导孩子不参加升学考试。至于理科教学，更要花心思，尽可能让那些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教师们通常无法选择教材，但是可以想办法用好教材。换句话说，身为教师，尽管我们无权决定教材，但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站在“儿童立场”上使用教材。
　　杜威在谈及教育的价值时说，“‘价值’这个名词有两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一方面，它珍视一个事物的态度，觉得事物本身有价值。价值就是丰富的或完全的经验的名称。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就是欣赏。但是，评价也指一种有特色的理智行为一种比较和判断的行动，估量事物的价值。当我们缺乏直接的丰富经验时，就要进行估量，同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情境的各种可能性中，选择一个可能性，以便达到完全的现实，或者获得重要的经验。”其实，这里的“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体验。“要使一个学生了解数学的工具价值，其方法不是向他讲解在遥远的和不确定的将来，数学将给他带来的好处，而是让他发现要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取决于他使用数字的能力。”
　　他还指出，“在教育上，我们可以肯定，科学的教学应该使科学成为学生生活的目的，科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科学本身对生活讲演所作出的独特的、内在的贡献”。谈到诗歌的价值，他说，“可以这样说，如果教育没有成功地使诗歌成为生活的一个资源和闲暇生活的手段，这种教育就是有缺陷的。否则诗歌只是矫揉造作的诗歌”。也就是说，教育的价值，在体验，在欣赏。
　　悲的是，当下的教育为了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绩，用搞形式的思维管理教育，一拨一拨地设立名目、贯彻实施、检查验收，加上用工业化的量化考核方式评价学校、教师，过度地放大了教育的选拔甄别功能，人为地将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
　　杜威的“无目的”其实就是目的，这目的就是“儿童立场”，就是教育的普世价值，为建立“民主主义社会”奠定基础。“无目的”是针对教育的功利性目的的，也是针对教育目的的单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