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需要补的不只是信息安全漏洞

　　临沂女孩徐玉玉被骗致死案告破了。
　　嫌犯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是出身清贫，平时看似本分。他们在拨出一个个诈骗电话坐等他人上钩时，不会想到强大的蝴蝶效应会将人引向死地。即使严格依法惩处，判刑也不会超过十年。出来后，因为进过监狱有过污点，这几个年轻人的未来也就难以光明起来，说不定会产生更大的道德崩塌，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恶的莫比乌斯环。
　　这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人都具有趋利性。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趋利并非必定为害。是什么导致一个人作恶？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认为，好人变成坏人，盖有三个因素：个人特质、情境以及系统力量。从人性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有潜在的恶，即我们都是恶的病毒感染者，这病毒是否会爆发成病，则取决于情境和系统的力量。看到有利可图，强化了人的趋利心理；看到有空子可钻，增加了作恶的可能，也降低了为害的成本。理想的状态是，这个社会不留任何非法获利的漏洞。
　　事实上，我们需要堵的不只是信息安全漏洞，而应该全面检视这个社会，找出并一一堵上它所有的安全漏洞。
　　这些漏洞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漏洞，几乎所有的制度都存在漏洞，而制度性姑息，就是对恶的纵容；二是管理漏洞，即使有严格的制度，然百密一疏，监管者要时刻警惕执行过程中的疏漏，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三是人性漏洞，很多情况下，弥补漏洞都少不了对人事的“禁止”，虽然过多的限制会减少自由、压抑人性，但是，“一个成熟不压抑的社会，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培养公民的节制与谨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维护一个健全社会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限制个体自由，而不是每个人各行其是。
　　社会处处有漏洞，邪恶必然滋生，而对恶的惩治只是舍本逐末。升级“社会软件”，事前防备，远比事后惩处更有意义。如电信实名制问题，匿名性降低了个人的责任感，制造出了为恶的潜在条件。再如，教育应该帮助人认识到人性邪恶的一面和在情境力量下的脆弱性，提升防御机制。
　　科技的发展使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如果不及时“查缺补漏”，高新科技很容易成为作恶的工具。在有些方面，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补漏洞的工作。比如，火车票实名制，补上了出行安全漏洞，也堵上了嫌疑人作案后窜逃的后路；两学一做，补上了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漏洞，也可以阻止小人得志、病人提拔。当前频出的金融犯罪多与电信运营商和银行业务有关，监管者必须有所作为，才能使潜在的恶悄声消弭。政府必须拿出强有力的措施，督促这些部门和行业堵上漏洞，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最大最普遍的漏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不能仅止于不违法不犯罪，而是面对问题不逃避、不推诿、不畏惧、不贰过、不冷血、不沉默，因为，“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损，我和人类的命运共存”（约翰多恩《神学冥想之十七：丧钟为谁而鸣》）。
　　我希望我们生活的社会是这样的：机制健全，人心向善，人人相安无事。这样，临沂女孩徐玉玉，可以开开心心地奔赴她的大学；那几个年轻人也能娶妻生子，孝顺父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