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早送孩子出国不好？其实一百多年前已有了。。。

　　张生20160908
　　到国外去留学，学会自理和自立自然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今天，我们的孩子到国外去生活和学习，受不言之教，行文明之为，若干年后返回祖国，他们也将会为我们的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或可改变我们的文化基因，迎来我们的文化的真正的进步。
　　近年来，随着国人逐渐变得富裕，越来越多有条件的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特别是欧美等文化教育发达的国家去留学，和之前出去的孩子多为读大学的不同，现在有不少孩子出去都是去读高中甚至初中的。
　　这也表明国人眼界的开阔，因为到国外读大学，更多的是进行专业的学习，而去读中学，相对而言，因为是“国民教育”，倒是能更好的了解和熟悉所在国的文化思想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从而养成一种新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
　　而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对外交往日渐频繁，大到外交，小到贸易，随时随地都有各种摩擦和问题出现，可我们解决的总是不尽如人意。
　　比如日前在里约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与他国运动员在对比赛规则的认识上就发生了很多纠纷，但我们的解决办法却不是很成功，甚至受到国人诟病。其中的原因不仅是我们对规则的理解不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这些规则背后的思想及执行的逻辑理解不深，只看到了字面的意义而不能深入把握其内核所致。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的欠缺。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送出去的那些小留学生们，将来若学成归国，多少会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
　　不过，因为他们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年龄较小，难免让父母担忧。同时这个问题也引起社会的关注，有人认为过早把孩子送出去，虽然可以在日后的升学中有一定的便利，但却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一个理由是他们出去后因为文化差异，又兼缺乏父母的管教，很容易因“失控”而“乱来”，另一个理由他们回来后又因受到了国外文化的熏陶而无法融入国内的环境，对未来的发展不利等。
　　清朝的留学生
　　这样的疑问并非今日才出现，早在百多年前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时，就已经争议不断。1872年至1875年间，在首位耶鲁中国留学生容闳的倡议和曾国藩的支持下，我国曾派出四批次120名平均年龄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留学。
　　而之所以选择“幼童”，也是容闳的建议，他提出学生的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被原有的文化所羁绊，也更易于接受新知。他们先后至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学就读，后陆续升入耶鲁这样的名校深造。
　　可遗憾的是，因为有人认为他们染上了美国的思想及行为方式，离经叛道，强行终止了他们的留学计划，1881年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召回。那么，这些孩子们到了美国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看看亲历此事的容闳在他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的描述：
　　“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
　　而时至今日，如果中国的家长们看到孩子发生这样的变化，即有了容闳所言的“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我相信他们已绝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召回了。
　　因此，批评当今的“留美幼童”的第一个理由我觉得似是而非，因为这个观点还是中国的教育孩子的传统思路，那就是认为孩子一定要在大人的监控下才能正常的成长，殊不知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国外早就要求自理并自立了。
　　到国外去留学，学会自理和自立自然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而至于那些“乱来”的熊孩子，在国内十有八九也会“乱来”，再说了，就是有乱来的熊孩子，终归还是少数中的少数，岂能为之因噎废食？
　　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深远意义
　　至于第二个理由，我觉得可笑之余也感到可悲。难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早早送出去的目的不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熟悉和理解国外的文化吗？
　　如果让他们去留学，最后变得更像在国内读书的孩子，或者比国内的孩子更能适应国内的环境，那又有什么必要再让他们去留学？
　　清政府召回留美幼童时，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亦向中国方面致信陈情，其中有言至今仍可警醒世人，“况贵国政府当日派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这“中学”我想不仅指中国的学问，当也有中国的的所谓文化习俗。
　　而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妨把送孩子出去留学的举措看得更为深远一些。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的文化自我更新的力量并不强，除了异族的入侵所带来的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外，鲜有文化上的自我更新和变革。
　　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上的发展必须要有不同的文化的刺激与融入，特别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若还闭门造车，以为继续保守祖宗之法或者不停的去祖宗那里寻找未来，才能促进我们的文化的发展，那就多少有点掩耳盗铃了。
　　显然，今天，我们的孩子到国外去生活和学习，受不言之教，行文明之为，若干年后返回祖国，他们也将会为我们的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或可改变我们的文化基因，迎来我们文化的真正进步。
　　当年的留美幼童中，侥幸完成学业的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事迹已广为人知，而那些没能完成学业的人日后也大都成为我们国家的教育，外交，工业和军事人才，依容闳言即“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回归国学还是拥抱西学？
　　当然，这只是我美好的想象。我总觉得，与其把孩子送到挂着各种国学招牌的出租屋里，还不如让小孩栉欧风沐美雨，到野外去海阔天空的做“骇客”（hiking），在球场上健身，学会自我的独立，平等的待人，养成一种自由坚强的精神。
　　当然，也大可不必担心这些“留美幼童”们从此六亲不认，同样留美出身的容闳的话就说得很好，“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更加强了。”
　　而正是出于对于祖国的“同情心”，这个因为长期留美而几乎把汉语都忘记了的中国人才呕心沥血发起了幼童留美计划，他也将此视为自己的“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
　　现在，我就用他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以与那些已经和将要把孩子送到海外学习的家长们共勉：
　　“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作者张生为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