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中国收入差距的症结与出路

　　由政府官员亲口说出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似乎不易，但是，在“两会”期间，就是有“胆大”的官员敢于直面分配不均的问题，甚至石破天惊地发出“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差距上万倍”的言论。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是否如这位官人所言的如此之大？中国收入差距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在何方？这里不妨做一下讨论。
　　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健的“万倍差距论”一样，2010年，本人还在英国访学时，就读到了中国国内媒体的这样一条新闻，题目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文章借用世界银行的数据称“中国1家庭掌握41。4财富”。由于本人研究的内容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所以就抱着求真求实的态度，查询了世行的相关数据。但是，许是个人查询能力有限，截至2010年10月，世行网络上能查询的最新数据是2007年世界发展指数（2007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而且说的是2004年的数据。
　　在这一版的数据库中，笔者查询到的数据却是“中国10而不是1的家庭掌握41。4财富”，与媒体的报道差了一个小数点，真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国人竟然开了如此巨大的玩笑。当时，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体《ChinaDaily》还翻译发表了这条新闻，我不禁哑然，对于这种新闻不加考究地传播，不啻为既失职又抹黑之举。
　　回到刘秘书长的“万倍差距论”，这种简单的推演就更加荒谬可笑了。按刘秘书长所言，在中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约在1000元左右，而国有控股公司的老总收入高达千万”，因而得出“收入差距上万倍”的结论，殊不知，收入达千万在中国并不是最高的，君不见百度总裁李彦宏都进入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全球百强了吗？与李彦宏94亿美元身家相比，刘秘书长是否可以得出中国收入差距达到“上千万、上亿”了呢？实际上，收入差距的科学算法并不是靠几个特殊的例子进行比较，而是将一定的样本按收入高低分组，进行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比较。刘秘书长的这种算法未免太草率，因而也就有误导和大而化之的嫌疑。
　　实际上，按照世行提供的数据和其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收入差距并不比英美等国要大。2003年英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国53的财富，美国在1999年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国49。4的财富，最近的研究显示2006年这个数据达到69。8。由此可见，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大。
　　中国的症结在于缺乏调节
　　中国的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10人口的收入差距，虽然没有英美等发达国家大，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中国的收入差距确实运行在一个扩大的轨道上。
　　中国基尼系数长时间高位运行已经众人皆知了，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5到1990年代超过国际警戒线0。4；目前一些专家甚至提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6。收入差距扩大亦有数据可查。从1995年到2004年间，中国最富的20人群比收入最低的20人群，收入差距已由8。6倍提高到12倍。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讲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实际上，中国收入差距的最大症结不在于差距过大，而在于缺乏调节，其中税收调节和公共服务支出尤其需要提高。从美英两国的例子来看，美国经过税收调节，使得基尼系数从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0。5116，下降到之后的0。4284（2009年）；英国在20世纪的转移和支付，对于基尼系数的下降发挥了22。7的效应；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成效甚微；从公共服务来看，2006年中国社保支出才相当于GDP的5。97，而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2005年的社保支出，分别相当于GDP的21。3、15。9和18。6，中国仅仅维持在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收入差距的出路在动态调节
　　中国奉行了长期的GDP主义经济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积累了后续发展的资本。发展是硬道理，公平是社会制度的基本价值，二者必须得到有效平衡。未来中国发展的进程中，要特别注意：
　　一、动态提高初次分配比重。近年来，中国初次分配收入占GDP份额的比重逐年下降，政府虽然也开始进行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入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但是，这些工作不应该只满足于一时，应该列入动态调整的工作布局，将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起钩来，让老百姓感受到“增长”所带来的益处；
　　二、动态改善税收调节机制。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税收相当于各国GDP的30至35，个人所得税对国家整体税收的贡献超过50。但是中国由于税制滞后、各种收费不规范地替代了税收作用等因素，导致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体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7左右，无法很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因而调节税基、税级值得鼓励，但是完善制度，对税收制度实施动态化地调整，实属应然。
　　三、动态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胡温政府上台以后，逐步加大了民生支出力度，并且响亮地喊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这一点毋宁是顺潮流而动。但是受制于国家发展水平，中国公共服务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无论如何，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大势不可阻挡，在未来，实施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的基础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部分公共服务，应该得到鼓励。
　　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