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公平与中国的命运

　　共同富裕是中国下一轮发展的持续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动荡不安，正处于大分化大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下一轮发展的依托点是什么？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些问题。首先，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疲软的时期，中国不可能继续依靠出口导向发展自己；其次，在某国或某个国家集团独大的现状下，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列强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发展自己；第三，在西方深陷债务危机的警示下，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那样通过债务刺激来发展自己。出口和可控的债务增长固然有利于需求的扩大，但是，它们解决不了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选择在那里？答案非常明确，那就是推行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让我们从中国经济遇到的主要难题谈起。
　　中国面临的发展难题，是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而导致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中下层群众许多潜在的需要，由于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无法转化为有效的需求。中国过去为什么要坚持出口导向？是因为内需不足，只好向外部市场寻求出路。西方为什么面临债务危机？也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长期实施富人减税和中下层减收，导致贫富悬殊扩大，只好依靠债务扩张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出现了中下层借钱、政府举债的困境，最后导致了今天的债务危机。
　　现在西方的债务负担不可持续，而中国的出口导向也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都遇到了瓶颈。但是，中国和西方在解决自身问题时，各自面临的出路是不一样的。
　　西方目前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是债务负担严重。如何解决债务负担将决定西方未来几十年的命运。西方在解决债务负担的过程中，可能主要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让中下层买单来实现，其结果就是更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更加严重的需求不足，导致漫长的低增长或经济停滞。而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是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中国能在未来几十年中，致力于解决贫富分化，解决收入不公，推动社会公平，就可能刺激出持续的内需，为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可能突破这个瓶颈，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发展时期。
　　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贫富分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内涵。在展望本世纪世界经济的消长和世界重心转移的时候，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推动实现公平正义，就一定能解决贫富分化，中国的振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为什么在世界经济面临长期持续疲软和动荡的时代，西方的主流舆论依然认为中国的崛起或超越西方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预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或许有人认为，这个预言建立在对中国私有化和放任自流市场化的估计上面。这个预期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西方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它们面临的经济动荡和疲软。这个预测只能是建立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关键点上。这个不同的关键点就是中国有可能实现公平正义和解决贫富分化，从而有效地提振内需，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于中国崛起的预言，其实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西方将很难有效地通过解决贫富悬殊的方式，来解决债务危机和需求不足的问题。与此相反，中国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有效地解决收入不公，解决内需不足的难题。无论他们承认不承认，这个关于中国崛起的预言显然就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认同，对中国政府未来政策优先选择的认同，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认同，对中国实施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简而言之，这个关于中国崛起的预期，其实就暗含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信心，同时也暗含了对西方政经体制（包括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化）的某种悲观。
　　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调整的时代里，历史再一次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中国的振兴才可能成为现实。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这个判断也是符合变化了的国际环境的。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环境。美国战略东移，亚太成了战略重点，而且美国放弃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设想，而立足于打赢一场战争。美国这个战略重点“关注”的对象，有人认为就是中国。在这种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不能继续沿着寻求外部市场以谋求发展的思路走下去，而是要眼睛向内，从内部寻求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这就要调整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提振内需。
　　中国改革开放不能变，100年都不能变。那么共同富裕同改革是什么关系呢？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场涉及广泛的改革，是对经济利益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比如分配体制（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包括社保等）、医疗体制、住房体制、教育体制、户籍体制、雇工体制都需要做出相应改革。而且，还需要相关民主和法制建设，从经济利益关系上和体制上保证中下层群众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下一轮改革的主要思路和任务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在改革初期，中国面对的是平均主义，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以允许收入拉开差距为思路的改革有利于改变平均主义，增加经济的活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倡先富起来，实施以拉开收入差距为特点的改革是符合国情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但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历史条件变了。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相当高，超过了警戒线。各种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劳动者相对贫困加剧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这不仅威胁着社会稳定，而且导致内需不足，生产过剩，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继续拉大收入差距不仅不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导致内需持续不足，导致生产进一步过剩，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基本任务，是构建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体制一种体现公平正义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体制。这种改革会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内生的持续的动力。这个改革思路，体现了“可持续增长”和“以人为本”的思想。
　　新自由主义的要害是扩大收入差距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就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改变拉大收入差距的思路，推动公平正义的新的改革共识，就意味着要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这几十年发展很快，主要是因为搞了私有企业，搞了市场经济。有人甚至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归功于新自由主义，还提出为了中国下一轮发展，必须搞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的确，过去几十年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那不能等同于完全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化，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特点是政府推动和市场结合，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主体。从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指责中，可以印证这点。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一点，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过去搞了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将会是什么局面？
　　有比较才有鉴别。对比一下搞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处境，比如，对比一下俄罗斯过去几十年的处境，对比一下中亚北非某些国家的处境，我们就有了答案。为什么上述那些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灾难，而中国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同这些国家的根本差异，不是中国有私有企业而他们没有，不是中国搞了市场经济而他们没有搞。中国同这些国家的根本差异，是中国拒绝了彻底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假如过去几十年中国完全推行新自由主义，中国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面临更加严重的内需不足，面临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可能早就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动荡，不仅不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并顺利地度过2007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很有可能像世界许多搞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一样陷入经济社会的动荡。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拒绝了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搞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不仅不是中国下一轮发展的出路，反而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中国崛起的必要前提，是推动公平正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必要内容。
　　私有化将导致更严重的贫富悬殊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拒绝私有化。经济学虽然可以非常高深，其实也可以非常简单。要回答“按要素分配能否解决收入不公”这个问题，只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张三和李四两个人，张三有1亿资产，李四有10万资产。两者间的贫富差距很大。为了解决贫富悬殊，如果反对政府介入，要进一步按要素分配，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张三当然要拿大头，李四当然要得小头。这不仅不能解决贫富悬殊，反而导致贫富悬殊更严重。按这个思路下去，如果还要进一步搞私有化，让张三这类少数人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进一步按要素分配，岂不是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导致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
　　稍稍尊重历史的人，是不会闹出这种笑话的。几千年的私有制历史，就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历史。如果私有化能解决贫富悬殊的话，那人类从来就不会有贫富悬殊。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通过私有化和按要素分配，通过单纯的市场，解决了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的例子。想当初，俄罗斯用“休克疗法”，搞私有化和市场化，搞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巨大的国民财富给搞没了，俄罗斯政府被搞得一穷二白。有的时候，匮乏的叶利钦政府，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投机客低三下四，借钱来解决财政问题。在俄罗斯财富的天平上，一方面是少数世界顶级的寡头，一方面是大量贫困的中下层群众。近年来俄罗斯贫富悬殊有所改善，谁都知道，那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美国算是市场经济的样本。如果私有化、市场化就能解决贫富悬殊的话，美国根本就不应当出现贫富悬殊，因为美国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最彻底的国家。但是，美国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这个贫富悬殊，在20世纪经济大萧条达到了极点，后来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以后，“里根革命”推动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减少政府对分配的调控，实现了更彻底的“按要素分配”。按照按私有化和要素分配派的观点，“里根革命”必然缓解了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结果恰恰相反，美国的贫富悬殊变得非常严重。就让我们多花一点笔墨，认认真真地看看几个衡量贫富悬殊的指标。
　　第一，财富集中。从1922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夕，美国迅速完成了财富的高度集中。财富金字塔顶部的1的人口，拥有社会财富比例从1922年的31。6，增长到1929年的36。3。财富集中的状况从罗斯福到里根以前这段时间得到极大的抑制。在里根就任时，美国宝塔尖的1拥有财富比例只有20。但是，几十年的“里根革命”使这个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1的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从1981年的20，窜升到2007的40以上。同年，最富的5的人口占有超过50的社会财富，而占人口40的中下层人口只拥有1的社会财富。如果再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财富集中的话，它已经达到了0。82，几乎是到了极限，成了富者通吃了。财富集中的这种历史对比，同样证明了私有化和市场化只能导致财富的高度集中。
　　第二，中下层的相对贫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减少政府干预，导致经济增长和劳动者收入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而且这个剪刀差不断扩大，导致劳动者相对贫困加剧，社会有效总需求不足。从1980年到2006年，美国人均GDP增长67，但是中等劳动者的收入只增长了16。9。
　　第三，中产阶级沉沦。有些人为了推销绝对的私有化，使劲忽悠中产阶级。其实，这是一条让中产阶级沉沦的道路。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美国国税局的资料表明，美国纳税人的平均工资，在1988年为33400美元，20年以后，到了2008年，依然停留在33000美元，原地踏步，还后退了一小步。而顶部的1的人，收入在同期上升了33。如果说美国社会在“里根革命”以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而现在已变成金字塔社会。
　　上面这些实证的例子不仅证实了私有化或按要素分配可以解决贫富悬殊的假说不成立，而且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它们都是制造收入不公的那双看不见的手。
　　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应当成为改革的新共识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中国需要寻求新的改革共识和发展动力，这个共识的重要内容，应当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面临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当今中国，共同富裕是连接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那个等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体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经济利益关系，能有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让广大中低收入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就，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群众路线的结合点。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建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当今中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新任务。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正在寻求反应历史要求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探索，中国改革不能再沿袭扩大收入差距的思路。这不仅不是有些人讲的那样，改革遇到阻力，改革面临停滞的表现，恰恰相反，是改革充满生机和活力，善于自我调整、顺应历史潮流的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要100年不变，就在于不断根据历史条件调整自己，是一项不断自我更新的事业，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伟业。公平将是下一轮改革的主旋律之一，将决定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