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技术和教育的赛跑

　　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在中国，一样有技术和教育的赛跑，而城市化则是那条跑道。
　　技术、教育与收入差距
　　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哈佛大学教授高登和卡茨在他们的书中写道。他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世纪”。在这100年间，美国领跑了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其基础就是教育。直到最近这些年，在发达国家内部，人均教育程度赶上美国的也只是少数国家。
　　教育的发展支持了美国的技术创新，也提升了其人均收入水平。在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美国的教育恰恰提供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于是美国民众普遍分享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而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这个故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技术进步依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依旧，而美国教育体系“生产”技能的速度却放慢了。
　　二战后出生的人群的教育水平提高赶不上技术进步对他们的要求，于是，人群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受到了全球最好的教育，当上了律师、工程师、大学教授和医生，收入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国的制造业迁至其他低收入国家，中国为主的新兴工业国成了制造业的接班人。甚至，连一些服务业也被外包到其他国家，比如印度的电话呼叫中心。即使在美国国内，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也替代了大量简单劳动力。于是，在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输了的人们只能去竞争那些不能被计算机替代，也不能被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秘书和超市收银员。
　　不得不再提一下制度层面的故事。美国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里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工会组织的弱化，二是最低工资变化不大，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实际的最低工资是下降的。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在经过了前四分之三世纪的“共同富裕”之后，美国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中国技术、教育与城市化
　　对于美国的故事，苹果电脑和iphone的生产是个绝好的例子。产品的设计和公司的管理在美国，产品的售后服务也在美国。而中国也加入了这个故事，成了苹果公司的生产中心。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也躲不过这场技术和教育的赛跑，一方面要和自己赛跑，同时，还要与其他国家赛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赢的。虽然在文革期间，中国教育受到了致命的摧残，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手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相对低价优质，而且在数量上，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为全球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于是，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在这场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中国还能赢下去吗？近年来，劳动成本的上升是明显的（虽然我不认为这等同于劳动力短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越南），另一些企业留恋于中国稳定的制度环境、成熟的生产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在观望。但如果按目前的状况，企业的外迁是迟早的事。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同样要面临技术与教育的赛跑，而城市化是这场赛跑的跑道，问题是这条跑道并不平坦。如果城市化进程顺利，中国还有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需要进城务工。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城市常住人口，从而使城市化率跨越了50这个门槛之外，其余仍然居住在农村。
　　我要提醒乐观的人们，对于当前出现产业外迁的趋势，国人应该思考接下来还要进城的农民怎样就业。是的，中国的城市化率迟早会达到75，甚至80，这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在于，如果按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农民进城受阻，就会让这个仍有一半农村居民的国家发一场“劳动力短缺”的高烧。而另一个同时出现的怪事是资本深化过度，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最低。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赢者可以拿参与全球竞争的收入水平，输者只能在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不只要教育，更要技能
　　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至少不太容易。但是，中国完全可能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技能。
　　一个事实是，进城的农民工已经成了制造业的主体。但问题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是在农村接受了教育。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已经达到大约8。2年。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农村拖了后腿，因为即使在2005年的小普查中，非农业户口的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已经达到10。3年，而农业户口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6。9年。
　　农村人口如果上不了大学，又想获得教育回报，就要进城打工，研究的确发现，教育可以提高外出打工的概率。而农村人口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如果不转化为进城打工的机会，那么，在农村中获得的回报并不高。根据陈斌开的研究，农村劳动力增加一年教育所带来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所获得的教育回报，再加上农村劳动力本来教育水平就比较低，于是，城乡间的教育差距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34。69。那么，进城的农村居民命运如何呢？我们的研究显示，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之间，更高的教育水平仅带来微弱的收入上升。
　　问题清楚了，对于中国大量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在农村所受到的教育非常差，而且就以这样的教育，一旦城市的产业升级，他们就可能会跟不上，常听说，中国制造业缺的是技术工人，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已经成年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教育，如果要适应未来的需要，就只有对那些还年轻的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那为什么不做？就按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门槛，农民工留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几乎无望，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够结婚和盖房的钱，然后回家。要他们为一辈子的“钱途”再投资于技能培训，根本没动力。而城市的政府也不会为他们投资，因为投资了他们也还是要离开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进城农民工留下来，不改变农民工和政府两方面的预期，没希望。
　　给定现状，还有一个办法是加大农村的教育投资。数据上来看，城市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是农村生均经费的2倍多。考虑到在城市发展教育有规模经济，那么，城乡间生均实际投入的差别更大。问题是，这还不是个钱的事，未来进城的农民缺的不只是教育年数，而是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技能，很难想象在农村可以提供这样的技能培训。
　　故事还没结束。小陈老师告诉我，他有几个小学同学原来在老家的小学里教书，而且教得不错。但由于收入太低，最近有的转行考了县政府的公务员，有的甚至去做了出租车司机。做农村教师还不如开出租车，请原谅这篇文章实在无法不以灰暗的情绪来收尾。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