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沃德科：新自由主义已经败下阵来，但无“北京共识”

　　“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好，但不一定就是好”，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作为借口，来扩大官僚体制和国家的管控
　　科沃德科（GrzegorzKoodko）曾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至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长，历经四届波兰转轨后的中左翼政府，在波兰转轨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一个任期中他将波兰带入了经合组织（OECD），后一个任期中他见证了波兰在加入欧盟前夕做出的准备。
　　科沃德科在转轨初期就对“休克疗法”大加批评，认为波兰得以在1992年走出经济衰退并不是因为“休克疗法”的成功，而是因为及时停止了“休克疗法”。他也一直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并扩散至全世界的根源。
　　如今，科沃德科作为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ALK）的经济学教授，创办了一个叫“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TIGER）的智库。除了讲课、演讲，他最多的时间用来了周游列国，至今已经到过150多个国家。他认为，对不同国家的对比是他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来源。
　　2011年11月，科沃德科在北京参加财新峰会。这位滔滔不绝的经济学者和前政策制定者在财新记者的专访中，评价了波兰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欧债危机的应对方式。
　　“新自由主义已经败下阵来。”严厉批评“华盛顿共识”的他也指出，“北京共识”并不存在，但一些想要扩大威权的人正将其作为借口。
　　波兰“并不好”
　　记者的提问从波兰开始。波兰在欧洲经济中可谓“一枝独秀”，是2009年全欧盟27国中惟一保持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为什么波兰能够比其他中东欧国家都表现得更出色？
　　“表现得比其他国家好，但不一定就是‘好’。”科沃德科并不多言波兰的成就，一开口就对自己的国家提出了批评，“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他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波兰财政赤字的高企。波兰2010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7。9，今年预计还会在5以上。虽然波兰的公共债务率“仅”有GDP的55危机后还能将公共负债率保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60以下，已经值得其他许多欧盟国家羡慕但财政赤字率的上升是危机带给波兰的一个挑战。
　　尽管仍未加入欧元区的波兰躲过了欧债危机的风暴眼，但今日的松懈就会是明日的危机。当问到波兰转轨以来遗留未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科沃德科说是社会保障的低效。
　　“即使在经济上升期，也还是花费太多了。”他举例，波兰每年仅用于对农村地区“前农民”的养老金补贴，就占到了GDP的1。
　　社会主义时期由国家统包的养老体系仍是波兰的巨大负担。改革的方向是由政府向私人部门养老基金拨款，与雇员缴纳基金一起，投资于资本市场。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
　　科沃德科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养老基金主要投资于政府债券，这就意味着，面临财政赤字的政府要借钱来转拨到私人部门养老基金中，然后这些养老基金又去购买政府债券，“所以钱只是绕了一个大圈在循环。”
　　危机后，波兰政府决定大幅减少向私人部门养老基金的拨款，不少人反对，但科沃德科认为“这次政府是对的。”
　　科沃德科说波兰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现有产能的利用率不足。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但产能利用率只有四分之三左右，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这点上，科沃德科批评波兰政府急于削减赤字而采取了过分的紧缩措施，公共部门支出减少的同时无法创造就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到头来更不利于赤字的缩小。
　　科沃德科认为，波兰与欧债危机国的基本面有质的区别：债务率水平可持续，经济也还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要大力缩减开支，应该注重刺激经济的需求。
　　第三个问题便是失业。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波兰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仍有着高达12的失业率。这还是在加入欧盟7年来200万波兰人移民西欧之后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人没移民，失业率会高出20。”科沃德科说。危机后，越来越多的波兰移民在西欧找不到工作，陆续回国，波兰的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
　　失业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科沃德科介绍，经历着宏观经济重构的波兰，其老工业重工业、采煤、造船、机械制造业、国防军工等，基本都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等待破产重组。不过，仍有部分群体捧到了“铁饭碗”，“比如说煤矿工人可没有失业，教师也都有工作。”
　　科沃德科说，波兰今天的GDP大概达到了1989年水平的190，虽然与一些前苏东国家比起来很不错，但相比中国GDP在22年来已经增长了5倍，波兰还做得不够好科沃德科认为，如果波兰不是在转轨之初的1989年至1991年大搞休克疗法，1998年至2001年间执政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正是科沃德科不在任期间），今天的GDP水平还会更高。
　　在其新书《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中，科沃德科批评1997年至2001年执政的波兰政府过于迷信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财政政策过于束手缚脚，又以减少国家干预为理由废除了相关的工商业政策，结果是GDP增长下降、就业岗位流失。
　　“‘自由’（liberal）是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竞争、开放、民主，而‘新自由’（neoliberal）则意味着你利用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来使少数人获益，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科沃德科说自己是一个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没人抗议才奇怪”
　　“有人上街抗议是很正常的，如果没人这样做我才奇怪呢。”谈到希腊目前的社会动荡，科沃德科说。“但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对一些事情进行控制是有必要的。”
　　他举了波兰的例子。波兰有一个针对葬礼的补贴，每位死者的直系亲属可以得到6000兹罗提（约合2000美元）的抚恤金。但近来政府为了紧缩财政，将这个补贴削减了三分之一。
　　“现在没人上街抗议，不过如果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小调整，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人们就会越来越紧张，就可能会上街。”
　　科沃德科预测，明年春天的波兰街头也将出现抗议人群。“现在不是波兰抗议的好天气，不过对意大利和希腊来说，上街还行。”他半开玩笑。
　　作为曾经的决策者，科沃德科也遇到过民意对改革的抵抗。他回忆，自己2002年至2003年任财长时，由于实行一项在出租车上安装自动增值税收银机的措施，华沙的出租车司机组织了一次罢工。
　　“嘀嘀嘀嘀嘀嘀，”科沃德科学起司机们鸣笛抗议的声音，并毫不忌讳地在记者面前用“愚蠢”（stupid）这个词来形容组织罢工的团结工会。
　　但他自信地认为，这种改革是公平的、符合市场规律和现代化的要求的。他认为，这种增加和巩固财政收入的措施，正是希腊现在最需要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希腊开出的“经典”药方减少转移支付、减少社会支持，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维下的“紧缩的痴狂”（austerityobsession）。
　　如果他还在IMF工作（2003年后他曾在IMF任职），会给希腊什么样的建议呢？
　　“当然我会建议进行财政调整。但执行财政调整不能光靠紧缩。”科沃德科说，他任财长期间也“很节约钱，很讨厌浪费钱”，但紧缩不能太过分不能以损害社会凝聚、导致经济收缩为代价。
　　希腊目前正是做得“太过分”了，科沃德科认为，“（过分得）人们似乎能真的感觉到疼痛。”
　　“希腊人又时时刻刻听到电视上说，紧缩是为了还钱给德国、法国的银行，他们就会想说：且慢，我们要还几十亿给那些富有的银行家？我们要为此失去工作？降低工资？”科沃德科认为，这种不公平感是希腊难以形成改革共识的重要原因。
　　10月26日的欧元区峰会上已经达成一致，要求私人投资者对持有的希腊国债减记50。科沃德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有了这一步）救助计划才有可能得到希腊民众的不是‘支持’，而是‘容忍’。”
　　他说，一方面希腊民众应该明白，自己必须为之前寅吃卯粮的错误付出代价；另一方面，那些行为不检的金融业者也应付出自己的一份代价。只有两方面都出一份力，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解决危机的凝聚力。
　　无“北京共识”
　　在这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严厉批评者眼中，到底什么是替代选择？所谓的“北京共识”成立吗？
　　“不，我不认为真正存在‘北京共识’。”科沃德科的回答很干脆。在他看来，之所以有“北京共识”的说法，是因为有些人借此暗指其中隐含的政治成分：即有一个与西方体制不同的有限的政治民主，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不腐败、受到认可、知道该如何行动的政府。而这种模式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学习的对象。
　　但科沃德科对这种看法存疑。“谁来学习呢？巴西吗？我认为中国要向巴西学习的可能比巴西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更多。”
　　在他看来，世界可以从中国的经济成功中总结出来的正面经验是：“要取得成功，就要用自己国家的方式，来找到一个组合，将资源、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人民的心态等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必须将市场和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但他也看到，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作为借口，来扩大官僚体制和国家的管控。“当然监督和监管、国家干预等都是有需要的，但风险是，有可能从监管不足一下变成过度监管，从美国那种自由放任，一下变回你们改革之前那种经济体制，或是变成那种腐败的、官僚气的、不灵活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当然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科沃德科提出了“新务实主义”（NewPragmatism）的概念，包括从价值观的重树、机制的建设、政策的指向性和落实等三方面，来寻找既实现私有产权的经济自由，也通过国家适当干预对市场自发力量进行纠偏的道路。
　　当问道他脑中哪些国家更接近这种理想的状态时，他首推巴西“在私有产权扩大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凝聚，证明了私有产权和国家干预是可以共存的。”此外，亚洲的马来西亚，后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以及走出本世纪初危机后的阿根廷，东欧的斯洛文尼亚等，都给新兴转型经济提供了积极的学习榜样。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