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中国的发展主义模式

　　近一个时期以来，讨论中国模式的文字有许多，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赞扬者将之称之为世界发展可以仿形的模式，反对者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中国模式。依照我的理解，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是政治学中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实践过的一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实行过，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曾经比较普遍的推行。因此中国目前实践的这种发展主义模式并不是一种新的东西。
　　1。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府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非常快，这里边有很多因素。很重要的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政策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使得社会有一种更加开放的独立空间，而在这种独立空间之下，中国的老百姓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能力，私营经济的出现导致了他们愿意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发挥了自己的创造能力。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改革开放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政策下，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已经使得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的舞台，在国际上扮演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除了社会这一个层面以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个过渡当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计划经济就是政府支配的经济，因此改革开放是要让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就是要从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过渡到非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如何过渡是一个大问题。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所提出来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政府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要让政府出面“搭台唱戏”，让政府直接扮演经济转型和发展推手的角色，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这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如果不直接进入到经济之中，政府会对经济改革开放缺少兴趣和动力，从而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因此，让政府成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参加者、得利者是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策略。当时提出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做法很快就转变成了政府既搭台又唱戏的做法。这样的一种改革政策从1980年代初开始以后很快就成了一个有效的推动经济改革开放的做法。
　　从此以后，由于政府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变中，直接成了经济发展的推手，因此政府积极地卷入到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来，并成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直接参与经济，直接招商引资，直接入股企业，直接分红盈利，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已经难以分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个公司。这样的结果就是政府或者直接投资办企业，或者政府做企业的后台，帮助企业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出现大量的垄断型国有企业和大量的官商合作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本来一个理想的发展政策是当市场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的转型，但是当经济转型完成以后，政府应该退出直接插手经济，而用政府的公权力作为市场的裁判，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成的时候，政府并没有退出经济，而是在经济中仍然起非常大的作用，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类型，可以被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等。中国官方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表明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发展中，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的过程，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主角但同时又成为市场规则和法律的裁判员。这在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由政府发挥作用，推动市场的建立是必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之后，政府应该避免直接卷入到经济的过程中，而只应该保持一个宏观上的经济调控作用和市场的裁判员的角色，也就是要保持在市场上的行政中立性。但是由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卷入的程度过深，得利太多，政府不愿意脱离经济。这样，从实际来看，当经济转型完成后政府退出市场而只保持行政中立成为裁判员的期望落空。同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标准也越来越和经济增长挂钩。这样一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越来越走向一个发展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在全力追求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的出发点，而且特别是这个经济发展又是建立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基础上的。中国的经济这30多年来的增长，基本上是沿着出口产品为主导方向的，出口贸易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和手段，也成了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样政府就越来越无法从经济中退出，反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2。国际上的发展主义模式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来看，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也都认可，一个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的国内政治方向是威权主义的，这是由于国家的作用过大，直接进入到日常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在这样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之下，政府就必须要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出口上的问题，而且政府也要通过对出口中政治上的控制，实现出口的目的。这是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发展主义的角色所决定的。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经济落后，政府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卷入到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构成了一种发展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第一，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第一位。由于经济增长成了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实行发展主义模式的国家都强调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政府目标，从而忽略了社会的发展，例如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都实际上不在政府的重要政策日程上，因为这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第二，在发展主义的模式之下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就必须实行控制权力、垄断政治权力、加强控制社会的力度，取消和限制一部分的公民权，因此一般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都实行一种非民主的威权政府体制，也就是给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允许有一定的社会多元主义，但是由于国家在社会政策上不加以特别的关注而引起社会的不满，因此国家要控制公民的不满和反抗；
　　第三，由于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政府为了保证出口，就要直接卷入经济活动中，帮助企业保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价格，这样才会有价格上的竞争力。而要压低价格，就要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压低工资的主要办法，就是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及生产条件也要压低，这样工人就要牺牲政治上的权利，不能组织工会、不能反抗企业，这就要牺牲工人的人权和权益等，这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第四，发展主义的模式容易产生大量的贫困人口，因为企业和政府都希望得到大量便宜劳动力，也不会去关心工人的福利和健康，国家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如何从经济的增长中拿到好处，因此不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福利，而企业关注的就更只是自己的利益；
　　第五，在发展主义之下，国家和企业之间很容易的就形成一个官商勾结的局面，企业和政府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政府的腐败是一种常态。
　　这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做法和通常所产生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国家上世纪就出现过大量的这样的例子。〔i〕台湾和韩国也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发展主义是社会不满意的，因此遇到了社会的抗争。在这些地区都有强大的社会压力的存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国家有很强的“人民主义”〔ii〕倾向的社会的存在，对国家是一个制约的力量，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上个世纪都产生过，尤其是拉丁美洲比较明显而且普遍。许多国家在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下，经济上都有亮眼的表现，亚洲的四小龙有长期的经济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奇迹；在巴西军政府的领导下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实现过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发展主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带来这些国家所预期的政治上的稳定，原因是以牺牲公民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社会是不可能接受的。这造成了许多公平和正义上的问题，造成了拉丁美洲国家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拉丁美洲的发展中所出现的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冲突就是由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在拉丁美洲由后来发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民主化过程加以调整，并终结了发展主义模式。
　　从世界的发展主义的模式情况来看，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并且广泛地流行过。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却又使这些地区开始放弃发展主义的模式，目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放弃了这个发展模式。
　　3。中国的发展主义模式
　　从中国政府在30多年的过程中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来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主义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并没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这种发展主义以前在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其它地区出现过，现在正在中国出现，带有一些中国的文化特色和现实问题而已。中国的发展主义模式是一种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具体现象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中国的各级政府都是经济的参与者，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到各级政府都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政府不但制订计划和政策，而且也卷入到实际的经济增长的操作中，包括借款贷款和招商引资等各种筹资活动，包括建立政府控制的企业或者扶植某些企业的发展等等，政府实际上成了一个公司；
　　第二，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控制着主要经济发展的命脉，例如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和军工企业等等。这些企业控制着主要的经济发展部门，而且这些企业大都是垄断企业，基本不允许民营经济介入；
　　第三，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是考察政府行为或者政绩的首要目标，因此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地区，千方百计的推动经济增长成为一个政府能否有成绩的标志，而这个标志的能否成功，成了政府官员能否升迁的最主要因素；
　　第四，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政府必须要和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因此企业和政府很快就形成一种权钱关系，政府负责解决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例如土地、住户搬迁和所需要的优惠政策，甚至资金等，而企业负责解决政府所需要的经济增长、资金和税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利益集团或者叫利益共同体；
　　第五，这个利益共同体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就要将更多的资源从社会拿到自己的手中，因此社会群体的资源被这个利益共同体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拿到手，形成了政府与民争利的局面，而老百姓的不满和反抗则由政府来负责解决。因此政府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要在经济的增长中压制住社会的不满，因而形成了政府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局面，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行政中立基本不存在，政府可以滥用权力，社会的公平性已经难于存在；
　　第六，在政府的收入增加以后，它们往往实行超豪华的消费，建设高级办公室、出国考察、大吃大喝等是日常的所为。他们当然不希望社会可以监督他们的权力，因此也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的收入、开销和政策过程。这样政府的公共政策难于形成，社会的公共参与也非常艰难，他们基本上在政策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不被监督，腐败成为日常行为；
　　第七，在地方经济发展遇到一些问题以后，政府主要开始利用土地资源来控制经济增长的目的。由于中国的法律规定，土地不是私有的，而是国有的，但是经济发展会带来对土地的需求，例如，道路的建设，房屋的建设等等都需要土地，这样土地开发就越来越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控制土地就成了控制政府收入的主要手段；
　　第八，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也开始顾虑到老百姓的不满，必定社会是有一个标准在衡量政府的，因此要保证国家的利益的实现，就必须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因此要开始考虑给老百姓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开始建立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但是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和国家的收益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第九，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解决劳动力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出口和来料加工产业。世界各国的大公司已经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加工产业基地，各种各样的加工生产从高科技到劳力密集型的服装、玩具等等都在中国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卖到世界各地。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解决了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和巨大的社会转型问题，就是农业向工业转型，农村向城市转型。而这种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和出口导向都是由政府扶持的，
　　政府所起的作用非常大；推行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就要维持产品价格的低廉，这样才能保持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企业的低工资、低福利是国家认可的，而且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社会组织都不可能成立，这是国家要保证的；
　　第十，由于发展主义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而同时在中国的政府体制内的考核标准也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准，因此导致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第一位，而不计其它，例如不在乎环境，不在于侵犯农民利益等等。这样在地方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
　　第十一，为了不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联手以稳定为第一位。压住社会的不满和社会的反抗，并且由此而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联手压制社会表达意见以至于抗争的活动，之中的发展导向不是民主的，而是威权主义的，甚至是专制主义的，回复到专制主义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选项；
　　第十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必然会想方设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由于利益关切到这些受害者的基本权益，他们会不顾任何压制，甚至会铤而走险，因此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有越演越烈的危险，尤其是对直接面对社会的地方政府而言，这种冲突会更大。在冲突中，社会会得到一种新的动员力量而迅速重新组织和发展起来，最终迫使国家实行政治的转型，这些在拉丁美洲的国家的转型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发展主义模式之下，政府可以成功的推动经济在一个时期内的高速增长，也可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集团的需要，政府官员们也可以为本人奠定政绩，从而可以继续升官发财，中国也可以以骄人的成绩而世界称雄。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最近几年，社会的不满在成几何级数的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和社会的不满相抵消，甚至社会不满带来的影响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虽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他们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的负面结果，开始提出要改变这种模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要求注重环境、注重教育、注重社会的平衡发展，注重社会群体的利益、注重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实际上，政府仍然实行的是发展主义模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就是只有经济增长才可以将国家和社会的之间的激烈矛盾加以解决，经济增长是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办法。所以这一基本模式并没有改变，而这种模式所导致的忽视民权的政府行为仍然我行我素。政府不希望社会可以拥有监督他们的权利，并将之视之为影响他们利益的障碍。因此，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仍然得不到实现，而社会的不满也一定会继续“增长”。
　　世界上曾经实行过发展主义模式的地方都基本上调整了国家的发展模式，改行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并行的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风起云涌的中国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一小节，有改动。
　　在拉丁美洲国家这样的例子多的数不可数，例如智力皮诺切特等，在亚洲也一样，例如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朴正熙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关于发展主义的学术著作，可以在大量的依赖理论（dependenttheory）的学术著作中看到，这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例如，FernandoHenriqueCardosoa和EnzoFaletto在著作dependentand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UniversityCaliforniaPress，1979，LosAngers，以及PeterEvans的著作dependentdevelopment，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Princeton，等著作当时对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发展的描述，和中国目前的情况相像。其实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翼和右翼都有）对中国当前状况的看法和当时学者们对拉丁美洲的看法也很相似。
　　对于populism翻译，国内译成“民粹主义”，在中文的意思中有贬义，国内的知识分子好像对它有一种想当然的恐惧。其实翻译成“人民主义”可能会比较好的，有正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