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太：中国模式的经验特征：“四民主义”

　　尽管人们对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尚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但中国的快速发展或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的讨论热情不减。但无论用什么方法或视角对中国发展道路或模式作出的概括和总结都离不开经验基础，因为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在实践探索中成就的。根据近些年在地方和基层的调研，我比较认同中国发展模式的四民主义概括。
　　所谓四民主义就是：民营经济、民权政治、民生文化、民主社会。这四民主义，不仅是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快速发展的主要活力和动力泉源，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并不断走向更加辉煌的决定性要素。
　　民营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活力的体现，也是发展大趋势。但这里所说的民营经济，不是专指狭义的由民间资本投资并经营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形式，而是指产权多元化并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由社会化竞争机制形成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形式。现代经济既是市场化的，又是民营化的。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标志的股份制（共有制）是现代大企业的基本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证明，国有和私有问题并不是决定企业效率和效益的决定因素，产权明晰、经营管理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赢得信任的企业精神和驾驭市场竞争机制的能力是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政企政资不分、产权责任和经营责任不分、由政府官员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国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仅效率和效益会大打折扣，而且可持续发展、防止企业资产流失和交易、乱作为或不作为等问题都难于从根本上解决，并且往往形成所谓的官有制或官僚资本。无数的企业发展个案都证实，无论是国有、集体、私有企业或公共事业企业，只要实行市场竞争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经理团队或社会组织负责管理和经营，其企业状况都会大大得到改善。所谓实行市场竞争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超越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禁锢，最大限度的发挥专业经理人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的管理优势和市场竞争机制，向科学管理和经营要效率和效益，这是搞活和搞好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经验。实行经营权的社会化，是现代经济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化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有权的多元化、经营权的社会化或说企业的民营化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民营化而不是私有化，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提倡与市场竞争机制接轨的民营化，在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的解放和挖潜、在科学管理和经营上做足文章，把国有或集体资产交由专职政府部门或专业化的运营公司来负责管理和经营，实行彻底的市场化、专业化、民营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无论是国有、公有还是私有或共有的企业或公司，在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以及国内市场的对接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继续保持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民权政治不同于人权政治。民权是一个社会权利概念而不是个人权利概念。民权政治也不等同于民主政治，民权政治是以满足民权的基本需求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形态。民权政治的根本特点是政府公权力把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和实现有序参与和权利救济等作为政治体制优化和政治发展主要目标的政治形态。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的国家权力宏观框架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并且把主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定位在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法制建设、政府职能建设和发展基层民主等方面，其实质是把国家权力的有效性，也就是国家权力的管理权和执行权的有效配置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保障和基层政治参与等需要放在优先位置，而把国家权力的授受、委托等政治所有权的制度完善和优化放在次要考虑。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的最大变化是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实现了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与人民政治权利最切近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民权保障和落实的法制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也得到了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态势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是民主的权利化而非权力化。权利优先于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区别于过去其他政治形态的根本标志。权利从满足主体需要的维度可分为民权和人权。民权的需求主体是一个集团或集合概念，权利满足和保障的主体是由阶级、阶层或社会不同职业、区域或利益集团构成的；人权满足和保障对象是个人。在民权政治的制度框架下，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满足不是国家政治发展优先考虑的对象，个人权利的实现和满足包含在民权的实现和满足的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以民权保障和实现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创造了许多可借鉴和推广的典型，这是中国民权政治不断发展进步的资本。但有一点必须清醒，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权政治与处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民政治还有需求层次的差异。民权政治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
　　民生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呈现的基本特征。社会多元化使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引领作用越来越弱化，文化更多的体现为以满足民众社会精神生活为主要需求的性质。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需求引领的弱化，社会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和色彩斑斓，使中国文化基本上彻底摆脱了改革开放前往往一花独秀或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单色局面，社会权利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大众精神的愉悦和价值的多元追求，而竞争的高节奏和追求时尚生活或迫于生存压力又使大众化的民俗性的快乐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普遍需求。这种以快乐文化为普遍需求的社会文化生态，弥补了精神信仰迷失和正统文化失范带来的社会文化危机，在社会生活层面大大的缓解了人们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起到了宗教社会精神家园的精神救济和抚慰功能，使文化与普通大众的民生需要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这实质构成了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向文化的世俗化和市场化转变的基本形态。中国历来主流文化不同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在于文化是人们培育道德理性和维持信仰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世俗消遣的红灯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王道合一的文化和认知传统，使中国人往往从现实的切近生活寻找实现人生理想的价值。这种中国传统的理性文化和信仰体系，放大了世俗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使主流文化往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目前形成的以快乐文化为主导需求的文化形态，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成为推动和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形式，尚存敢问路在何方的必要。
　　民主社会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由权利自由和基层村社自治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特色以及发展态势的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是真正实现了人们社会权利的自由和解放，社会自主和自治构成中国社会建设和变革的基本形态和主旋律。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个人和国家、家庭和社会、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化结构和社会政治化生活。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组织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或城市的多功能的单位组织里面，国家和单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高于一切的。政治的至高无上和信仰的极端化倾向，使人们都过着虽然艰苦单调但却信仰坚定和品德高尚的生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结构在迅速解体后开始重建，人们在居住、择业、就学等方面的权利自由彻底的改变了原有的城乡和社会结构，不得不实行的村社自治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多年习惯形成的服从和命令型的政治文化心理，自主和自治成为新时期社会人的必修素质和生活法则。这些变化是对中国民众几千年形成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的根本性颠覆，但也孕育着现代公民社会的种子和初级形态。而这种状态恰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然经历的社会建设过程。为什么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是民主社会而不是民生社会？现在正在贯彻和落实的科学发展观不正是要倡导关注社会民生吗？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民生需要的满足，尤其是社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满足，恰恰是中国社会建设的短板和政府职能缺位的主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宗旨之一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所以民生社会的建设不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而是今后要大力发展和建设的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写于2010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