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昭：和谐发展与社会制度理性化

　　〔摘要〕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更期待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的协调、圆满和完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思想文化活跃以及生态环境安全等。从根本上说为了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亦即为了人的生命潜能的充分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精神的全面提升，并使人自身和周围世界都充满人性的光辉。必须立足于整体看发展，进行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协调，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圆满完善性，这是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发展和谐制度效率平等
　　进入2008年，接连几个重要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先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九届）”；接着是“北京人权论坛”召开。于是乎，“发展”的声音甚嚣尘上，“发展才是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追求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等等。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还不十分忌病讳医、还敢于面对现实的话，当发展的天平越来越倾向少数人、发展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发展越来越远离大多数人的时候；当一座座林立的烟筒排放出滚滚浓烟污染了蓝天白云、污染了清洁空气的时候；当一一条小溪河流被工业污水染成酱紫色、水中的鱼虾越来越少或者被突然变成怪物的时候；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并且被莫名的污染源所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的食品越来越变成垃圾食品并且在基因阶段已经被污染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耕地被地方政府莫名其妙地侵占并且不给予任何补偿的农民哭诉无门、无处伸冤的时候；当巨额的国有资产在所谓的改制过程中转眼间变成少数人的个人财富的时候；当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社会对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一根筋似的高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吗？我们必须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是我们的指导理念还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或者，我们就根本地违背了人的本性？无论是作为自然生命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生命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在享受短短的生命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
　　诚然，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要增长。但是，并非社会和谐完全依赖于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或者说必须等到足够发展时才能构建和谐社会。有些十分富裕的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今天开仗、明天暗杀就是明证。这说明，发展只是为和谐创造条件，经济发展不等于甚至不意味着社会和谐。我们要认识到和谐社会不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要通过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机制推动经济发展。
　　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水平、速度与质量。这就是说，和谐作为一定制度框架下的一种状态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很难想象，一个不和谐、不安定的国家能够使得经济迅速发展。涂尔干（当代法国社会学家）认为当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形成的关键，是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和价值的分化造成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传统的利益协调方式和价值体系解体，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进行社会重组，构建新的社会团结，防止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事实上，我国现阶段就存在着涂尔干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我们迫切需要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构建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促成新的社会团结，防止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的进一步扩大。
　　有人说发展追求的是效率，和谐追求的是平等。那么，如何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做出选择呢？有两种观点：均衡论和非均衡论。均衡论者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使资本和劳动做逆向运动（资本从利润率低的行业和部门向利润率高的行业和部门流动，劳动从报酬率低的行业和部门向报酬率高行业和部门转移），不仅能使各市场主体充分展示效率，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实现整体繁荣；非均衡论者认为，由于经济增长中的效率和平等不兼容，市场经济的力量一般趋势只能扩大差异，他们强调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依此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执调和论者，如威廉姆斯（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收入差异将会扩大，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差异会趋于收敛的倒型曲线。经济学家理查德森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的分化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和平等的结合点。我认为，无论是个人收入差距还是地区收入差距，应该以和谐作为一个临界点，在差距未超过承受能力时，也就是未破坏和谐的状态下是不损害效率或者说是较少损害效率的，一旦超过一定的界限，破坏了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必然影响、甚至严重制约经济效率的发挥。而现实是，我国经济增长和质量的不和谐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容易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与人的不和谐。
　　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表现在资源消耗与浪费严重。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按照这样的高消耗的发展，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自然资源体系将无法持续地提供支持。
　　人与人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数量与质量的不和谐引发许多不和谐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诚信缺失；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利益矛盾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区域发展水平相差过大并且在进一步扩大；就业压力持续加大造成失业增多；群体性突发事件持续上升等。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一是违背了发展的共同性本质，二是造成贫困落后地区不能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市场，反过来制约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三是差距过大超过居民承受能力，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矛盾激化，自然也就没有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
　　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社会经济不和谐问题，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谋求和谐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机制上解决问题，构建一种真正的以人为本的而非“以官为本、以权力为本”的和谐发展机制，为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激励机制、平衡机制和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促进社会主体的经济活力。赫兹伯格（美国管理心理学家）认为，工资、工作条件、个人生活等经济因素属于保健因素，这些因素得不到满足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满足不会起到什么激励作用；而工作本身的成就、社会认可、工作环境、责任伦理等因素才是真正的激励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才会使职工发自内心地、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完成工作。诺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有效的组织能够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财产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的活动，这种刺激会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正是构建这样一种制度环境的实质内容。以民主推动发展，以法治维护产权，提高效率；依靠诚信制度鼓励合作，达到共赢，避免因诚信不足使国民经济走入展困境；通过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公正规则激发社会活力，让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都发挥出来，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都涌流出来。
　　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从社会均衡发展方面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城乡分化、地区分化、收入分化，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反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的基尼系数还在提高，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范围。这种分化不仅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构建一个无论在资源配置上、还是在财富分配上都公正合理的平衡机制是和谐发展的应有之意，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及时处理各种矛盾，充分展示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长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扶持弱势群体，特别是为民众提供自我发展的基本能力。按照阿玛蒂亚森（印度籍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观点，当下层民众具备了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就业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
　　约束机制规范各种经济行为。约束机制的构建不只是指对自然界的索取行为的约束，也包括对任何有损于和谐发展的行为的约束，如防止高收入群体和既得利益者的行为对中、低收入群体、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利益伤害，以及通过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等，推动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真正实现。约束机制更主要的作用是规范政府权力，防止其越位、缺位、错位。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已经沦落为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的自私自利的小团体。
　　民主制度是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制度。人类经过数千年的艰苦探索和巨大的付出之后终于认识到，“大家的事大家平等地商量着办而不能由个别人或少数人决定”才是人间谋求发展的最大正道，这就是民主。民主能够激发社会活力，让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都发挥出来。事实上，今天的世界格局说明，位居世界前七名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都是因为比较充分地实行了民主制度。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民主国家发达证明民主只适合发达国家，而并非它们因为民主才发达”。这是本末倒置。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十八世纪的的北美地区是殖民地，经济简单落后（畜牧业和种植业）。但是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开国元勋奠定和后来统一美国南北的林肯总统等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使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正如薛涌先生讲的那样，民主常常在落后地区发展，并后来居上。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优势。二十世纪初，前苏联革命的胜利和早期经济建设的成果也证明，其早期的比较朴素的民主制度凝聚了人心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才赢得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苏联中后期却逐渐走向集权与专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与消亡。这应了一句话：专制会一时聚敛财富，但其繁荣却不可长久。我们再看看英国。英国繁荣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下，依靠选举产生的议会逐渐控制了政治权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使英国能够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迅速崛起。科技革命的浪潮又何偿不是民主制度的结晶呢？再看看印度，人口与我们差不多，其基础设施很差，利用外资仅相当于我国的零头，但GDP的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更看好印度。为什么？事实上，民主制度正在帮助印度的经济起飞。印度的法治，不管多么缺乏效率，目前也已经成为印度对中国的一大优势。也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印度才能发展出中国还没有的世界一流企业。
　　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是全人类的普适性价值和共同的理想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是衡量发展的最高价值尺度，这就是和谐发展。和谐发展就是让我们的人民（包括那些将来失去权力的人）都能够自由的、平等的、有尊严的活着。阿克顿勋爵在《箴言录》中说：“自由的理念是最宝贵的价值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
　　和谐发展从控制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开始。从根源上讲，政府的建立基于被治理者的同意。任何一个政府的建立，不论是采取什么方式建立的（武装斗争，和平演变，议会斗争），它都是建立在人民的授权之上，替人民行使公民个人无法直接行使的公权部分（如国家安全，教育，外交，治安、环境保护等）。换句话说，政府履行的只是公民出让的部分权力，公民没有出让的权力部分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公共权力当然是必要的，但公共权力也是危险的，只有保持各机构间适度的权力平衡，才能正确地实施权力，同时制约掌权者滥用权力。任何一个政府的运作，如果是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证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为依据时，这种政府的形式就是立宪民主政府。假如宪法空洞无物，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成为裁判依据，不能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不是限制公共权力而是突出特权，那么所有的立宪机制都将成为空谈，这样的国家必将走向独裁或集权专制，哪里还谈得上和谐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