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郑东雅：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和政策界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几乎彻底否定。本文的出发点是，由于投入要素的迂回生产提高轻工业的效率，重工业的发展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必要的补贴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最优补贴期限和补贴率。本文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校准，然后做了两个政策实验，一是中国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二是中国实行适当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将其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实际结果下居民的效用贴现和低于平衡战略下的效用贴现和；但是，如果我们实行最优赶超战略，那么，实行补贴的时间短于实际发生的情形，而且补贴率低于实际水平，同时，居民的效用贴现和比平衡战略下的还要高。
　　关键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型；两阶段最优控制法；校准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yyaoccer。pku。edu。郑东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dongyazhengyahoo。com。cn。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和经济政策界经历了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肯定到几乎彻底否定的过程（林毅夫、蔡和李周，1994；乌杰，1995；于光远，1996）。50年代初期，新中国面临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帝国主义的封锁，更重要的是，我们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并受到苏联巨大成功的鼓舞，因此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于光远，1996）。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几乎被彻底否定（林毅夫、蔡和李周，1994；乌杰，1995）。一方面，学者开始质疑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是否是一个客观规律，从而开始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实践中也受到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完全肯定还是完全否定，抑或还有第三种态度？
　　虽然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严重滞后，消费品品种单一、短缺现象严重，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把有限的资源积聚到最紧迫发展的行业，使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1952年，国民收入总额为589亿元，人均仅104元；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主要工业品产量，钢214公斤，原煤120公斤，原油018公斤，发电量1218度（图1）。在19531977年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中国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变为一个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建立了过去所没有的汽车、飞机、大型电机设备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业、高级合金钢、无缝钢管和铝加工业、化学工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赵德馨，2003）。如图1所示，1978年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52年相比，都有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长，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较强的工业基础，我们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会快速增长。
　　要评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们应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是否具有理论依据。我们首先认识到，轻、重工业产品数目的扩张都具有金融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ies），即更多的轻工业产品增加对重工业的需求，而更多的重工业产品降低它们的价格，有利于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但是，重工业具有一种额外的技术外部性，即更多的重工业产品种类有利于轻工业产品的迂回生产，提高轻工业的效率。这使得重工业不同于轻工业，也因为此，重工业的私人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对重工业进行补贴是有利的。但是，随着轻工业产品的扩张，重工业技术外部性的重要性下降，补贴因此也应该下降，直至取消。本文的核心是考察对重工业的补贴期限和补贴率问题。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考虑一个两阶段优化问题。在第一阶段，政府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暂时压低消费对新建的重工业企业进行补贴；在第二阶段，政府取消对重工业的补贴，回到平衡战略。我们的目标是使所有居民的效用贴现和最大。我们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校准，然后做两个政策实验，一个是中国实行平衡战略，即不对重工业进行任何补贴，另一个是中国实行适当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我们将这两个政策实验的结果与中国实际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们称之为过度赶超战略）进行比较，评价标准是所有人的福利贴现值之和。我们把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起点定在1954年，到1979年为止，中国实行了25年的过度赶超战略。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在这个时期对重工业的平均补贴率为37。37。和平衡战略的结果相比，这个战略使资本存量多增加了64。7。但是，实行该战略造成了长期的低消费，到1991年为止，最终效用贴现和仅为平衡战略下的76。1。这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受到颇多批评的缘由。最优的赶超战略是对重工业持续补贴11162年（即从1954年持续到约1966年），平均补贴率为31。这个战略暂时造成了低消费，但是较快地建立了工业基础并及时转型，到1991年，所有人的福利贴现和比平衡战略下提高了1。85。所以，目前对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实践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过头了。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它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建立一个两部门多产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第三节采用两阶段最优控制法来寻找合适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第四节利用中国的数据来校准模型，比较平衡战略、最优赶超战略以及实际实行的过度赶超战略三条道路下的结果，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反思；第五节是结论。
　　五、总结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提高经济中用于积累的比例，提高重工业投资比例，更快地建立工业基础，通过暂时的压低消费换取未来的高消费，从而有可能提高人们的长期福利。但是，另一方面它降低了相同资本存量和相同消费总量带来的效用，从而有可能降低人们的福利。当重工业的技术外部性较强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较大；随着重工业技术外部性重要性的下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不利于人民福利的提高。我们的模型校准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对重工业的补贴率高达37。57，且持续时间长达25年，因此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消费产品品种单一，到1991年为止居民的效用贴现和仅为不实行这种战略下的76。1。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我们用好重工业优先发展这把双刃剑，以所有人的长期福利为目标，实行合适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对重工业的补贴率应该为31，而且到1966年就应该取消补贴，到1991年所有居民的效用贴现和比不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高1。85。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计算没有考虑重工业优先发展对居民福利之外目标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实行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要建立强大和持久的国防力量，中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对他国技术的依赖。
　　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方针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计算也发现，当时对重工业的补贴率并不比最优补贴率高多少，问题在于持续的时间过长了。但是，必须注意的是，19541979年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动荡，它们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大跃进，它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面积倒退。如果扣除这两次大动荡所占的时间，则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际持续时间接近我们得到的最佳持续时间。或许，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错误主要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