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春：城镇化结构失衡与区划改革路径

　　
　　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是速度迅猛但结构失衡。以优化城镇化结构为着力点，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举措。新时期应将推进县镇城镇化作为破除城镇化结构失衡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并以区划改革为突破口助推县镇城镇化发展。围绕区划结构扁平化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重心下移，加快推进省直管县、市辖区不辖县，培育中心镇，规划镇并村，实行城乡二元差距约束性指标考核，为县镇城镇化提供体制保障和动力支撑。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已突破7亿，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未来一段时期的城镇化仍将保持高速发展。但也要看到，城镇化结构日益失衡，城镇化发展速度与结构、质量之间不协调、不平衡，如此下去城镇化难以持续。加快城镇化发展绝不能局限于华丽的数字，更要透过这些表象剖析城镇化结构是否合理、质量是否提高。只有建立在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城镇化才能确保质量并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城镇化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更长远地为促进投资、拉动内需、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一、结构失衡的城镇化亟待转型升级
　　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不健康、不可持续，不仅体现在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上，更体现在结构失衡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快城镇化追赶工业化。从当前城镇化年均一个百分点的增速以及近千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量来看，城镇化发展异常迅速；与此同时，城镇化结构失衡，这是城镇化继续推进迫切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
　　（一）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突出矛盾是结构失衡。从中外城镇化比较来看，主要差距已经不在于规模和速度，关键在于质量，核心在于结构。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失衡，呈现比较明显的马太效应。首先，横向结构失衡。东、中、西部的城镇化不平衡，沿海和内地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城镇化水平不平衡。2012年，上海城镇化率最高，达89。3，西藏仅22。7。如果排除直辖市，广东城镇化率最高，达66。5。其次，纵向结构失衡。大、中、小城镇发展的差距与日俱增。大城市超常规发展、过度集聚，而中小城镇发展滞后、无序，不仅规模小、层次低，而且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竞争力不强，与大城市发展差距越来越突出。再次，城乡结构失衡。人口城镇化赶不上土地城镇化，大量农村土地特别是大片城中村被城镇化，但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与城市相距甚远，而且产生了大量失地人口，这是城乡二元差距加剧、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社会矛盾凸显的一个重要根源。最后，城市内部结构失衡。城镇化内部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人口，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近3亿农民工仍被屏蔽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他们无论在工作地位、权益保障上，还是居住生存、心态感受上，都被城市所边缘化。
　　（二）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是新型城镇化。城镇化道路选择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国情，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大等现实问题，走适度紧凑、集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十二五城镇化突出矛盾已经从传统粗放的量扩张转向有机集约的质提升，必须致力于从结构失衡向均衡转变的新型城镇化迈进。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不是人口迁移形态的城镇化，也不是户籍形态的城镇化，而是生活方式、文明形态、结构布局等并重，集城市现代化、产业集群化、城市生态化与县镇城镇化四化一体的城镇化。
　　1。在布局上看，是梯形分布状城镇化。既要避免哑铃型结构，也要避免倒金字塔型结构；既要避免摊大饼式的遍地开花，也不能过度集中，特别是不能仅仅依靠大城市来承载日益庞大的城镇人口，而是要着力构建梯形分布形态的城镇化，即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中等城市为依托、小城市和广大城镇为主体的网状、多层、辐射型结构，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2。在内容上看，是水乳交融式城镇化。不仅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努力推进所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要强化高端要素向大城市集聚，还要实现所有要素在城市体系内畅通无阻、双向流动，促进要素最优化配置；不仅要保障市民权益，还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工与市民融为一体发展。
　　3。在目标上，是天人和谐型城镇化。不仅要通过户籍制度等改革，推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还要充分考虑城市的人口容量、治理成本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仅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要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生活幸福指数，实现健全的城市功能、优美的人居环境以及高效的城市经济的协调统一。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着眼于突破城镇化结构失衡。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滞后于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同时也滞后于自身工业化发展水平。因此长远看，城镇化加速发展是必然趋势。但只有建立在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城镇化才有坚实的发展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三十多年的发展，在结构上已经累积了很大的弊病。如果不在结构上下功夫，任由城镇化盲目膨胀，必然会出现泡沫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应围绕优化城镇化结构，找准结构失衡的症结，着力破解重土地城镇化、轻人口城镇化、重大中城市发展、轻小城市和镇发展，重市民权益保障、轻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权益保障，重城镇化指标、轻城镇化质量等四重四轻矛盾，加快县（县级市）和中心镇城镇化（以下统称为县镇城镇化）发展。
　　
　　二、县镇城镇化是破解城镇化结构失衡的重要途径
　　县镇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和节点，是实现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长期以来，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县镇处于不农不城的弱势地带，既不能有效集聚资源，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又不能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加快发展，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瓶颈所在，更是城镇化发展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快县镇城镇化发展，以此破解城镇化结构失衡。
　　（一）县镇城镇化是破解城镇化纵向结构失衡的着力点。城镇化协调发展应坚持双轮驱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快建设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大都市；另一方面要着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这些年来，大城市包括333个地级市，特别是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的发展非常迅猛，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强化，但大部分县镇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滞后。要从根本上破解城镇化结构纵向失衡，必须在继续发展大城市的同时，科学规划、重点发展一批具备一定条件的县镇。特别是二元户籍制度难以全面取消的情况下，以放宽县镇户口为突破口，加快农村人口向县镇集聚，不仅能有效缓解大城市病，也有利于加快县镇发展，从而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县镇协调发展。考虑到我国县镇众多，包括374个县级市、1464个县、19522个镇，所以不能盲目、粗放、无序地城镇化，应从中选择一批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县镇，特别是根据经济基础、公共设施和就业容量、产业关联度等条件，选择一些在工业、商贸旅游、交通枢纽、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特色优势的县镇作为重点。这样既可以进一步打实城镇化的基础，又可以避免到处大兴土木搞土地城镇化。
　　（二）县镇城镇化是破解城乡结构失衡的突破口。城乡结构失衡是城镇化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城乡二元差距加大背景下，靠大都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来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和实现高度城镇化，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特别是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城市、轻县镇、重土地城镇化、轻人口城镇化导向，已经引发城市病、县镇产业空心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导致城乡结构失衡的问题愈发凸显。减少农村人口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县镇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最便捷、最可行的路径，应将推动县镇发展作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这样可避免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钟摆式、候鸟式频繁流动，减少庞大的农村人口涌人大城市从而带来的种种冲击，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缓冲带，促使他们到县镇就业和市民化，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县镇城镇化是破解城镇内部结构失衡的重要举措。当前名义城镇化率是52。5，但城市户籍人口仅35。3。这说明统计到城镇化率中的人口并没有真正城镇化，这部分人口既包括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却未能与市民同权同利的农民工，也包括1。4亿在镇区生活但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发展要优先让这3亿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市民化走向市民化。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市民化路径。大城市进入门槛高、生活成本高、就业成本高的三高压力导致通过大城市来大规模吸收新生代农民工的道路难以行通。与大城市相比，农民工在县镇定居生活的门槛要低得多。所以逐渐放开县镇的户籍限制，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到县镇落户，不仅能够加快县镇城镇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可解决半城镇化状态的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社会问题，促使城市健康均衡发展。
　　（四）县镇城镇化是破解城镇化质量不高的有效途径。
　　高质量的城镇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之上的合理有序、自我更新、充满活力的城市生命体，是资源环境友好、产业集约高效、社会公平有序的城市综合体。但城镇化在创造文明成果、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环境恶化、资源紧张、幸福感下滑等很多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发作阶段。而我们现在已超过50，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可能进一步凸显和蔓延。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发展不均衡导致人口过度涌入少数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作为区域发展高地，集聚了几乎所有的高端服务（如金融、高校、科研院所、商贸中心等）和高端要素，必然吸引大量人口集聚；相反，大多数县镇发展远远滞后，不少县镇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法提供，必然面临要素流失。因此，将资源和政策向县镇倾斜，既有利于加快县镇发展，又能抑制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这是破解大城市病、小城镇空心化的双赢之举。
　　
　　三、县镇城镇化的区划瓶颈
　　行政区划体制决定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影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对县镇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现行的五级半行政等级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存在较高程度的职能同构，导致资源配置日益失衡和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县镇城镇化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要破解城镇化结构失衡这一症结，必须以区划改革为切人点，加快县镇城镇化发展。
　　（一）现行区划管理体制下的城市等级化资源配置影响县镇城镇化发展。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既要管理人口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域，又要管理下辖的农村区域，导致城市功能定位模糊不清，容易顾此失彼致使农村发展边缘化。这种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决定资源自上而下的分配流向，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自然成为重点，而县城以及最基层、数量最庞大的小城镇仅是农村的区域行政中心或小规模商品集散地，缺少产业支柱、要素支持和人才支撑，发展活力难以释放。而且资源在自上而下传递过程中，上级城市对下级城市拥有资源分配控制权，更多资源被用来满足更高级别行政辖区的城市建设需要，如占全国人口29的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掌控着62的生产总值（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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