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传统城市化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想避免，但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
　　在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率达到90以上。城市化率，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至今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也很少再被人们关注。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等级的存在。但在现阶段，在本国公民权利平等和身份限制已消失的条件下，城市化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公共服务因城乡而异，或存在城乡社会保障的非一体化，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保障一体化方面尚存在的城乡差距。但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多。
　　第三，由于国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日益完善，再加上通信手段的方便，以及运输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土地价格的地区差距的存在，所以城市化率高不一定反映工业企业必定趋向于集中，而很可能分散于城区以外的农村。
　　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意见，中国目前城镇化率还不到5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镇中的一些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中已是常住人口，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镇化率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
　　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以下，让我们按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予以论述。
　　老城区
　　老城区是指已有的城区，它们有的在工业化以前很久就存在了。工业化开始后，在这里建设了一些工业企业，老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日益增多，街道狭窄，人口拥挤。随着工业企业的建立，商业和服务业也发展较快。
　　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由于工业企业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所以一定要设法把这些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近些年在老城区推行的“退二进三”的做法，是正确的。“退二进三”是指，第二产业迁离老城区，第三产业进入老城区，使老城区成为商业中心、服务业中心和居民区。老城区有不少过去的建筑物，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维护、修整，保留下来，作为文化遗址。某些街道也应当完整地保存，显现当年的风貌。
　　老城区改造和环境治理过程中，应当关注棚户区的拆迁问题。这些棚户区是工业化前期建立的，房屋质量差，棚户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差，而且居民多数是贫困的、教育程度低的。他们之中，有些退休的工人和下岗的工人，甚至是无业的。由于无业人员多，所以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犯罪率偏高。
　　拆迁棚户区在某些城市老城区改造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经验，这就是把新城区建设、招商引资、老城区改造三者结合在一起，重视规划。根据某些城市的做法，大体上是这样的：
　　先在新城区的一块空地上盖成一批标准的、建筑质量合格的居民楼，让棚户区的住户迁过去，把周边的公共设施建设好，如公共交通、孩子上学、环境卫生等问题一并得到解决，让迁入的居民生活安定。
　　再通过招商引资，或者在新城区建立工业企业，或者在老城区内原棚户区的地址上建立商业、服务业企业，以安置棚户区的失业人员。
　　如果失业人员愿意自谋职业，也可以扶植他们自行创业，如从事个体工商户或创办微小企业。此外，他们还可以在新城区的居民区内从事家政服务、保洁、保安等工作。
　　棚户区内还居住了一些从农村来的务工人员，可以在拆迁棚户区的同时，让这些常住于城市并有稳定职业的人员（包括开店的、有执照的摊贩等）转入城市户口。由于这些人迟早要成为城市居民的，不如乘拆迁之机把户籍问题一并解决了。
　　新城区
　　新城区一般在城市郊区，它们可能是由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创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演变而来。这里工厂林立，基础设施完善，有发展空间。
　　新城区不仅有企业，而且也有常住的居民。这些常住的居民，或者是原来的农村居民，或者是镇上有农村户籍的个体工商户等。在一些镇并入老城区的同时，也有一些镇并入新城区。由于有了常住居民，再加上有新建的工业企业的职工，所以新建的城区除了工业园区以外，还会有商业区、服务区和居民区。
　　对新城区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业企业进园区。这对工业企业有四个好处。一是这里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运输便利，可以减少成本。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监管，便于治理。三是许多工业企业都设置在工业园区内，便于信息交流，也便于工业企业获得新的商机。四是政府的服务到位，通过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业企业可以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帮助。
　　新城区往往是新兴产业的立足地。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是快的，这是对城市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的巨大支持。
　　新城区无论是在原来的空旷地带建立起来的，还是以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历史所留下的包袱都比老城区要少一些。这正是新城区的优势所在。同时，新城区的就业机会要比老城区多。新城区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各类技术工人、专业服务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育基地，成为向新城区自身和老城区，甚至其他城市的老城区和新城区输送各类技术工人、专业服务人员的源泉。
　　农村新社区
　　现在各地都在兴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不少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原有的自然村基础上通过旧房改造而成的，也有的是在原有的自然村附近的空旷地带建成的，原有的旧房在居民搬迁后被拆掉，土地经过整理，重新变为耕地。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农村新社区的起点。
　　农村新社区的进一步建设，一般有五个内容：
　　第一，农村新社区要实现园林化，成为绿树成荫、花草茂密的适合居民居住的居民区，而不能只以盖好几幢高楼为目标。
　　第二，农村新社区要成为环境清洁的居民区，实现污染防治、垃圾回收和利用、符合低碳节能要求的居民区。
　　第三，农村新社区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建设卫生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养老院、公共交通、自来水、通信、文化室、安全保卫等相应设施，使得农村新社区内的公共服务与城区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相同。
　　第四，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当及早实现城乡一体化，不存在农民与城区居民的身份限制。
　　第五，在社会管理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社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居民也可以罢免不称职的负责人。
　　在实现上述各项要求之后，村级自治就改为社区自治，农村新社区成为基层单位，也就纳入城镇化了。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了，身份限制不再存在了。
　　农村新社区居民的就业状况，是多样化的，因地而异。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各地有不同的做法。
　　例如，在某些地方，由龙头企业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把土地入股到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这些土地上按土壤的性质，有的种果树，有的种粮食，有的种葡萄，有的种饲料。在建设用地上，盖起了各种工厂，在草地办起了牛羊饲养场，此外还办了养猪场、养鸡场等等。农民愿出外打工的，听他们自愿。不愿外出的，把农民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到果园、葡萄园、粮田、饲养场工作。这样，每个农民每年按股分红，每月还有工资可得。龙头企业还建起了宿舍区，按社区模式管理，分配居民居住。公共服务设施也由龙头企业兴建。这又称“公司社区农户”模式。我们在山东烟台市就见到这种模式。
　　又如，在某些地方，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的专门生产茶叶，有的专门生产西瓜，还有的专门生产柑橘等等。同时，也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或改造旧民居，或在附近的空旷地带新建居民区，使农民迁入居住。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组织生产，而改造后的旧民居或新建的居民区，则由住户选举的村委会或社区管委会管理。这是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农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订立合同，由龙头企业提供技术，提供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灌溉机械），并统一收购产品，经营销售。我们在重庆市的江津、长寿、梁平等地见到过这种模式。
　　再如，在某些地方，在市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主持下，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给农民一定的建房补助，动员农民自建新房，或改造旧房，政府再投资建设公共设施，并在这里实行社区式的管理。农民则转向专业化的生产，如每家都有蔬菜大棚、草莓大棚，精耕细作，产量高，收入增多。生产由各户自己负责，社区则组织专业的运输队，帮助农民把产品运往农贸市场去销售，或者，社区把这一带改造为旅游点，农民办农家乐，或妇女制作手工艺品，吸引游客前来选购，也包括购买新鲜水果、蔬菜、土特产等。这又是一种模式，可以把它称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我们在贵州毕节市见到过这种模式。
　　还有另一种模式。这就是在某些地方，在市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主持下，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帮助农民集体创业，如全体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工业、建筑业、物流业的工作。生产由农民组织的公司和民选的公司董事会负责经营管理，生活则由社区统筹安排，社区管委会负责人同样是民选产生的。可以把它称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集体经营模式”。我们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见到过这种模式。
　　农村新社区的模式肯定不限于上述几种。各地正在根据自身的情况，继续探索。这也是很自然的。应当把不同模式的涌现和不同模式的并存，看成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调动了民间蕴藏已久的积极性的结果。
　　农民和城市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说明适合中国的城镇化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有些专家同意这三部分构成中国城镇化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疑问，这就是：老城区和新城区可以纳入城镇化的范围，但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范围，似乎有些不妥。他们说：如果把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范围，岂不是自相矛盾？难道农村与城镇化可以合而为一吗？这个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的解释如下：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还不能立即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在这个阶段，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老城区和新城区都有常住的农村人口，农村新社区更不必说了，农民成为新社区居民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农村新社区”一词是适合实际情况的。
　　进入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居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常住于新老城区的农民，迟早会转变为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这是总趋势，谁也无法改变。至于在农村新社区居住和工作的农民，随着新社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特别是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展，新社区中的农民迟早也会转为城市户口。
　　说得更确切些，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一元化。城区和农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别，也不再有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到了那时，可以把“农村新社区”改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加上“农村”二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距和权利平等的目标。